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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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这个地方有许多东西值得人们去捉摸。光地理位置而论，你就不大说得清楚它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如果用军事眼光来衡量贵州，优势是明摆着的：对外有云南、广西两省做屏障；对内距国家统治中心动辙数千里，不大会被外敌选择为重点打击目标；加上千山万壑所增添的安全系数，历代统治者无不从战略的角度对它倍加关注。

但在军事之外的社会生活层面，贵州似乎就不那么受到重视。虽然秦汉之际便有了开发之举，有了郡县的设置、道路的修建和官方的大规模移民，但其中的动机和部署无不与军事需要相关。久而久之，贵州这方土地被挤出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表演圈，无形中被边缘化了。

然而，贵州人并没有坐盼“天上掉馅饼”、没有等着中原文化来与自己的文化接轨、等着统治者哪一天心血来潮忽然对自己刮目相看。自从明成祖以超凡的魄力将这片土地列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之后，这里的居民便有了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紧迫感，开始通过各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尽情展现贵州高原的人文风采，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贵州不可忽视”、“山里人敢为天下先”的呼喊，在清末至民国前期的许多历史场合中都可以听到。

贵州虽然直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却以其他省区没有的骄人考绩令世人惊叹。到清末，竟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和三状元一探花。“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不仅是明清之际贵州文化教育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贵州人不甘人后，不满足于总在舞台边缘“跑龙套”，努力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一种表现。自从开科取士以后，贵州的名臣、名家辈出。

王阳明虽然不是贵州人，却是靠贵州的滋养完成“龙场悟道”的，贵州正是他“心学大师”之路的始发站。虽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没有把黔中王门列入他的王门后学支系，但王阳明在贵州的弟子、再传弟子们，如孙应鳌、李谓、马廷锡等人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却是无法忽视的。明神宗就曾亲赐孙应鳌予“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的匾额。

贵阳人谢三秀，“天才卓越，博极群书”。擅长吟咏，曾游楚浙与当世诗人李维桢、汤显祖等人相酬唱。时人评价他的诗“格整而不滞，气雄而不亢，旨深而不晦，致清而不薄，辞丽而不浮，治世之余音也”。

出生于新添卫（今贵定县）的邱禾嘉，崇贞年间官至兵部职方主事，在抗清斗争中立功甚伟。《（康熙）贵州通志》说他“擅经济才，一时倚为长城”，只是不大善于迎合主将，老受皇帝贬斥。最终抑郁而终。

被称为“南天一柱”的何腾蛟是贵州黎平卫人，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中授南阳知县，后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拜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何腾蛟被福王政权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其后又任唐王政权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与大顺军余部携手抗清，一度攻克湘阴、腾溪等地。桂王政权立，封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清顺治五年（1648年），率军攻克全州，连下永州、宝庆、衡州、常德诸城，一改抗清斗争低迷局面。清顺治六年，何腾蛟率众赴湘谭途中为清军所俘，坚强不屈，英勇就义。

与何腾蛟同时代的杨龙友，也是一位从贵州走出去、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人物。杨龙友出生于贵阳，万历末年中乡举，崇祯年间曾任江宁知县。福王政权建立后，因与马士英的姻亲关系，出任兵部主事。南京陷落后，在隆武政权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浙江抵抗清军，兵败后被俘不屈，全家36人同时遇害。人称杨龙友诗书画三绝，其实杨龙友“少负奇伟，文章剑术兼善其能”。《（康熙）贵州通志》说他“博学能诗文，尤精于书画，虽片纸寸幅，人争宝之。”杨龙友的作品有《山水移》、《洵美堂》两集。“崇祯家诗”中，杨龙友是其中之一。

丁宝桢没有当过宰辅，在翰林院也只谋得一个庶吉士的短期职位，但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智杀权监安德海，建山东机器局，任四川总督期间创办四川机器局，实施具有早期现代化色彩的盐政改革，遂成一代名臣。

遵义沙滩的郑珍、莫友芝等都没有当上什么大的官，二人的文化成就，促成了沙滩地区的文化兴旺，乃至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的浙大名家们也不能不赞叹：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

旧时代的贵州是落后的，但任何时代的贵州人又是不甘于落后的。历史发展到今天，那种单纯农业经济的优势地位在许多省区已开始黯然消退，而拥有多种资源优势的贵州才刚刚开始崛起。先辈们不甘居于篱下，用自己的努力向舞台中心靠拢的精神，如果能被今天的贵州人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昔日被人鄙视为“天末”之省的贵州，一跃而成人见人羡的“聚宝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