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慧:无边界的自由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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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1日晚，在上海德国总领事官邸，王小慧身着绿色褶皱衣，闪光灯下，闲定自若，举手投足间，柔情似水，一颦一笑中，风情万种，她时而用德语招呼，时而用汉语谈笑。她的周围有德国驻沪总领事海盾博士，科技部长兼同济大学校长万钢，市外办主任杨国强，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等海内外各界人士，他们都来祝贺王小慧荣获“德中友谊奖”。颁奖仪式上，德国驻华大使史坦泽博士委托德国驻沪总领事海盾博士授予王小慧奖状，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顾了多年来王小慧对中德文化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万钢以老同学的身份回忆了他们在德国生活工作的细节，称赞王小慧是中德两国的骄傲，也是同济大学的骄傲。作为老朋友的焦扬在讲话中，称赞王小慧是中德文化交流的大使，也赞同有人在网上说王小慧是个“文化符号”。
这些熟知王小慧的人明白，在王小慧柔美的外表下，更是一位为了艺术单枪匹马走南闯北的女英雄。旅德二十年里，她在德国和欧美知名出版社出版过三十余本画册和书籍；她曾入选由著名跨国出版社PRESTEL出版社选撰的《150年摄影大师作品集》，在全世界60多位入选的摄影家中，她是唯一的华人；又是作为唯一的亚洲人她两年前荣获欧洲最著名的摄影设计家协会BFF荣誉会员奖，被《凤凰生活》杂志评为“影响世界未来的五十位华人“之一。她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感人至深，已经再版二十几次。王小慧，如同穿上魔鞋般，一直奔波在心灵探索与艺术追求的征途中，而且无论她来到哪个艺术领域，都能绽放光彩。
一个女人如何能做到他人几辈子才可能做到的事情，前不久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走进了她在上海的工作室。
我经常处于一种无边界的状态
记者：我看到过慕尼黑市长吾德先生在你的那场慕尼黑宝马展览上所致的开幕辞。开幕辞中，他介绍了“六位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十分有意思的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慕尼黑的非常有名的摄影家，一位是中国的建筑师，一位是很典型的巴伐利亚知识分子，一位是作家，一位是文化交流使者，一位是擅长于抽象艺术、观念艺术和肖像摄影的艺术家，而这六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即你，王小慧。我觉得吾德先生非常精妙地说出了你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每一件都做得那么出色，真让人难以置信。那么，你对自己是怎么定位的呢？
王小慧：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我这个人经常处于一种无边界的状态。首先我是一个无国界的人，全世界跑来跑去，同时我的创作也是无边界的，不能用一个领域、一个范围来定义。我也写作，我也拍电影，我也摄影，我也做装置，现在又在做新媒体艺术。各种有兴趣的东西我都想要做，我不太“安分守己”。最近我自己又搞起了与建筑和室内设计有关的项目，可能又会做雕塑，基本上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状态，很难定义，所以我宁愿说自己是个自由艺术家。
记者：在你的书中看到，你有随身带照相机的习惯，可以随时随地拍摄，现在也是这样吗？
王小慧：过去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了。
记者：是否因为想尝试各种东西，所以摄影方面……
王小慧：没有，主要是我创作的方式不一样了，不是那种记录了。过去是在旅行，愿意把旅行中看到的有意思的人或事情拍下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部分是在做观念艺术，先有一个想法，然后根据这个想法去做，都是先计划好的。现在也常常带个小数码相机，记录一些零星小事，但几乎从来不看，甚至不知拍了些什么。
通过艺术“加工”人生
提起王小慧的成就，无法不与她曲折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十几年前的一场车祸，损坏了她的容颜，夺走了她的丈夫，同时也改变了她对人生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使她更加珍惜生命。外表看似柔弱的她坚强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一边用艺术来填补她缺失爱情的空白，一边用孤独痛苦来滋养她的艺术。所以她的作品也从随意自由的“用心来看世界”的阶段上升为“用镜头去思考”的层面。
