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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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24－07
金末元初形成的“宗唐得古”的诗学倾向〔1〕，经过元朝的选择，逐渐形成了明初的宗唐诗风。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师心与师古的表面对立，也不仅仅是尊宋到宗唐的简单让渡，而是对心、性、情、理等哲学观念进行辨析的结果，是中国诗学在唐宋之后寻求突破的自觉尝试。在这期间，师心说不仅被丰富发展，也得以调整完善，逐渐成为明代诗学变革的动力。这一省思，使得明清诗学的争论得以在宗法唐宋的基础之上，向着调和与融会的方向发展。本文试论之。
一、师心说与金元思想的变动 元明的宗唐，与南宋的宗唐指向不同①。南宋宗法中晚唐，是对江西诗派的反拨，其着眼点在于诗体诗法。而元明所宗为盛唐，是对诗歌传统的恢复和对心、性、情、理的重新建构，立足点在于诗的本质要求。故讨论元明宗唐诗风的形成，应当首先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师心论的变动，以理清宗唐风气形成的内在理据。
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是元祐思想的两大分支，二者既有理论的分歧，也有性情的差异②。在苏轼看来，二程所强调的“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2〕，将性情剥离了开来。苏辙也说：“夫道非清非浊，非高非下，非去非来，非善非恶，混然而成其体，于人为性，故曰有物混成”〔3〕。苏氏兄弟直接针对二程所坚守的传统性情论展开批驳。在二程看来，性自命出，情自性出，性本身具有道德意味，或善或恶，因而需要礼的约束。作为“道”的体现的“礼”则蕴含着道德判断，具有伦理纲常的意味〔4〕。而苏氏兄弟则认为道没有任何的先验性，“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2〕，不存在道德伦理的预设。由此看来，二程所代表的洛学主张人情顺理，宗儒而守于儒；而苏学主张理顺人情，宗儒却出于儒。因而苏学所谓的“道”更多带有道家的意味，而不涉及道德判断，认为人情乃是“理”或“礼”的起点，从而肯定了人的喜怒哀乐的合理性。
苏学盛于金朝，源于宇文虚中、吴激、张斛、蔡松年、高士谈、施宜生等苏学后学归金，借才异代，使得苏轼的文学主张得以北传。在苏轼看来，文学是性情、意气的自然流露，师古的目的在于性情的表达，文章应该以性情意气作为表达的基础，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这种师心为意的做法，直接为周昂所继承，其言：“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5〕，反对雕琢与经营，以致“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成为一时风气〔6〕。与此相应，赵秉文的“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7〕的观点、元好问“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8〕的说法以及李纯甫的“字字皆以心为师”〔9〕的总结，都越来越强调诗歌出于心灵而非出于才学。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曹胜高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洛学在经历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四代师承、完善后，成为包括理气论、心性论、致知论和修养论的理学体系，严谨细密，自成系统。由于苏学的着眼点在于文统而非道统，有论点而无系统阐述，体系松散，思辨不足，很容易在金元理学家的理论批驳中日渐消解。所以当元朝统一全国时，苏学的影响在思想层面上已微乎其微，甚至有被后来居上的陆九渊学说所替代之势。但在文学层面，苏学所倡导的“以意为主”的观点仍保留着持续的影响。元灭金以后，文论家开始寻求融合重文统的苏学和重道统的程学的路径。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道是文的根本。作为本体论概念的“理”的实现，是需要作为宇宙论概念的“气”来运化的。按照朱熹的阐释，理即气，那么文和道都应该合乎理，自然也都是气的产物。吴澄就这么认为：“盈天地之间一气耳。人得是气而有形，有形斯有声，有声斯有言，言之精者为文。文也者，本乎气也。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10〕从气的角度来看，文和道无从区分，文章是清气所化成，道是正气所化成，黄溍《雪峰文集序》、陈旅《国朝文类序》、王礼《伯颜子中诗集序》皆认为文乃气的产物。这些从理学视角对“文”进行阐述的观点，不自觉又回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文论观念上，成为元代文论家阐释文风差异的基础。这样一来，主张“以道统文”的理学家们，却在无意中支持了文的因人而异、因情而异的多元风格说，这成为金元文论的基本观点。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认为本心是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本源，这一观点与先秦以来的师心论异曲同工，只不过更强调文和道都是心的产物。从这一视角来看，诗文便是人心、性情的外化。黄溍说：“予闻为诗者必发乎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其情亦无以大相远。言诗而本于人情，故闻之者莫不有所契焉。至于格力之高下，语意之工拙，特以其受材之不齐，非可强而致也。”〔11〕这段话前半截持师心说，后半截则回到了曹丕禀赋不同而诗文有异的论调上。黄溍努力论证了情可发乎内心，但必须合于理，认为这样就能实现文道合一，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儒家心化论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上〔12〕。而刘将孙虽有“文以理为主”之论，但他吸收了南宋以禅喻诗的方法，认为道理和艺术一样，都是心的产物、心的神巧，这就决定了文字并无二法，是各随性情的产物，是自然而然生发的过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到，金元人在讨论师心论时，明显带有纠补宋诗过于强调才学、思致缺失的意图。
从思想建构而言，元代推崇理学，并没有削弱自金代以来重文统的倾向，还为师心论提供了理论上的进一步滋养。由于元代不是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理学的推广，只是以理学的形式辅助约束臣民，拉拢南宋遗民，因而理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进入学者、官员或者士人的心中，反倒促使士人在文道合一的进程中，更倾向于以文来抒写个人情怀。如杨维桢认为，“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13〕，反对对性情的雕琢与约束，成为元代师心论的新主张。这一主张的形成，是因为“道不束文”而导致理学“流而为文”，即诗文不是由着道，而是由着心生发出来的〔14〕。如吴澄认为诗乃“人心自然之乐也”，应该道性情之真，以自然而然为贵〔15〕，好诗应该如天野飞云一样发乎性情、无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