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延川盲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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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地走唱、年复一年地在黄土高原的深沟拐峁里漫游，
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竟还存活在这片苍老而美丽的土地上。
历经三年，一位美籍华人女摄影家行走陕北，苦苦追寻着延川一群卖艺度日的盲书匠。
记录、感受、体会――人世的冷暖沧桑、生活的悲喜哀乐如抽丝拨茧地展现出来……如果你遇上了一个盲书匠，请放慢脚步，不要错过。静下心来，他们吟唱的故事里可能有你一生的寻觅。
9月，太阳斜斜地扫过陕北金色的黄土高原。我在延川寻找一群说书的盲人……
延川隶属陕西省延安地区，它深深地嵌在黄土高原的心脏中，黄河由北奔腾而下，在此转了几个大弯再向南而去。这儿山高沟深，道路崎岖，是个有名的贫困县。因贫困而得以长久保持着的淳朴这两年也不可避免地被现代化着。夕阳下，延川县城边的秀延河堤上新起的大楼逐渐地遮住了对面的山头。
在陕北，盲人说书有着深远的历史，据说源于周朝宫廷里掌管阴阳礼法的“瞽史”（瞎子乐官）。民间的盲人效仿宫廷瞽史，学习音乐和阴阳八卦，在谋生的过程中不断演变，从依附皇室到依附神灵生存。至今陕北说书的开场白还和瞽史的诵诗相似，艺人也大多数精通阴阳八卦和算命术。在延川目前有规模的盲艺人演出团体还有十二个。县文化馆将他们组织成“延川曲艺队”。“单位五十，农村四十，望关怀残疾人，给予方便”，领着文化馆的一张便条，盲艺人每年抽签决定各组走唱的乡镇，直唱到岁末才回家。
年复一年地走唱、年复一年地在黄土高原的深沟拐峁里漫游。这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竟然还存活在这块苍老而美丽的土地上。一群为生存而吟唱的艺人，在他们神秘的、流浪的外衣下，究竟有什么样的表情？
白志亮和郝能
南方旅馆在延川城南界。是盲书匠一贯落脚的地方。两块钱一个铺位，是城里最便宜的。20瓦灯泡微弱的光亮下，煤黑的被褥散发着一种浊气。我和文化馆冯向前摸进黑黢黢的窑里，雕塑一样卧在炕上的是盲艺人郝能和白志亮……
第二天，我随他们上路了。
明晃晃的太阳，灰扑扑的大路，炙热难熬的空气，让人仿佛置身火炉中，只有远处用水泥雕塑的假交警无动于衷。老白和老郝自一辆三轮车里蹒跚地爬出来，带着不少演唱家具。30多年来，他俩都是这样靠四根长长的棍子，远远地摸索着漫漫的长路。
书匠在村子里演出，由大队一次性给40元，个别的村民请说书，便只管食宿，不需再给。他们每人每年必须上缴文化馆二三百元包租费。其中包括了文化馆的集训费、一个月2元的医疗费、车马费、县里的旅店费和修乐器的费用。除去包租费，一个书匠一年大约能挣个七八百元。
关庄是他们的第一站。一条直而长的路，稀疏的几行平房，两家餐厅和杂货店……乡政府里，我看到了盲艺人窘迫的一幕：艺人在文化站等批文下村子，而文化站明显不愿给予方便。
白志亮无奈地叹气说：“其实咱们就和讨饭吃差不多……”
办公的注意到我来到旁边，便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艺术家，民间艺术家……”
财政所的人好心，出钱让他们在大院里唱了一场；信用社的人又领去唱了一场；邮政所半价把他们打发后艺人们去了一所中学。中学也不热情，转手将他们送到了小学；小学又烫山芋似地送他们去了大队……
山间的夜色说到就到，是一种很深的蓝。远处传来集市的闹声，仿佛来自另个世界。书匠们一边说着古人的故事，一边听着今人的烦恼，无数的故事随风而过。深蓝色的夜色中盲艺人站在街上没有人答理。那两个茫然的身影不辨东西，寸步难行的模样，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那晚，满天繁星，夜凉于水。我哆嗦着听完书，随着几个女人回到温暖的窑里，电突然停了，烛光亮起来之前，在黑暗里我想象着老白老郝的心情和世界。他们别的没有，有的只是时间。黑暗中的时间无穷无尽……