记者：你的经历很传奇。有人说过你像三毛吗？一个十几年前浪迹天涯的奇女子，有着与你类似的经历，最后却因感情困扰自杀。但是你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用自己的努力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王小慧：三毛，应该还是蛮喜欢的，但是她的东西我看得很少，我出国的时候，她还没有介绍进来，出国以后就很少看中文书了。我喜欢三毛，可能更喜欢她比较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没有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她，是一个比较脱俗的人。也有不少人把我跟她比，我自己觉得我跟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我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人。碰到挫折也好，碰到苦难也好，我也会很难过，很低落，但我会慢慢用比较积极的心态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像我的妈妈。我妈妈生活特别坎坷，她的生活比我坎坷得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失去了七位她最亲的人，但她没有倒下，自强不息，走了一条在那个年代不寻常的人生道路。直至现在也完全可以用“阳光”这个词来形容她，她可以去爱整个世界，而不像有的人总是在抱怨，心中总有不满。所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想到过自杀，我说绝对没有。
记者：你的简历中间有六七年没有办展览，那些年你在做什么呢？
王小慧：写日记啊，拍照啊。
记者：那个阶段还是比较自闭的吧，有点刻意回避外界。
王小慧：嗯，是的，我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关于死亡的联想”啊，“我的孩子梦”等等，很多的作品都是那段时间拍的，但是那段时间不想公开，不想发表，也不想出书。接受采访，办展览，讲学等等我都不愿做，因为心情不好。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旅行，改变了环境，我就一下子走出来了。这可能就叫顿悟吧。
记者：看过你的摄影作品，很有灵性，感人心魄，不仅有形式美，更有丰富的情感内涵，这跟你不间断地对生命进行思索应该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小慧：我对生命主题的理解跟一般人可能有一些区别，就是因为我跟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而且不仅如此，与我比较近的两个男人也都去世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在我那样的年纪都会碰到。因为那段经历促使我对生命有一些思考。我通过艺术来“加工”我的经历，“加工”我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做自我医疗。实际上这都是自然而然的，避不开的，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
记者：这些思考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意象在你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王小慧：作品表现的方式，一定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比如说早期拍摄的“关于死亡的联想”系列，那时还是记录性地拍，我拍所有的我能联想到的死亡的东西，比较直观的像死去的动物、植物，鱼的残骸，后来是燃烧的血衣、公墓、乌云下的十字架等。那是过去的一种表达方式，而现在就不一样了，更多的是观念性的。比如我拍花，有些花是枯萎的花，腐烂的花，或者烧焦的花，这也是死亡的另外一种诠释啊。这种艺术更是观念性的而不是过去那种记录性的了。
记者：从记录性到观念性的手法，这中间的转变，深究到思想上，有着哪些变化？
王小慧：举作品的例子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我过去一直拍自拍像，最早是旅行中的自拍像，记录了日常的状态、感觉、心情，我叫它为“视觉日记”。后来是出车祸时候的自拍像，出车祸当时的自拍像也是很真实的。现在我也拍自拍像，我的自拍系列“我的前世今生”并不是讲王小慧的前世今生，而是讲中国女人百年生活，当时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在每个年代找到自己，历史在我身上流逝，浓缩为影像的瞬间变幻”。这个自拍系列已经走出一个“小我”的境界，从只是个人化的东西到跟社会、历史有了相关性。再比如说我的在上海美术馆2003年举办的个展“九生”，用五千枝莲蓬，展示了莲花由生到死的生命过程。创作的东西已经不局限于我个人的生与死的经历了，而是通过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把它延伸到生命哲学的层面上。我为什么选莲花，因为她是宗教的象征。我觉得死是一种轮回。莲花的花心长大就是莲蓬，花死了莲蓬就长出来了，莲蓬成熟了以后花就开始干枯，莲蓬干枯了以后莲子又熟了，莲子熟了会掉下来，掉在水里，又是新的莲花的开始，生命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有生必然就有死，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整个展览叫做“九生”，九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阳数，表示非常多的无限的意义。我个人觉得这次展览对我的艺术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比过去只是表现个人的一些小哀小愁更有意义一些。
