初中丈夫和高中妻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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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高延萍已相伴走过了34个春秋。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们依然相亲相爱，每次出行，总是手牵手，人们都夸我俩真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好夫妻。

是啊，我们确实是一对恩爱夫妻！因为在34年的风雨人生路上，我们是同甘共苦、相互搀扶着一路走来的。

庆祝领结婚证，只吃了两个烤红薯

1979年，我和高延萍相恋。那时，我在鄂西一家三线水泥厂当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初中仅读半年就因“”而失学。而且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有6个兄妹，由于属多子女家庭，家底儿薄。而高延萍是高中生，在一家企业当会计，长得也十分漂亮。

当时，一些人都认为我们俩谈恋爱不般配，高延萍的一帮闺蜜甚至劝她趁早和我分手。可高延萍却说我是一个爱学习、有上进心的青年，还说我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靠得住。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冷嘲热讽，她都不为所动，坚持和我相爱。不久，我们的恋爱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时，高延萍的母亲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在城里没有房子，而我们厂离城区又有9公里路程，怎么结婚？她是心疼女儿结婚后，每天往我们厂来回奔波太辛苦。

我听了后十分沮丧，自己是个外乡人，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在城里解决住房问题。在厂里，我也不具备分房的条件，只是几个同住在单身宿舍里的工友都陆续结婚搬走了，才给我留出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

高延萍见我为此焦急烦恼，就劝慰我：“没有房子不要紧。结婚后，我每天骑自行车往你们厂里跑。从今天开始，你就教我骑自行车吧！”

我为高延萍的深情大义和坚强而感动不已，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顿时放了下来。

1980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高延萍一起去领了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揣着鲜红的结婚证，我对妻子说：“我们上餐馆去吃一顿，共同庆祝一下吧！”妻子说：“没有必要，你我下午都要上班，还是随便吃点什么吧！”这时，妻子正好看到路边有一个烤红薯的摊子，就说：“我们买两个烤红薯吧！”我知道妻子是真诚的，就走过去买了两个烤红薯，一人一个吃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大喜日子的午餐，它也象征着我们结婚后的日子，会像烤红薯一样又香又甜。

妻子的帮助理解和支持，使我这个水泥厂工人改变了人生命运

结婚后，受妻子的鼓励和支持，我开始走上了业余创作的道路。

当时，投稿都要用方格纸一笔一画地写出来。可我初中只读了半年，文化程度太低，字也写得丑，拿不出手。所以每篇稿件写出来后，都是由高中生的妻子帮我抄写。在抄写过程中，妻子还将我的错别字逐个予以改正，并告诉我错在哪里。

平时，妻子还注意帮我搜集素材。有一次，妻子在乡下的老表来访。妻子在了解了老表的近况后，觉得他的生活经历值得一写，便一一向我介绍，并催我尽快写出来。于是，几天后我写出了第一篇小说《老尖的婚事》。后来，这篇小说伴随我的儿子出生，发表在一家文艺杂志上。从此，我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的劲头更足了。

改革开放之初，妻子所在企业下属有一个小店，开始实行责任承包制。当月，有少数未完成任务者少拿了一些工资。因妻子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少拿工资的员工就把怨气撒在妻子身上。妻子受了委屈，并没有在我面前哭诉，而是从中发掘了一个好的素材。她详细告诉我事情的原委，让我写出来。于是，我写成短篇小说《小店风波》，发表在《湖北日报》文艺副刊上，在我们小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妻子的帮助下，我创作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1985年，当地宣传部门将我从水泥厂调入市群众艺术馆，并且很快给我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调到市群艺馆后，担负了全市的文艺创作辅导工作。那时，正是风行“文学热”的时代，我们家成了业余文学爱好者的园地。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上门造访，有将作品带给我当面阅读，要我指点的；有专门来高谈阔论，探讨文学创作的；也有上门来诉说人生困惑的……那段岁月，我们家经常门庭若市，闹哄哄的。可我妻子非常理解，一点也不烦。有时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她特意将儿子带到公园里去玩；有的农村作者远道而来，她还热情地招待在家吃饭。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我在工作中也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年年受到省、市文化部门的表彰。国家文化部当时办的杂志《群众文化》，刊出了报道我热心辅导业余作者的文章《滋人汤》。我们市电视台也拍摄播出了专访我的专题片。同时，我获得了“全国自学成才”证书，被湖北省作协吸收为会员。

