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出口与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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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实现了全球多区域CGE模拟系统，并用于人民币升值影响模拟分析。模拟发现，在升值冲击下，中国的出口量大幅下降，但实际GDP不会出现明显下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产生两个结构效应：（1）产业结构方面，制造业产出下降，而农业与服务业产出则有所上升；（2）GDP结构方面，居民消费比重上升，净出口比重下降。作者认为，升值不会对中国经济整体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相反，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一定意义，但应恰当选择升值时机，并警惕升值在短期内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关键词：GTAP；CGE；人民币汇率；出口补贴；结构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0-0016-07

一、引言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汇率问题由来已久。日本早在 2003 年七国峰会上就指责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全球通货紧缩。鉴于国际压力与国内经济形势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1%，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至2008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0.7%。然而，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刺激下，西方一些国家仍然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足，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次骤增。2010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四项议题之一进行讨论；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2010年6月19日，央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干涉人民币汇率法案，该法案要求美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

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2010年7月―2012年4月，人民币经历了一个大幅升值的过程，2012年5月初至10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稳定。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相继推出新一轮货币刺激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再次加剧，特别是日本央行进行货币政策框架改革，造成日元大幅贬值，严重影响到包括周边国家的外贸状况，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一定的冲击。进入2013年后，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开始显现，人民币兑美元再次出现升值态势，汇率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重视。

实际上，学术界关于人民币是否被低估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但认为人民币被低估的学者占多数。例如，何帆、徐奇渊的研究表明，至 2007年，人民币真实汇率低估程度仍然在20%以上，汇率低估问题只是得到缓解，而没有实质性变化；王泽填、姚洋采取购买力平价估计人民币均衡汇率，发现2005―2007年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分别为23%、20%和16%；张、金（Cheung、Chinn）等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显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40%；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人民币必须升值，指出中国能够通过升值提升国内需求，有利于中国的自身利益。也有部分学者对人民币升值持反对态度，例如，谢太峰认为，人民币汇率不仅不存在 “严重低估”，且有高估之嫌，人民币升值缺乏理论和现实依据，应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综合国内国际研究来看，认为人民币被低估的声音仍占主流。

尽管近年来人民币继续保持升值态势，但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并未对中国经济形成实质性负面影响，相反在缓和物价水平、改善产业结构上却能发挥一定作用，因此人民币汇改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必须充分认识升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影响。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而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下，模拟人民币升值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所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影响，识别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二）研究方法综述

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有大量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按照方法论的不同，这些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基于计量经济学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的研究。前一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谷宇、高铁梅（2007）通过建立GARCH 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及其对中国进出口的长短期影响；姜茜、李荣林（2010）基于协整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兑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人民币多边汇率变化与中美双边贸易消长的关系；叶欣、周华（2011）基于E-G两步法的协整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我国FDI流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邱嘉锋、王珊珊、侯庆志（2012）基于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通过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专题性很强，纳入的经济参量很少，难以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系统地反映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情景模拟能力不足。这些不足促使了CGE模型在汇率影响分析中的应用。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模拟手段，CGE在情景分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相关研究包括：范金、郑庆武等通过建立CGE模拟了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魏巍贤建立CGE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等。

以上CGE模拟较好地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影响，但这些模拟均是基于中国单区域CGE来完成的。相较于全球多区域CGE模型，单区域CGE基于小国假设，不能准确反映国内市场价格变动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尤其对中国这样的进出口大国能否简单地采用小国假设尚需斟酌；此外，单区域CGE无法有效评价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地缘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为核心，基于C#与GAMS混合编程技术，开发了全球多区域CGE模拟系统，用以模拟人民币升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二、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作为大型的国际多区域CGE系统，GTAP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国际政策问题的定量分析框架，改善对全球经济问题的分析质量。由于GTAP模型中并不含有汇率项，因此为汇率政策的模拟带来了困难，但根据芬斯特拉（Feenstra）及李众敏、吴凌燕（2008）的研究，汇率变动的影响可以等价转换为出口税或出口补贴变动的影响，从而使得GTAP能够模拟汇率变动的影响。区域r对出口至区域s的产品i的出口税（补贴）强度[TXS（i，r，s）]定义为

