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办学:理念如何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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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倡导教育家办学。所谓教育家就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或掌握教育方面专门技能的人，正如总理提出的三条标准：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这既揭示了教育家的本质特征，也明晰了教育家办学的真正内涵。提倡教育家办学，就是要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热爱并尊重教育规律、愿意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办学，使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在办学实践中推动教育家脱颖而出，最终实现办一流学校、办一流教育、培养一流人才的目标。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适应教育家办学要求的高等教育新体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依靠行政化的教育体制，通过集中配置经费和师资等教育资源，逐步推进教育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解决了“能上学”和“上得起学”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走的是一条“重规模轻质量、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建设”之路。当前我国的教育已经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群众要求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倡导“教育家办学”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上升为国家意志，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改革与以往的改革不同，需要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在宏观层面整体推进。
首先是要通过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目标。教育家办学要求遵循教育规律，排除行政等各种外界干扰。“去行政化”被公认为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然而去行政化后到底要构建一个怎样的新管理体制，如何构建新的体制，这都要在国家层面进行设计，进一步明确方向和可操作性的改革目标。否则，“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还只能是纸上谈兵，流于“规划”。
其次是要为新体制的构建设计新的改革路线图。由于我国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沿袭时间较长，根深蒂固，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特别是行政化的管理理念已深入教育肌体的每个细胞，所以去行政化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颠覆意义，将完全不同于过去从下而上、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同时，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教育改革，既要立足已有基础，又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式转变等新要求。因此必须以全新的思路谋划改革，以新的改革路线构建新的体制和机制，教育家办学才能排除障碍、明确方向并切实得到落实。
厘清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各自职责，为教育家办学松绑减负
北京师范大学一个课题组曾观察过37位校长从早7点到晚7点的生活，结果发现，很多校长在校时间不足上班时间的四分之一，说明现在的高校往往承担着太多办学以外的附加责任，诸如后勤、安全、就业等本应由政府保障、社会提供的事务，在我国都由学校承担。为了争取更多的办学资金，大学校长必须“跑部钱进”；为了通过教学评估，学校领导班子忙于迎来送往，与相关部门、相关人员打人情交道。试想这样的教育生态，如何能够造就出教育家?
厘清政府、社会和学校各自的职责，要以减轻学校额外的负担和干扰为原则，让教育家集中精力办学。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其目标是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因才施教，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等方面形成办学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政府的职责是按照国家教育和人才发展战略制定宏观政策，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为学校办学提供各种资源保障。社会既是教育对象的输出者，也是教育成果即人才的接受者，承担着对人才的评价和选用职责，其对人才的评价和选用制度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趋向和行为。
厘清政府、社会和学校各自的职责关键在政府。“去行政化”并非取消行政部门、不要政府管理，而是要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变行政指挥为政策引导，变单一管理为多元服务，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的途径，促进全社会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服务，为高校办学消除后顾之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释放教育家办学活力
人的发展是遗传与学习、内因与外因、认知与情感、生理与心理盘根交错的动态过程，学生的成长也是在师生之间、同伴之间以及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多维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教育对象发展的条件、水平、特点、表象和结果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通过扩大学校的办学自，激发学校校长、教师大胆探索、潜心实践的活力，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因才施教，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思想和风格。
19世纪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为了改革德国高等教育，建立新大学，曾经提出学术自由的原则，在柏林大学试行改革。洪堡认为大学要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办学不应受任何权力掣肘。关于大学和国家的关系，洪堡指出：国家决不应该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他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任务服务，还有利于国家长远的发展。洪堡的思想使德国高等教育焕发了生机，也使得德国的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正是通过亲身体验洪堡思想和德国高等教育模式，提出了对北大的改革思路：以囊括大典、兼容并包为纲，畅行学术自由；建立以“学”为本的学科体系；建立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同样焕发出新的活力，改革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样板。洪堡于柏林大学、蔡元培于北京大学的改革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只有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才能有效激发教育家聪明才智，提高学校办学活力，收获教育发展、人才辈出的成果。
营造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宽松环境，使更多教育家脱颖而出
孔子、蔡元培、陶行知……这些伟大的教育家并非横空出世、一夜成“家”。教育家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和养分条件。这里因素很多，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是要在全社会营造敬仰教育家的氛围。国家必须加强对教育家精神的发现、发掘、研究和提炼，大力宣传教育家的胸怀、品格、情操和创造力。要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校长和教师设立荣誉称号，给予重奖。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执教，让教育家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人群之一。
二是教育家的劳动创造要得到最大程度的宽容和保护。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其《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对教育家精神提出几点要求：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可见，创造和开辟精神是教育家基本的品质特征，只有创造和开辟才能形成独特的办学思想、办学风格和办学特色。创造意味着前无古人，开辟常常要走一些弯路。要最大程度地宽容和保护教育家的劳动创造，改革现行的办学评价制度，摒弃把升学和考分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观、成才观，积极理解和支持教育家改革，让教育家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大胆探索，勇敢实践，不断破解教育难题。
三是要让更多学校校长成长为教育家。学校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校长，一个好的校长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办学质量。要倡导教育家办学，就应该让更多校长成长为教育家。“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学校校长的职业化，这是促进校长成长为教育家的前提和保障。为此，一方面要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推动校长接受专业养成教育和专业化训练，不断提高校长的治校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良好的校长选拔机制，打破级别、资历等条条框框，放手让懂得教育规律、热爱并尊重教育规律、愿意终身从事教育的校长充分施展教育理念和聪明才智，在潜心的教育实践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新时期社会公认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