我永远不能委屈自己
放弃演电影、放弃让人羡慕的大学工作，为了做一名自由的职业艺术家；放弃有名的“Merian”出版社的稿约，为了不做重复性的工作；放弃众多爱慕者的追求，为了无拘束地与艺术创作“私奔”。王小慧总是把常人认为不切实际的东西看得很重。她说她是“跟着感觉走”，她说她是“做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发现，她的选择往往是对的，一次次的选择累积起了她现今让人惊讶的成功。
记者：你曾在《我的视觉日记》中，写过“人总应学会放弃一些东西，难的是放弃一些看上去不应放弃的、放弃了可惜的东西。”对于你而言，哪些是“看上去不应该放弃的，放弃了可惜的东西”？
王小慧：太多了，比如说，从过去来说，我快出国的时候，偶然参加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并进入了决赛。当时上海只有那么一个电视台，所以很多人都看过，因此有几个电影电视想让我来做演员，甚至有两三个是主角，这对那时的我是不小的诱惑，不仅是当时很想拍电影，更想的是因此而做电影导演。你可能不知道，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国，像你们现在这样很随便地换工作，换行业，换城市，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当时让我演电影，我觉得是我接触电影最好的机会，换工作最好的机会了。但是，为了出国让我把这些机会放弃了，在我当时的眼里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还有我在德国的那所大学里面教书，在那么有名的大学，那么好的建筑系教书，我的导师帮我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特别是我出车祸以后，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艺术家，但我还是决定不回学校工作。学校工作比较轻松，是铁饭碗，但是，我还是选择放弃，这些也是在别人眼里非常可惜的事情，或者不应该放弃的事情。
记者：这两个在事后看来，都是很正确的选择和很正确的放弃。
王小慧：刚才的那两个，都是很对的选择，很对的放弃，只是当时作选择的时候很不容易决定，特别是第二次放弃，几乎所有人都是反对的。
记者：对于你而言，这是比较早的重要选择了，那之后这些年呢？
王小慧：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放弃很多的追求者，放弃很多嫁人的机会吧（笑）。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优秀的，顶尖的人物，（接受了他们）有可能蛮幸福的，而且可能完全改变我现在的生活。
记者：那为什么选择放弃了呢？
王小慧：有很多的原因，不是用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不过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放弃对艺术的全身心的投入，还有一种自由的状态。很多欧洲人，他们已经太成功了，不需要自己去管理事业了，他们基本就是在享受生活。比如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公司的总裁，这里我不想说他的名字。除了一些决策性的会议外，他大部分时间在运动，在收藏艺术，去世界各地参加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艺术节，电影节。他有很多时间去听歌剧，去骑马，滑雪，玩帆船，打高尔夫，他们觉得生活就是那个样子。他们可以很浪漫，充分享受生活。他当然希望我花很多时间去陪他，但是我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我的生命意义不在这里，我会产生一种焦虑感。我觉得我不可能成为他真正希望的那种人，真在一起的话，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
记者：确实很难兼顾。
王小慧：而且他也会不高兴的，如果我约会时老是看表的话（笑）。和他们旅行很有意思，只不过我已经过了那个状态，从1995年到2000年，我几乎全世界都跑遍了，但是让我再去一次巴黎、纽约，我愿意，也很高兴，只不过现在没有跟工作结合起来的纯粹的玩，真没时间，我就会带着一种自责，斤斤计较的心态，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生命意义”，你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呢？
王小慧：过去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学习班，那个学习班有两期，一期是认识自己的过去，还有一期就是认识自己的未来，未来实际上也就是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当时说的是“我想做我喜欢的事情，但不应只属于我个人享乐一类，它应同时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地，多方面地，独到地创造艺术……”我不太会勉强自己做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事情。看电影，逛街，我不是不喜欢，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做这类纯属于个人享乐的事情，时间不允许。