（二）数据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于GTAP7数据库。该数据库集合了全球113个国家（地区）、57个部门和5种最终投入的数据。GTAP数据已经达到平衡状态，模拟时无需再进行平衡调整。在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对国家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这4个重要经济体独立出来，将全球划分为8个大区域，合并方式如表1所示。同样，对性质相近的部门进行了合并，共形成16个部门，其合并方式如表2所示。

将区域和部门按上述方式合并后，CGE系统共包含方程23040个，内生及外生变量35341个。

三、人民币升值的模拟结果

本文模拟了人民币升值1%―10%的经济影响，每个百分点均做一次模拟，这些外生冲击本身并不是真实预测，而只代表可能出现的若干政策情景。模拟结果主要从GDP、进出口、物价水平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一）GDP

在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名义GDP出现大幅下降（见图1左）。人民币汇率上升10%时，名义GDP的下降幅度达3.2%，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物价下跌所引起的GDP折算指数的降低，实际GDP的下降幅度则很小，如图1右所示。可见从静态一般均衡的角度而言，升值不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在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其他所有国家（地区）的名义GDP均出现小幅上升，但考虑其GDP折算指数的变动后，其他国家（地区）的实际GDP非但没有从人民币升值中得以提高，反而出现了微小幅度的下降，可见，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发达国家不是单调有利的。各国或区域GDP变动如图1所示。从全球整体看，全球实际GDP在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下出现微小幅度的下滑（见图2），显然，逼迫人民币升值难以有效改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颓势，反而会刺激全球通货进一步紧缩，也不利于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

尽管中国的实际GDP在人民币升值冲击之下出现小幅下跌，但不同部门的产出变动情况却不尽相同。据图3可知，中国的纺织服装、塑料橡胶化工、矿物加工与冶金、机电产品等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在升值10%的情景下，上述各部门的产出分别减少了2.77%、1.74%、2.02%和3.50%；而粮食、林业与渔业、食品加工、运输业、服务业等部门的产出反而有所上升，在升值10%的情景下，上述各部门的产出分别增加了0.84%、0.74%、1.24%、0.35%和1.81%，但增长幅度整体上小于出口下跌部门的下跌幅度绝对值。

根据奥肯定律可知，由于实际GDP下降很小，人民币升值不会对中国整体就业形势产生过大负面影响，但对各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较为明显，而农业与服务业则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一结果与胡宗义、刘亦文的分析结果类似，该研究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原材料出口型行业的就业形势严重恶化，但服务业将从中受益，第一产业就业需求则较为稳定。但必须注意的是，静态模拟结果只能代表经济由旧的均衡点变动到新的均衡点上的情况，由于工种转换困难等原因，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满足不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旧均衡到新均衡之间的调整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性失业问题，这是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二）进出口状况

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加大了中国出口的难度，而另一方面，升值降低了进口品的进口价格，从而有利于中国扩大进口。图4描述了全球各经济体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的变动情况。据图4可知，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对外出口量出现大幅下跌，对我国的出口形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升值10%的情景下，出口量下降幅度高达5.38%。进口方面，由于进口价格降低，中国的进口量增加，但相较于进口下降的幅度并不明显，在升值10%的情景下，进口量增加约0.26%。

美国等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本意是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并降低其自身的出口成本，以此来扩大出口并减少进口。在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量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并不显著；进口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量均有所下降，其中以日本下降最为明显，如图4所示。总之人民币升值会改善其他国家的进出口状况，但并不明显。

（三）物价水平

人民币升值能否成为抑制国内物价的有效手段是目前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对本国产品市场价格、生产要素价格、CPI等指标进行分析。