高家的院子里渐渐聚满了乡亲，高老头跛得厉害，还打着谷子，矫捷地做着各种事情；高老婆瘫了，长年累月地躺在炕上。这场书是高老汉为他瘫痪的老婆演的，“包公案”终于接近了尾声，到底谁对谁错，善恶是否真的终自有报？热闹之后终又归于平静。
拄个拐杖，搬个小凳凳，大队长家80岁的刘老婆婆，在关庄说的每一场书都有她。没有听众时，她会安慰瞎子：“都坐满了，只是大家都鸦雀无声……” 盲人当然知道有多少人在听，他们无奈地笑着。
谁家有求于神灵，就请盲人说平安书。说书前要准备香烛、常青纸花、糕点水酒。在一户姓曹的人家白志亮叠起纸，铰起了花。黄的敬神，白的敬家里的先祖。装着小米的斗里插着“供献曹门三代宗亲之灵位”和“供献一切孤魂之灵位”白色的灵牌；装着谷子的斗插着“奉请天地诸神土神之神位”黄色的神牌等。黄色的纸花前用红碗装上供果。一支蜡，三柱香，献上白酒。一段平板请来诸神野鬼和老家亲，把一切心愿唱出。掌柜的或家中长子则适时地敬酒、磕头、烧纸钱；香不断，蜡长明。然后说书的节目开始了，两段书几曲民歌，直到尽兴。节目完了还必须把请来的神明送回去，黄的神牌、纸花在黄盆里烧了，洒上三杯酒；白的灵牌、纸花在白盆里烧了，洒上四杯酒……屋子里烟雾弥漫，三弦声中神界人界扑朔迷离。这时老郝拉着二胡，悠悠长长，如泣如诉地唱起“走西口”、“兰花花”。乡亲们的心愿一一满足。
白志亮和郝能都是幼时得了白内障治疗不当而瞎的，已经说唱了30多年。我喜欢听他清唱“小米棍儿下山”，小姑娘思春的心让他唱得酸溜溜的。高兴的时候，他会手舞足蹈，跳起他想象中的舞；吃饱饭，他喜欢摸摸肚子叹口气：“饱了，又和富人一样了！”
郝能有张长脸，高大的身材，一双修长的、感性的手。他有非常浑厚的声音，低沉而震撼。“有人喜欢了，欢天喜地；没人想听，难受。到底不是讨饭的……”人世的冷暖沧桑凝结在他们的每声叹息中。
两个瞎子，两杯茶。两个老人相互扶持，犹如两屡清风相互戏解着人生的寂寞。渐渐地我和他们生出了一种情感，他们也习惯了我的相伴，让我帮着点钱，转过头随意地呼唤着、找寻着……
贺生明和樊世凯
车子从塞砂坝干涸的河床边开过，在泥泞的路上颠簸着往山谷里去。在永坪听说贺生明和樊世凯已下乡，我一路追赶，在丰百胜村的山沟里我终于找着了他们――斜倚在窑里的炕上，打着盹儿。
樊世凯有个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材，睁得圆圆的眼睛还能朦胧地辨出一些影子。他不爱说话，总是静静地喝着茶。只有谁踏着了他新纳的布鞋才着急，脾气不是特别好。文质彬彬的贺生明是砍柴火时给崩瞎的，失明前曾当过村里的书记，现在是“延川曲艺队”的队长。他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演唱时会把自己的名牌挂上。他对“阶级”、“领导”有种说不出的尊敬，他悄悄告诉我：我的出现会改善村民对他们的态度……
老樊20岁就开始说书，一说就是30多年，在延川颇有名气。他说书的时候，除了三弦琴和脚上的踏板外，手上还带着一串木制的不知名的道具，演奏起来打着一串串细碎的节奏。也许是改行晚，老贺不说书，但他会唱许多歌曲，最擅长的是一种以说唱为主的道情。他的声音细且长，像胡琴般凄凉。这对搭档还带上了扩音机和麦克风。演出前会把流行音乐大声放出，广告村民。开场时贺生明要唱一段，宣传歌颂伟大的主席领导；樊世凯来上一段快板，宣传“三个代表”、“吃碘盐”、“少生优生”等种种政策，然后才开始真正说书。他们的书给人带来了教育和娱乐，一方面成为村民和神灵之间的桥梁，了却人力无法完成的心愿，另一方面又成为政府一种最原始的宣传媒体。
顺着山沟一村村地走唱，山道越来越狭窄，两边的山壁渐渐地逼近，终于成为一个小小的峡谷。开始，还有拖拉机送我们一程，后来乘驴车，最后便只能步行了。丰百胜、白家河、老好沟、十沟……越走人迹越少。偶尔有几个老人驻足闲聊，偶尔有几个村童嬉笑，黄土高原的深处人烟已稀。我想，这些角落也只有书匠为着一口饭吃才走得到。
