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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京人》的生命意识与自我价值的审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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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人》是曹禺创作于1940年的三幕话剧,以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族苟延残喘的具象为大背景,展示着不同个体的生命形态。本文试从生命颓败与强劲的不同力量的呈现对比中,展现出封建守旧文化的禁锢下对健康人性的消磨、生命强力的打压,使得生命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可怕群像状态,同时从愫方形象的分析中,探讨自我价值审美构建,肯定曹禺所展现的生命意识,以及重塑民族生命强力和性格的理想。

关键词:《北京人》;生命意识;自我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9-0001-02

从《蜕变》创作开始,曹禺的戏剧风格开始发生相应的转变。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理性思考逐渐取代狂飙突进的浮躁呼声,开始由战时意识形态的表达、战争情绪的鼓舞转向对人的关注,回归到艺术本身。从《北京人》开始便完成了这一转型。曹禺在谈到《蜕变》的时候说,“它还留着‘概念化’的痕迹”,经过艺术的反思和生命更加深刻的体验之后,他说:“还是要写人。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内心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的感情写出来。”我认为这其中的人,就是生命的征象、价值的确立。从一种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表达转向一种对生命的审美形态的关注,这是对艺术本源的一种回归。

《北京人》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落败家族的大幕布下获取对自身生命来说自我认定合理的,或者痛苦的位置。像王熙凤一样掌权的士大夫家庭出身的思懿,想方设法地算计,以获得在家族中的地位;飞不动的鸽子一样毫无生命活力的曾文清;或整日抱怨、发牢骚寄住在老丈人家里的江泰,既想获得尊严,又有生命无着的痛苦;曾皓自私地只为自己而不惜拖垮善良的愫方,成天守着一口棺材过日子;当然还有最终超越自我,出走的愫方、瑞贞,袁氏父女和“北京人”等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给自己找寻一处生命存在的依托,其中都表达了曹禺的生命意识。在这些不同个体状态的呈现中,曹禺将生命的意识幻化到传统封建文化的困境思考中,以及生命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的觉醒意识中,将家庭作为一个展现固步自封的落败文化的窗户,从中窥视到了民族的传统秩序和观念下的生命印记。

一、新旧文化形态对比下呈现的生命意识

《北京人》将视角放在家族文化衰败的境遇中,表达一种对强劲生命力的呼唤。而剧作中的个体生命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征象。曹禺再一次用象征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北京人”的原始野性力量的形象,以及袁氏父女的现代北京人形象,代表着一种理想浪漫主义的人性和鲜活的生命力。曹禺在《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中说到:“我为什么写《北京人》呢?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可见,其中的袁氏父女和“北京猿人”的形象,就是“人一样活着”的审美式表达,其形象作为一种野性生命力的寄托,是人的自由生命状态的美学性存在,超越了现实局限。这种袁氏父女和北京猿人的形象,在与曾、杜两家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历史较量中,表现出对这种无意识的生命形态的对立和冲击,借用守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在对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展开主观思考的情况中,凸显造成剧作的美学风格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以及对生命意识存在感淡漠的批判和对积极、野性的生命活力的召唤。

曹禺透过巨大的家族衰落的背景,挖掘出深层精神蛀虫。封建伦理纲常,家族规矩就是对人本生命最大的限制。作者借曾思懿之口说,“嫁到我们这读书世家,我们家里什么都不讲究,就讲究这点臭规矩。”而曾皓也总是拿规矩说事,罚曾霆下跪,还说要让袁家父女“见识见识我们曾家的规矩”,同时守着刷了很多道漆的棺材,将其看的比命还重要。将这种对于人性的压抑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忽略对内心生命的创伤,最终造成了人格缺陷、生命贫乏的历史悲剧。

最有代表性的是“半生都在空洞的忽悠中度过”的曾文清,他“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是一个染受了过度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子弟,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这种生命的败象表露无遗。当然,这种生命的空壳也正是在与过去人类的祖先与未来即明日的人类的参照对比中,才显出近日北京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全部荒谬性。

