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父子与古文经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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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梳理了刘氏父子的治经理念，重点分析了《别录》、《七略》编纂中发散出的古文经学思想，及蕴含的浓厚的古文经治学方略与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了刘氏父子在古文经学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别录 七略 经学理念

刘向、刘歆父子不仅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奠基者，而且是重要的经学家。他们亲历了西汉时期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拉开了今古文经之争的序幕。《别录》、《七略》是他们二十余年整理和编纂皇家藏书的结晶，记载了古典目录学创立的基本思想与程式，对此学者已有很多研究。但是，对于《别录》、《七略》所体现的经学理念的研究，学界除有零碎涉及外，尚缺系统论述。本文以此为立足点，梳理刘氏父子在《七略》、《别录》编纂中发散出的古文经学思想，肯定其在古文经学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就教学人。

1 刘氏父子与今古文经

继春秋末期王官之学衰落、学术下移这一转折之后，西汉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标志有二：一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将前代儒学所继承发扬的《诗》、《书》、《礼》、《易》之学重新推尊为官学――经学；二是发生在儒家内部的今古文经之争。今古文经之争的实质即是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争论的结果最终确立了古文经学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在这次思想文化变革过程中，刘氏父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刘氏父子都是西汉著名经学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刘向的曾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少弟，曾与申公同向荀子的学生浮丘伯受《诗》，后以诗传家。祖父刘辟强“亦好读《诗》，能属文”。刘向受《诗》学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刘向早年因“通达能属文辞”，被宣帝“奇其材”、“征更生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在石渠阁召集诸儒集会，“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天子亲临裁决。代表谷梁学派的是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辩论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在这次辩论会上，刘向作为谷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仅次于尹更始，位列第二。石渠阁会议之后，谷梁《春秋》及梁丘《易》、大小夏侯《书》增立为博士。刘向对《春秋》的研习并不限于谷梁学，而是打破学派、家法的藩篱，对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亦加以研习。如他在《说苑》、《新序》、《列女传》中大量引用《左传》之文，据章太炎考证，“次第其文，为之疏证，凡得三十余事”；在给元、成帝的奏疏及《说苑》中，多次以阴阳灾异解释《春秋》，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自然灾异“日食、地震、火灾、山陵崩”等与社会祸乱“弑君、亡国”等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灾异是由政治的过失、社会的动乱引起的。这正是刘向推崇董仲舒，承袭董氏春秋《公羊学》的案例。其实，刘向不仅精通《春秋》三传，对齐、鲁、韩、毛《诗》，欧阳、大小夏侯《书》，施、孟、梁丘《易》，后仓、大小戴《礼》等经书都有研习，且相当精通。难能可贵的是，在“汉人最重家法”的经学风气中，刘向能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对各种经说广泛涉猎，兼容并蓄，不拘师法、家法的门户之见，成就了一位经学通才。

刘歆自二十七岁始协助父亲编校皇家藏书，发现藏于秘府的古文经《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刘歆在研习过程中，“注意到书中有许多关于礼的论述，为《公羊》、《谷梁》及今文《礼经》所不载。”认为在阐释《春秋》经义方面，左氏《春秋》要比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价值更高。因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并“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对孔子作《春秋》只是“传闻之”，所以，公羊氏与谷梁氏“传闻之”的《春秋》传文和左氏“亲见之”的《春秋》传文相比较要逊色的多。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刘向、歆父子在中秘所收藏的古文写本经籍中，不仅看到了未立于学官的一系列“古文旧书”，如《左氏春秋传》、《礼古经》、《古文尚书》以及《周官》等，而且还看到了立于学官的经文的古文写本，即它们的祖本，并且已开始用上述两类古文写本校雠学官和民间的经文。比如用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文；用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用孔壁《孝经》校诸家所传。同时，刘向、歆父子在郎官经学活动中也接触到了《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等经的民间传授统绪，并对其在民间的流传情况皆了如指掌，甚至有所研究。在刘歆看来，这些经籍决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献，而且是已经流播于民间的用今文书写的经学，且经书文本、传记明显优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并且学有师承，《古文尚书》推胶东庸生，《左传》推赵人贯公，《逸礼》推鲁人桓公；完全具备了立于学官的资格。哀帝建平元年，刘歆借有哀帝支持的机遇，遂把古文经应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主张与太常博士们商议，遭到冷遇，各位博士不肯和他辩论，丞相孔光、大司空史丹等大臣也出面表示拒绝。刘歆义愤填膺，便给在经学上有权威地位、政治上有强大背景的五经博士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这件经学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的发生，使今古文经之争公开化，刘歆也因此成为古文经学派的创始者。虽说刘歆创建古文经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主要借助于王莽的政治势力播下了古文经学的种子，但事实是，刘氏父子在校理秘府藏书时，就已经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古文经学与典籍整理

