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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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写了三篇文章：《清华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稀缺的》，《在台湾，找中国》，《问道钟南山》。

我不是说这一年我只写了这三篇文章，事实上我写了大大小小五六十篇，不包括每天七八条微博。我的意思是，以上三篇不追风，也没有命题作文，却具有某种静静的力量。

《清华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稀缺的》焦点是刻在石头上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但我还原了它的后一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文章一出，引发了不大不小的反响。

《在台湾，找中国》核心是辛亥百年之后我们失去了民国范儿，台湾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火种。此篇获《旺报》两岸征文奖。

《问道钟南山》则透过大时代里的隐居潜流，映照当下的浮躁。有不少朋友看后问我，真有隐士吗？其实我说的是一种反观的能力。

三篇文章看似不经意，却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

2011年过去了，我们送走了浮躁的一年。又将迎来新的浮躁的一年。作为传统传媒人，我想提几个问题：

为什么媒体人都短命

好文章是天和地和气和，用码字为生的人的话说，这文章写得挺爽，不磕绊，不拧巴，几乎一气呵成。2011年我写的其他50余篇文章则颇费思量，修修改改，别别扭扭，写完觉得不爽，尤其是经杂志审读员痛批之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与他们（审读员通常是“老同志”或“革命老同志”）的确有价值观的不同，而且差别还不小。

2011年我的老胃病又犯了一次。胃病，这是写字人生的伴随产物。老中医把脉说我“肝气郁结，忧思过重”，且睡眠不佳。我这病很明显，不用把脉也自知，写拧巴文章写多了呗。老中医建议这般那般，我知道他的良苦用心。可这能改过来吗？改得过来还叫中国文人吗？所以该着中国文人短命。

为什么没人再看长文章

这是一个对写文章者来说重大的问题，即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功能阅读、浅阅读时代，这个烂文满天飞的时代，这个所谓“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的时代――我们写长文章还有没有人读？或许，费劲写个长篇不如起个好标题点击量多。

我的得意之作都在四五千字以上。通常杂志栏目编辑会拒绝这样长的文章。如今文章的要求包括杂志文章的要求，都是求短，最好一个P（页），要么在一个对开P内解决。一是应当下阅读需求，减轻读者负担；二是从文章编排的角度考虑好排版。

微博体的兴盛，导致我们不做长时间思考了，或许微博碎片化思考取代了个人思考，是一个群体在思考？这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呢？

冷点如何变成热点

没有冷新闻，只有热炒作。一位老领导把媒体分为三类：三流媒体、记者追热点；二流媒体、记者追求热点背后的原因；一流媒体、记者，发掘冷点，变成社会关注的热点。现在中国一流媒体、记者太少，大量的是三流的。

冷点能变成热点，关键看功夫。说它冷，却潜藏在人们心中；说它是浮云，却久久飘散不去。

传统媒体将老无所终吗

在美国2012年度CES消费电子展上，我见参会者都看手里的一个个小屏幕，读报刊者很少。据说苹果、微软等大腕儿都不热衷这类年会了。为何？这是摩尔定律在新品推出节奏上的体现，就是推出新品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季度为单位。谁会等上一年呢？

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的朋友告知，2012年有不少摊位不再续约了。因为书报刊发行生意做不下去了。发行人员去了电商搞配送，就像报刊编辑去了网站当频道主持。

传统媒体在中国是最后的堡垒。一是政策堡垒，二是人口城市化后人们需要知识的市场。但这两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传统媒体将老无所终吗？之后，传统媒体人去干什么？五年之后见分晓。

（作者为《新周刊》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