曹禺在对这种生命困境的审美审视上和反思中感到“他们苦着,扭曲着,在沉下去,百无聊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他借助袁氏父女的形象建立,来作为对美学悲剧及生命意识的唤醒力量。在《谈话》中,他说“我当时感到人在受着各种束缚,应该打破他。我借袁任敢说出这样的话。”剧中袁任敢说,“过去的人他们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袁圆作为一个有活力的少女,其生命的自然形态也与身处道德规范框架的曾霆形成一个对比,这是两种生命形态、价值观念的对比。曾霆只不过是一只失去生命活力的“小耗子”,在两人天真纯洁的对话中袁圆选择嫁给北京猿人,这是对“小耗子再下小耗子,那个小小耗子多小啊”这种传统纲常和生命的空壳的批判和颠覆,同时存在着对生命空壳无限复制的忧虑。借助袁圆形象所表现的生命态度是向前看的,有着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用这种对比的审美方式来渴望“把这种沉闷的生活炸开”,利用这样一种力量,将旧的毁灭,新的重生,完成对生命和自我价值的审美构建,达到审美批判和重建生命理想的目的。就如袁任敢说完之后江泰的反应,“心里快活极了,说得对,不能再对了。”但是江泰只是停留在生命意识的感性的层面。最明显的表现是愫方、瑞贞的走出,是在生命意识觉醒和自我价值的渴望中来完成这一审美理想的。

二、自我价值的审美体现――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的超越

愫方可以说是《北京人》中最温情的一个形象,其中寄托了作者深深的情感,曹禺在不断出现于剧中的声响和号角中透露出一种生命的闲适与从容、寂寞和孤独,而这样的生命状态正是作者对于愫方的情感寄托。

曹禺在剧作中向我们介绍愫方“多年寄居在亲戚家的生活”使她时时感到“孤苦伶仃”。他用“哀静”来形容愫方,同时,内心的善良美好也得到相应的体现,“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可见曹禺在这里将愫方塑造成了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照顾曾皓、忍受曾思懿的刁难、关照家里的一切,却忽略了自我生命价值的意义体现,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为有她最大的精神寄托,也就是她的表哥曾文清的存在。从某种形态上讲,“正是不可名状的孤独、寂寞感,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这样共同的精神特征,使得愫方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只要文清能够逃离开这个牢狱一样的家庭,她就愿意以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换取文清真正的生命自由。在这个苦难的爱情观背后,有着一套愫方自己的生命哲学: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能得到快乐,才能获得自己的快乐。

真正的悲剧是愫方与曾文清的生命之间其实难以彻底沟通,难以相生相惜,愫方为着一个“生命的空壳”,做出自己的牺牲,却无法得到同样的回应,这口残酷的黑暗的井,来自于精神上的不对等。美好生命无意义地消耗,却不自知,这是一种巨大的生命悲剧。愫方将她一生的情感和希望都放在文清身上,并且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照顾这个败落的家族,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说,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展示了这种精神式的恋爱,当爱从个体性走向普遍性的时候,爱由具体的个体之爱走向爱的知识爱的理念之时,爱就能够超越自我超越恐惧和死亡而成为爱情中最为骄傲的东西。曹禺在此将审美创作转移到“以爱为美”的系统中,因此愫方在由一种精神的寄托转向对于整个家庭的爱,这种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理念存在着。但是愫方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其本身的生命意义来自哪里是值得思考的,“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要靠人自己寻找和发现的,生命的合目的性既要指向外部环境,更要指向自我,以达自成目的、自足自适。”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独立,没有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一旦曾文清这只没有翅膀的鸽子重新回归牢笼之后,她的精神世界就会面临坍塌,就像瑞贞说的:“把自己的快乐完全地放在一个人身上是危险的,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当曾文清经不起外面的风浪重新回归曾家大牢之后,才促使了愫方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自我价值确立的重新思考和选择。生命和自我价值的悲剧性才慢慢消解,虽然是建立在男性世界的失落基础之上的自我觉醒,有着一定的盲目性和依附性,但是毕竟出走了,那么自我的重新确立也是可能的。

人与人心灵之间不相通的悲哀,生命与生命之间被阻隔的悲剧另一部分体现在曾文清和曾思懿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但是文清却又让思懿怀了孕,而他们的儿子曾霆和瑞贞之间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却仍必须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义务,这又何尝不是家族文化下生命形态的悲剧呢,这种完全扭曲的生命形态的呈现,是一种传统文化下对生命无意识的封建的群像悲剧。而瑞贞的出走,也是个体生命价值自觉的苏醒,借助一种“打破”、“离开”的模式来强调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北京人》中借助对自我的关注获得的生命美学的表征、理想民族性格的构建。同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曹禺说自己的这部剧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可见,曹禺的喜剧风格也是通过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自我价值的获得这两方面的主题表达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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