记者：在你的《我的视觉日记》里，关于放弃的那句话，后面还有这样一句，“人也总在选择中决定自己的路，不同的选择常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有时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只是在你选择时往往不清楚它正确与否，是否要花很大代价，这代价是否值得以及这个选择对你未来生活道路的重要性。”你作选择的时候，肯定会犹豫吧，在那种犹豫而又迷茫的时刻，你是凭着什么一次次作出那些当时看似不理智，事后看来又很正确的选择的呢？
王小慧：选择的时候，犹豫肯定会有的啊，我觉得就像买股票一样，当时没有一个人是100％肯定的。有人说，人生是场赌博，也是这个道理。你其实事先并不能知道，不然你就成圣人了。但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跟着感觉走。凭感觉选择的一般对个人而言都是正确的，我不是太喜欢凭脑子，凭着理智去思考去选择。比如说男人这件事，碰到的几个男人都非常棒，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如果能嫁给他一定很幸福，可是我心里头就是不愿意，从理论上来说都应该做，但我最后还是不做，事后觉得还是对的，我觉得我永远不能委屈自己。
记者：事业方面呢？
王小慧：在事业上的选择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碰到过特别有名的艺术经纪人，这个大牌的评论家是当代第一个写安迪・沃霍尔书的人，他写了四本书，建立了安迪・沃霍尔真正的艺术史上的地位。像这样一个大牌的经纪人，把我列入他五年计划的第一个，然后他跟我谈判做我全球的，可是当时我觉得和这个人相处感觉不太自由。
记者：为何有这样的感觉？
王小慧：比如说他要求每一次到慕尼黑来，我必须全程陪同，几乎所有时间都要陪着他，可是我没有办法保证。最后只能跟他解约。后来他对我说，很多艺术家都跪着求我，然而我来找到你，你却拒绝我。他问为什么，我就说，我需要自由空间，我需要自由呼吸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非常不理智，如果靠脑子分析，就是你忍忍吧，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你就不要太计较啦，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虽然跟着他，我的价格可能一下子可以上升十倍，但这样做实际上把我人也出卖了，人格也出卖了。我觉得我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考虑我自己的心灵、心灵的自由，考虑我自己的感觉。不能想象，如果我以那样的状态继续下去的话，我是否还有很好的心态去创作，如果我的心灵和感觉不自由的话，我觉得很难真的创造出好的作品。
跟着工作回上海
对于王小慧而言，生命中相当重要的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不满二十岁就到上海读大学，然后读研究生并留校，这里有许多教过她的老师和比天津多的同窗好友，她先生俞霖的家曾在茂名路巨鹿路交口处，上海清真饭店是俞霖和她建筑生涯的处女作，上海无疑是王小慧的第二故乡。几年前，这位一直漂泊在外的女子又回到了上海，在同济大学办了工作场，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参与德国城――安亭新镇的规划，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世界展览馆做创意方案，目前还在筹建“新媒体艺术国际中心”……
记者：1978年，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自此与上海这座城市有了很深的渊源，谈谈上海吧。
王小慧：广州的一家媒体曾经写了这样一句话，“王小慧是天津人，天津那个地方太粗糙了，所以她就去了上海。”后来让天津日报的人看到了，就特别生气，也引用并修改了那句话，“上海那个地方对于王小慧来说还是太粗糙了，所以她又去了欧洲”（笑）。好多在中国或者国外的人都认为我是上海人，最后连天津人自己都不太相信我是天津人了。今年我在天津美术馆搞一个大展，他们说我在全世界都展过，就是没在天津展过，所以市政府请我回去，办一个非常大的展览，他们说也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王小慧是天津人，因为所有的天津人都不认为我是天津人了。大家认为我整个感觉，从说话到气质到穿衣打扮没有一样像天津人。上海呢，我自己也感觉特别像家，1978年念大学就到了上海，在同济大学呆了九年，而且我的丈夫也在上海，是上海人。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的朋友除了欧洲的以外，在中国，朋友最多的地方是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到北京来发展。因为上海让我觉得很熟悉，很亲切，而且从生活上，从感觉上，我还是比较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记者：你现在在同济大学有一个工作场。
王小慧：我这个人特别随缘，当年同济大学的校长吴启迪请我回来，给了我一个空间，让我做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很难有时间教书。她说，没关系，我们对你没任何要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她给了我500平方米的地方，叫“王小慧艺术工作场”，她还亲自题了词。这样，我基本上每年在那里搞一个活动。
记者：这就是你在德国呆了那么多年后回上海的原因？