1. 本国产品市场价格。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普遍出现下降，国内厂商必须调整价格水平以使本国产品保持市场竞争力，从而导致本国产品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如图5左侧所示。按部门来看，能源、矿产采掘、矿物加工与冶金、机电产品等部门价格下降幅度相对较大，而粮食、林业与渔业、食品加工等部门价格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可见人民币升值主要冲击的是制造业部门。

2. 要素市场价格。模型中包括土地、非熟练劳动、熟练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5种最终投入，在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下，各生产要素的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下降，如图5右侧所示。由于土地需求量较大的部门（如粮食、林业与渔业等）产出有所增加，从而明显缓和了土地要素价格下降的幅度。此外，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幅度要略高于熟练劳动力，可见升值对非熟练劳动力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升值对于我国农民工等群体的收入会有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3. 消费者价格指数。模型中，CPI变动是通过对各商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变动加权得到的，权重为各商品国内需求价值量。全球各国（地区）的CPI变动如图6所示。其中，中国的CPI大幅下降，人民币升值10%的情景下，中国CPI下降幅度达6.88%。相较于中国而言，其他国家的CPI均有小幅上升，且上升幅度相近。CPI的这种变化提示了一种升值契机，在国内通货紧缩的情形下，不宜升值，意即CPI高涨可能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效应

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结构产生何种影响是当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为此，本文模拟了人民币升值对GDP构成和产出结构的影响，相关结果如下。

在人民币升值冲击下，中国GDP的组成结构将发生改变。表3分别表示汇率不变与升值10%时，用支出法核算的实际GDP构成。据表3可知，当人民币升值10%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1.78%上升至43.70%，提升近2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由5.67%下降至3.17%。可见，人民币升值对改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有一定作用。消费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并非人民币升值导致对进口品购买力的增加，而是原来的出口品受阻后转而降价供给国内市场，事实上，当人民币升值10%时，我国进口仅增长0.26%，而出口却下降了5.38%，可见消费增加的主因不是进口增长。

整体而言，产出减少的部门多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工业出口品，人民币升值后，产出增加的部门则多属于农业和服务业等（见图3）。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品价格普遍上涨，但由于制造业部门的Armington弹性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而言更大，国外市场较容易寻求到中国出口品的替代进口源，从而更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这些工业品的出口难度，使其盈利能力降低，产出量下降，随之要素禀赋需求量减少，而从这些部门中释放的要素禀赋转移至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又带来了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产出的增长。可见，农业与服务业部门产出增长的原因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需求刺激。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现了全球多区域CGE模拟系统，并对人民币升值对产出、出口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模拟。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人民币升值会大幅降低中国的名义GDP，但实际GDP的降低幅度很小，升值对中国的出口形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升值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从全球角度看，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能使其他国家或地区扩大出口并减少进口，但却会使其实际GDP有微小下滑，因而人民币升值无法有效改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形势，也不利于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

第二，人民币升值能够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降低净出口的比重，对于中国改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增加居民福利具有积极作用，这与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相一致。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模拟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比重增加的主因不是消费了更多的进口品，而是消费了更多的原来用于出口的产品，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口的正向刺激远小于对出口的负向刺激，即升值导致出口大幅下降，但进口增长是有限的。

第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各个部门的影响不同，主要制造业部门的产出量出现下滑，而农业与服务业的产出随着升值反而有所增长，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扩大服务业比重，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被动式调整，根本原因在于要素禀赋从制造业转移至农业和服务业，而非需求的刺激。

第四，从比较静态均衡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并不会使中国整体就业率出现大幅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出下降并带来就业岗位减少，而农业与服务业产出的增长却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人民币需要升值，只能采用长间隔小幅升值策略，以使就业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来克服摩擦性失业问题。

第五，如果人民币升值是不可避免的，则中国应恰当选择升值时机。由于升值能够大幅降低国内价格水平，有效平抑物价，通胀应成为升值的必要条件，而当市场出现紧缩时则不应采取升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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