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传旺事件背后 近300万城市童工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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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作为汽修厂的学徒，13岁的山东男孩杜传旺在当地某汽车配件商店门前修理汽车时，被两位工友用充气泵从充气，险些丧命。

7月1日，夏津县公安局依法将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嫌疑人赵某、陈某刑事拘留，而涉嫌使用童工的老板董某目前失去联系。

“贫困通常被解释为诱发童工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特邀专家卢德平教授在《论中国的童工问题》一文中指出。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之后，通常的选择就是通过劳动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有的在家里务农，有的外出打工。

“鉴于国家有相当多的法律要求适龄儿童必须完成义务教育，禁止企业使用童工，所以他们大多只能在农业和其他一些非正规的部门工作，不但缺乏保护，工资低，身心发展也容易受到伤害。”卢德平告诉记者。

相关数据显示，除绝大多数在家务农的“童工”之外，中国城市童工保守估计大约有200-300万人，这一群体存在的救助困境已经难以让人忽视。

不该发生的杜传旺事件

据《山东卫视》记者赴山东德州夏津县董仓村实地调查了解，杜传旺的家庭在本不富裕的当地，也属于最贫困的少数。“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已盖上了新房子，而传旺家只有三间比较破旧的平房。”媒体记者拍摄的照片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家徒四壁”。

杜传旺的爷爷奶奶在父亲年幼时去世，传旺七岁多时，妈妈突发脑溢血去世，不幸的家庭如今只有父亲、他和七岁的弟弟。传旺的叔叔杜勇厚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从妈妈去世时起，传旺就学着做饭、蒸馒头，帮父亲照顾弟弟。

传旺的妈妈去世之后，他的父亲杜舍厚要在家里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无法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靠那几亩地种种棉花，一年的收入也就只有5000多块钱。

令人叹息的是，虽然家境极度贫困，但杜传旺并不是没有条件上完初中。“教育局一年补贴我们300元供孩子读书，传旺学习成绩不好，今年春天开学，自己不想读了。”7月19日，杜舍厚在电话中以浓厚的山东话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学校留不住杜传旺，家境贫寒，辍学之后尽早参加工作，为将来的谋生做准备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可惜能去的正规渠道不多。

据了解，杜传旺与两名伤害他的工友共同受雇于一位姓董的汽车维修老板，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平时由董某联系私活，再派他们去维修。杜舍厚当时指望孩子在那里学门技术，以后可以当个谋生手段，没想到不过3月时间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杜传旺被汽修厂工友充气的事在微博上一经，转发量瞬间达到33万之多，众多网友表达了对两位工友的愤恨。

7月13日，夏津县公安局对“杜传旺案件”召开说明会。夏津县宣传部副部长张胜利说，“就调查情况来看，这件事情是由一次玩闹引起的，但它毁掉的是三个家庭。”

“小传旺是刑事案件被害人，除了追究故意伤害刑事责任外，作为被害人还可以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两致害人赔偿医疗、护理、交通、住院伙食、营养等费用，如果经鉴定构成伤残的，还可以主张赔偿伤残赔偿金。”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陈苏律师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陈苏律师表示，“小传旺维权判决可能难以执行，这也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据媒体报道，两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赔偿能力，而汽修厂能拿出的钱数也有限，这也是很多童工案件面临的共性问题，就是童工多数被小工厂、小店铺、个体甚至黑作坊招用，发生伤亡很多都无法执行实际赔偿。”

难以估计的童工数量

“由于童工在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家数据库还是在地方调查中，都找不到关于童工的权威统计数据。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童工在我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或者说它的发生率不高。”卢德平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他认为，“由于初中生和童工在年龄上有较高的重叠，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是估计童工规模的一个重要的间接标准。”从初中的辍学率（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05 年初中辍学率为2.62%） 推断，每年有将近300 万的辍学青少年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著名青少年研究专家陆士桢女士也曾估算，我国城市童工大约在200～300万人左右。据记者了解，教育部近年来没有再公布辍学率数据，那么这一根据辍学率推断的童工数据，可能又因为真实辍学率数据的缺失变得更为模糊。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REAP）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7800名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累计辍学率高达25%。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则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

这与官方数据相差悬殊。甘肃当地官方所公布的初中辍学率只有0.6%。根据教育部数据，“十一五”时期中国的初中辍学率已被控制在2.49%。

2009年5月中旬，卢德平教授曾请江西省的一个县做了一份关于16周岁以下儿童去向的调查。根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数据，在3个乡的6个村庄中，95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终止了学业。其中有52人在城镇工作，33人在务农。只有5 名儿童在参加职业培训，还有5名儿童在当学徒。

据全国妇联2009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并呈小幅增长趋势。而《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51万人。

卢德平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很容易加入劳动力大军。相对于那些流动到城市务工，从而具有较高能见度的儿童来说，在如此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中，有不少处于童工状态的儿童，则分散在县乡一级的私营商店、餐馆、工厂，难以识别或进行统计普查。

国际劳工组织（ILO）也曾对中国的童工数量做了专门的统计和预测，20世纪50年代，中国10～14岁儿童中有47.85%从事着具有经济性质的劳动；80年代初为30.48%，约4000万人；90年代中期为11.55%，约1200万人，2000年为7.86%，具体人数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