秦始皇“焚诗书”与项羽“咸阳纵火”使儒家经典遭受了空前浩劫，过去流传的各种经书版本已很难寻觅。经过西汉王朝长期努力，尤其是孝惠帝“除挟书律”、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书才纷纷复出。起初，许多经书主要靠秦代的老博士或其他懂经之人凭记忆背诵下来才得以流传。武帝末，“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即孔壁藏经面世，从此才出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别。当时古文经仅在民间流播，或藏于秘府，并未立于学官，不设博士。因此今古文经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同。刘氏父子自从在秘府中发现古文经书，并睿智地判定其学术价值远远高于今文经书，于是，便不失时机地巧妙利用皇家藏书的权威地位，涉足学术思想领域，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利用编校群书之机采用多种方式肯定古文经学，补充今文经学，以逐渐动摇今文经学在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为古文经学立于官学准备条件。

首先，用古文经书校雠今文经书，通过版本校勘，来证明古文经书文本优于今文经书。譬如：关于《易》的版本，《汉书・艺文志》载：“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关于《书》的版本，《汉书・艺文志》载：“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关于《礼》的版本，《汉书・艺文志》载：“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关于《春秋》经，《汉书・艺文志》载：“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刘向、歆父子用古文经书文本校雠今文经书文本，指出今文经的缺陷，特别是公开表明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远高于公羊、谷梁、以及邹氏、夹氏等今文经，这就为治《易》、《书》、《礼》、《春秋》、《孝经》等经书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刘氏父子的这种做法，就是要将皇家所藏经书统一在古文经书之下，充分说明今文经书是残缺不全的，今文经书文本有待于古文真本的校补。

其次，在《七略・六艺略》叙述“六艺”的传承过程时，将古文经传与今文经传并列，尤其是将古文经书放在显著的位置。如《尚书》家，不仅有今文经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且有古文经学的《尚书古文经》，尤其是首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礼》家，不仅有今文经学的后氏、大小戴氏三家，而且有古文经学的《礼古经》、《周官》，尤其是首列“《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家，不仅有今文经学的公羊氏、谷梁氏、邹氏、夹氏四家，而且有古文经学的左氏，尤其是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诗》家，不仅有今文经学的鲁、齐、韩三家，也有古文经学的《毛诗》；《论语》家，不仅有齐、鲁两家，而且有古文经学“《论语》古二十一篇”……不难看出，刘氏父子，特别是刘歆在《七略・六艺略》中如此编排典籍的次序，就是企图通过确立古文经书在皇家藏书中的合法地位来达到将古文经学立于官学的目的。

再次，《七略》概不著录经学博士讲义。遍览《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全部典籍，尤其是汉人著述，我们就会发现上面没有一篇是当时垄断学术和教育的今文经学博士的讲义。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起，至成、哀时，百余年间，今文经学达到十四博士，每名博士官所属弟子员数由起初的五十人增至成帝末时的天子太学弟子员“三千人”，“大师众至千余人”，如此发达的西汉博士制度和学校教育，如此众多的“大师”和“弟子员”，设众讲学的博士官、儒者不可能不编撰经学讲义，弟子员不可能不拥有经学教材。而《七略》作为西汉国家图书馆藏书的简明目录，为何没有收录当时今文博士的任何一种经学讲义？这正证明了刘歆在编纂《七略》时已完全不承认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学术价值，并希望通过校理典籍和编纂书目将今文经学博士的讲义从皇家藏书中剔除出去。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所写的那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做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可见，中国古代目录学一开始就自觉地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结合在一起了，并且成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的重要工具。刘向、歆父子对古文经学的重视和运用，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对东汉郑玄经学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东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桓谭、王充、陈元、班固、贾逵都是古文经学的大师，在他们的精研、阐释和传授之下，古文经学渐渐后来居上，传至马融和郑玄时期，已经相当成熟。“郑玄扩囊大典，网络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结合今文经说遍注古文群经，从此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并且导致今文经学的日益衰落。“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追溯郑学形成的原因，是和刘向、刘歆的整理秘书，《七略》、《七略别录》的宣传有直接关系的。”王重民先生的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赞同，已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