我一时成了小城的名人，被选为市政协委员，还当选为襄樊市的人大代表，被襄樊市政府评为“党外人士岗位建功立业”标兵。

我知道，这一切荣誉的背后，都有着我妻子默默奉献的心血和汗水。

夫妻中年携手共渡难关，现在年过花甲依然相亲相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妻子所在的企业突然倒闭了，连一分钱的工资都发不出。我所在的单位也因僧多粥少，每月只能发300元的工资。当时，儿子在省城上学，每年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为了家庭渡过经济拮据的难关，妻子毅然远赴上海打工。

在我们分离的日子里，每当电话中听到妻子哽咽的声音，我的心都碎了。多少次，我劝妻子回来算了，妻子却执意说：“为了我们这个家，我要坚持再干几年！”

一年后，为了减轻妻子肩上的压力，我不得不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应聘到广州一家文化公司担任杂志主编。妻子也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和我并肩打工，重新建起了家的乐园。

在广州打工期间，由于我工作压力较大，病魔趁机向我袭来。妻子发现我骤然消瘦后，便屡次催我上医院检查。当时我害怕真查出毛病来，不敢去医院。妻子见劝说我无效，便假借查血型之名，拉我到附近的社区卫生院检查，暗地里嘱咐医生为我查查血糖。检验结果出来，我的血糖严重超标，确诊为糖尿病。不久，妻子为我的身体着想，敦促我放弃了广州的工作，返回家乡。

2004年，我们回到了我的老家武汉。我们用打工挣来的钱买了一套新房，终于圆了我落叶归根的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搬进新居不久，妻子却被查出罹患乳腺癌。当妻子得知手术加化疗需要10多万元后（妻子当时尚未进入医保），便想放弃治疗。我一夜急白了头，安慰妻子道：“治病要紧，不行的话就将新房卖掉！”

白天，我在病房里陪伴着妻子；晚上回到家中，我便奋笔疾书，要挣稿费来维系妻子的治疗。好在妻子化疗的周期较长，我硬是靠借钱和稿费撑下了妻子的治疗费用。

妻子化疗完毕后，为了和病魔抗争，她开始在早晨去练太极拳。一段时间后，她感到晨练确实对身体有益处，于是动员我也去晨练。起先我不愿意，妻子便每天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还帮我买回网球、羽毛球、空竹、陀螺等健身用品。

在妻子的督促下，我也渐渐热爱上了晨练，还拜妻子为师打起了太极拳。几年晨练下来，我的精气神好多了，高血压、糖尿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使我有充沛的精力，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写作。

为了帮助我在网上投稿，妻子年过半百又开始学电脑，练习打字。当时，她一边打毛衣，一边背五笔字型的字根。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练习，妻子不仅字打得熟练，而且对电脑知识也基本上掌握了。每当我写完一篇文章，妻子就立马在电脑上打出来；每当我在电脑上投稿需要插图片和附件时，她一会儿就帮我整理好了。有时我的电脑出现了故障，妻子就亲自动手细心检修，竟然让她给捣鼓好了。

到目前为止，我几十年来已累计在各种报刊发表了6000余篇作品，出了4本书，在全国各地征文中获奖140余次。2013年，我被武汉市委宣传部表彰为“读书明星”。如果没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我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

现在，我和妻子虽然都已年过花甲，但我们每天都过得那么开心，那么充实。而且，这快乐生活将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