王小慧：现在在同济的工作场，经常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整个人是永远跟着工作，跟着项目走的，所以我得经常回上海，所以我在上海买了房子，然后就会经常回来。最近又在筹备一个更大的“同济新媒体艺术国际中心”。
记者：你是否说过，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让你愿意定居的城市？
王小慧：我对定居的概念可能跟一般人理解的不一样，我也不太会说“定居”这个词，因为我这个人不大会真的定居在哪里，我可以说我设想在那里生活，比如说，我说过五个城市，我愿意在那里生活，上海是其中一个。
记者：原因是？
王小慧：我喜欢这个城市，这很重要；第二，我在上海有工作。
我每一分钟，都在工作
采访王小慧的两三个小时，我深刻地感受到，她几乎把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作了安排。起床后接待一名法国艺术家，然后接受我的采访，再然后面试“同济新媒体艺术国际中心”的应聘者，期间工作电话短信不断。当我晚上近八点离开王小慧的工作室时，我尚未进晚餐的肚子已经不好意思抗议了，因为王小慧还未曾吃过早餐与中餐。虽然桌上放了一盘饼干，但因怕影响录音效果，我们都没去碰。我想到了一位德国记者曾说过的一句话：“在她面前你会感觉自己很惭愧，觉得自己至多只不过是个中等水平的人，而且无可救药地懒惰。”王小慧，这个时间上的吝啬鬼，这位工作永远高于生活的女人，对她而言，艺术不仅仅是事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我感觉你的魅力不仅在于自身的成就，而且你还很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如这些年为中德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几天获得了“德中友谊奖”。
王小慧：有一个名人说过，跟着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一个人，他有了钱，有了一点名的时候，就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没有名，也应该做。在为政府做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要过报酬，都是尽义务。而我的回馈就是，比如说那个“德中友谊奖”，是一种承认，一种精神上的回报。
记者：从作为一个摄影师在镜头后面到现在像明星一样频繁出现在镜头前面，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王小慧：不是从镜头后转到镜头前的问题，只是这四五年回到中国比较多，多少进入了一些公众视野。而且我在德国也一直在镜头的前面，我从来也没有真正躲在镜头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一个艺术家，不是藏起来的，现在我们的社会更不是这个样子，艺术家和观众越多沟通，越多交流，越多理解，就越好。而且很多的社会责任在那边，他们希望你来做，包括申博等很关键的时刻，这种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了，这种时候你一定会牺牲你自己的创作，牺牲时间，牺牲很多能量，还有自己的自由。
记者：会影响你的个人创作吧。
王小慧：这些社会责任使得我的创作时间越来越少，可是我又不想放弃我的创作，都不想的情况下，唯一的就是放弃自己的休息，放弃自己的睡觉，放弃自己的吃饭（笑）。
记者：谈了这么久，也知道你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不一定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划，那么就想问问你，有什么特别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情？
王小慧：我这个人不大规划，也不大打算，很多事情都随机地去做。但是有好多事情，都很吸引我。有好多事情，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做了。有些事情，我将来也会后悔的。比如说，我很想多陪妈妈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写一本我妈妈的书，我希望能采访她。
记者：创作方面呢？
王小慧：很多不在我附近工作的人，根本想不到我的工作强度。比如最近一个很重要的人说请我吃饭。他说：“你自己也要吃饭的啊”。我说我自己吃饭只要五分钟，跟你吃饭要两个小时（笑）。好像连这点时间也不给。挺得罪人的。但是，其实较近接触我生活的人都会知道，实际上我每一分钟，都在工作，对时间的观念与一般人不一样，对时间珍惜的程度也不一样。两年前，在宝马汽车公司总部为期两个月的《无边界――王小慧影像新作展》上，一个在德国的上海女留学生，做我的助手，她记录了那一天展览上我的日程。那个女孩写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我请求上帝，每天多分给我可爱的小慧老师两个小时的时间：第一个小时能让她多睡一会儿，第二个小时要让她像普通的女子那样，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逛逛商场，做做美容护理……”我连最普通的女人都能做到的，也做不到。所以你问，“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假如我真实地回答的话，是：“我最想睡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