我们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村子。山沟的深处，美丽而荒凉。一个接一个原始的土窑洞、一串串红辣子，天空很蓝，是秋天纯净的颜色。这地方原本缺少人气，有本事的早已远走西安、延安，留下一个个空窑，像荒废的城。
我们在小队长家等待着。阳光明媚，把门帘的图案洒在地上，万里无云，偶尔有一阵风，扬起一片尘埃后，又平静下来。无尽的等待，时间和路一般漫长。贺生明轻轻地唱起了歌，樊世凯接着唱，你一首我一首，孤单地吟唱在这世界的尽头，歌声里有一种温暖的色彩，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晚6点时分，小队长的婆姨才背着大包小包，从黄昏里走来。她清晨两点不到就起，3点把饺子做上，5点左右出门，背上40斤的黑豆翻过后山赶到盘龙村赶集，卖了黑豆再买回干粮、蜡烛等生活用品。现在把脸一擦，围裙一系，就开始做饭，这就是陕北女人的一天。
“田地挣下千万亩，死后占不了半分田；粮食攒下了千万石，墓里只放一个祭食罐；金银财宝万万千，死后嘴里只放个口含钱。人吃黄土土常在，黄土吃人影无踪……”这是一段开场白，跟着一段典故：“千里来书一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窑里渐渐暗了下来，豇豆米汤熬成了诱人的稠粥。盲艺人一天的平淡庸懒，无所事事，终于换来晚上的红火。老汉们上了炕，点了烟，婆姨们三三两两进来，窑里一会儿就挤满了人。红烛暗暗地照着一个个疲惫期待的脸。三弦声起，人们慢慢地进入了古老的时光之中。
“这会儿是唐朝盛世，人人锦衣华服，家家雕梁画栋。有富家子弟乘千里驹上京赶考，途中忽遇贼人…… ”只觉得耳畔风起云涌，蹄声如雨，刀枪剑影，哭笑怒骂，在老樊的三弦里，各路人物粉墨上场，错综复杂的情节把人们带入如梦年代，那光影、音乐里交织了一种粗旷又哀凉的情感和信仰。
一地脱下来的布鞋，炕上靠墙坐着一排婆姨，织着毛衣，悄悄地拉着话；老汉们东倒西歪，有些恍惚了；小孩儿打着哈欠，又不肯离去。夜，就这样悄悄地爬进窑里，睡意也爬进人的眼底。天明之前，我们已远远抛开了生活的辛苦和粗糙，享受着一种今生难得的奢侈。
贺文阳和张成祥
从山中出来，脑里充满着各种声音、颜色和人物。当我在土岗中学的会客室里见到盲艺人贺文阳和张成祥的时候，感觉自己竟是和他们一般的尘土满面落魄无助。
拿着旱烟，蹲在地上，为一个学校对他们的冷遇而大发牢骚，张成祥那股嫉愤让我吃惊。他说还是好，现今盲书人的待遇一日不如一日…… 多数时书匠都是顺受命运，走一天唱一天，这是我第一次听盲书匠批判社会。那天晚上大街上空荡荡，只有电信局前围着稀疏的几个听书人，窗前一个低瓦数的灯泡照着气氛的凄清。张成祥的开场白里满是对各个领导的感激和鸿福齐天的祝词，那份仰人鼻息的辛酸令我恻然。
抱着个土琵琶，忘我地投入说唱中，一天的失意和落寞都似乎消失无踪。张成祥一张嘴大开大合，每个表情又都像在呐喊。阴影里的贺文阳叼着根烟，打着板为他伴奏，轮到他说书的时候，弹起三弦琴，两眼一闭，悲悲切切，似乎故事里的一切都是真的。天上忽然下起了毛毛雨，像一个个休止符，淋散了听书的人群。土岗上的演出不得不结束，他们很是失望。这时，我忽然深切体会到，说唱不仅仅是他们吃饭的手段，更是他们惟一的灵魂慰藉。
返回延川，下车的地方，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盲艺人一步步消失在卡车、吊车和楼房的阴影里。年老的书匠，声音渐渐嘶哑，脚步蹒跚；年轻的步履不稳，神情茫然。从山里到城区，从土窑到大街，从红火到凄清，一个变迁的社会里这群为生存而挣扎的盲艺人的未来会怎样呢？
如果你遇上了一个盲书匠，请放慢脚步，不要错过。静下心来，他们吟唱的故事里可能有你一生的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