3 《七略》与古文经治学方略

汉代今、古文经学在治学方式上最大的差别有二：其一，阐释经书文本的方式不同。今文经学主要是通过为经书作章句串讲来阐述其“微言大义”，在学术传承上，恪守师承，师承不同，对经书的解说也就不同；古文经学则强调通过对经书文本的校勘训诂来解释文字、名物、典章制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句的理解和研究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其二，尊崇孔子的方法不同。如今文经学家按《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认为越排在后面，越难理解也越高深，推崇孔子所作《春秋》质量最高。其目的，就是要在经学的旗帜下把先秦儒家学派的伦理、政治学说作为汉朝廷的政治指导思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排斥其他学说；古文经学家则把《易》、《书》、《诗》、《礼》、《春秋》看作是上古三代圣王之政的记载，按其问世早晚排序，视《春秋》为一部记录王者活动事件的历史著作。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说的更为明确：“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不仅刘氏父子、班固等古文学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伟大的学者，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同样的赞誉：“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虽说古文经学家也把“六艺”视作自己的圭臬，但古文经学家们认为“六经皆史”，只有从历史的视角学习、研究“六艺”，方能领悟“六艺”的真谛。“六艺”记录和反映的是上古时期的理想社会，是对上古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真实写照，由此决定了古文经学家必然反对今文经学“分析文字，烦言碎辞”之法，而注重用文字训诂去解读用古文写成的上古经书。

刘歆在编纂《七略》时，不仅注重通过大、小序肯定古文经学的治学方式，而且在类目划分上，也将“小学”划为一类，同《论语》、《孝经》隶属于“六艺略”，认为文字训诂学，不仅是治经的基础，而且更是治经的根本。刘向、刘歆及班固的时代，绝对已是经学的极盛时代，《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被尊为《别录》、《七略》之首势在必然。至于《论语》、《孝经》、“小学”著作放在《六艺略》中，“序六艺为九种”，正是刘向、歆父子肯定古文经学治学方式的又一体现。《汉书・艺文志》师古注引《别录》遗文曰：“刘向云《孝经》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遗文有：“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解释说：“序六艺兼及《论语》以下书者，别《论语》于儒家，尊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弟子规》缘《孝经》而入者也。《尔雅》、《古文字》，所以通知经义、经字，故与《五经杂义》并附于此。”_2叩清人王呜盛也说：“《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基始，故附经也。”前代学人的精辟解说，更加明确地揭示了刘向、歆父子将《论语》、《孝经》、“小学”三家归入《六艺略》的用意和目的。《论语》、《孝经》、“小学”在汉代是解经之书，与经书相表里、相辅翼。小学是读经之始，不识字无以读经。

在《七略》编纂中，强调“小学”，注重对经书文本本身的训诂、考据，“六经皆史”，尊孔子为史学家、学者，正体现了刘歆“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敝。此学者之大患也”的治经理念。这也是刘向、歆父子利用目录学、分类学否定今文经学，肯定古文经学的具体做法之一。

4 诸子起源说的古文经学要素

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自创立以来，“奉天法古”、“阴阳灾异”、“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思想就一直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后期，特别是宣帝以后，迷信谶纬思想更是笼罩了整个今文经学。据《汉书》记载，宣帝因灾异而下诏十二次，元帝因灾异颁发诏书多达十二次，成帝因日食、地震、火灾等下诏达十三次之多。可见阴阳灾异思想对西汉后期的君主施政有重要影响。与今文经学相反，古文经学更注重从史实的角度阐明经学，“六经皆史”是古文经学家的最基本的观点。古文经学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学本身的涵义，不讲“非常疑义可怪之论”及“阴阳灾异”，反对谶纬迷信思想。

《别录》、《七略》的编纂与古文经学家一样，抛弃了今文经学家的宗教神秘主义，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作为经学家来说，刘向、刘歆父子的世界观依然桎梏在神学的藩篱里。……不过他们在文献整理的专业上，却表现出背离神学的趋向，而从人事的演进来考察学术史的发展。”这点在他们叙述诸子思想的起源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刘向、歆父子在评述学术史的演变时，首先认为学术思想是人的创造，不是神的恩赐，摆脱了阴阳灾异思想的束缚。然后在考察先秦、秦汉诸子学术时，将起于孔子之后的诸子学派的学术思想分为十家九流，并指出他们都出于“王官”：“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虽说，用现在的观念看，刘氏父子《别录》、《七略》对诸子学派学术思想的分类是不科学的、对诸子各派王官归属的说法也缺少充分的史事依据，但就其所论古今学术的演变，确实是抛开了今文经学的宗教神学思想，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刘氏父子在编撰《别录》、《七略》时，已经脱离了神学、迷信思想浓厚的今文经学，而转向了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古文经学。

总之，刘氏父子在校理秘府藏书时，发现了古文经书，并认识到了古文经书文本及经传明显优于今文经书及经传的地方。于是，他们便利用自己校理群书和编纂书目的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以此影响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别录》、《七略》之所以能受到古今学者的高度重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刘氏父子把校理群书和编纂书目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结合到了一起，既全面、系统、准确地记录了西汉存世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