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杨 生死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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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拔6194米的麦金利峰下撤,王秋杨又差点交待在冰裂缝区里,下撤的路上她,抑制不住失声痛哭,满脚的泡,晒伤的脸,一条腿也瘸了

王秋杨喜欢在山里风餐露宿的感觉,理由是“那种环境下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 和山亲近多了,快乐变得简单起来,回到城市,一罐王老吉也被她视为美味,王秋杨说,“这种快乐很真实!”

丈夫张宝全偶尔也会戏称她为“四毛”,因为很多时候,她和当年的三毛一样,背上行囊四处游历。这个曾经梦想着要当一名地质工作者的女子,即使站在你面前,你也绝不会想起她跟山会有什么联系,温婉的谈吐修长的身材,让你感觉时光仿佛还停留在她的少女时代,只有那张被阳光微微晒红了的脸才让你相信,她,就是那个完成“7+2”极限探险的王秋杨。

王秋杨并不“孤独”,在地产界和她一样钟情于登山的,前有王石,后有黄怒波,而王秋杨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女性。

历时6年完成“7+2”,王秋杨的个人版本也由此升级为“首位完成7+2的华人女性”。这个12年前带上几件秀水街外贸店买来的厚衣服就敢踏上南极探险的“菜鸟”,终于凭着自己的坚毅,完成了这个登山界的极限探险。

“7+2”犹如魔咒般吸引

“7+2”仿似是个魔咒,所有的探险者对它只有一种反应:亢奋。1997年俄罗斯人康尼克霍夫第一个完成“7+2”探险之后,登顶七大洲的最高峰并到达南极和北极极点的“7+2”便成了登山界又一项新探险活动。

比起中国登山队完成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7+2”的难度要小得多。 “7+2”由上世纪80年代登山圈流行的攀登世界七大峰延伸出来,它不但是世界顶级的探险活动,同时也是人类超越自身极限、体现世界文明、社会、经济发展高度的活动。最初的探险者提出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这九个点代表着地球上各个坐标系的极点,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迄今为止,全世界成功完成全球七大洲最高峰攀登的有275人,其中完成“7+2”的仅有13人,而中国人占据了半壁江山,共有7人完成这个探险活动,他们分别是: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2005年12月16日完成),《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2005年12月16日完成),国家登山队教练次洛(2005年12月16日完成),香港攀山训练中心总教练钟健民(2005年12月28日完成),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2005年12月28日完成),高级商务策划师金飞豹(2007年12月08日完成)。再加上今年7月完成此项探险的王秋杨。

2004年之前,王秋杨还只是个开着SUV穿越罗布泊、,爬爬哈巴雪山和四姑娘山的“菜鸟”级户外发烧友,但自打2004年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之后,“7+2”魔咒开始牵引着她。

2004年 7月, 王秋杨跟随王勇峰,次洛,王石,刘建组成的登山队冲击欧洲第一峰,这距离她从南极洲探险回来已是整整6年,6年里,她经历过自驾一万多公里探险和新疆罗布泊无人区;攀登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和6250的四姑娘山,算是具备登雪山的基础。

厄尔布鲁士因其锥状外形被当地人称为火山之子,3200米就看到雪线,那次的顺利登顶,让王秋杨萌生了继续完成“7+2”的想法。

2007年王秋杨准备冲顶珠峰,在此之前,她已经完成了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徒步南北极点,成功登顶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

冲顶珠峰的难度尽管超乎王秋杨的想象,但却是她“7+2”探险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王秋杨所在的2007中国珠峰业余登山队,一共六名队员,全部队员都有登顶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冲顶日子安排在2007年5月23日,也许是兴奋,那天王秋杨的身体状态出奇得好:从8300米突击营地出发时还排在最后,随着慢慢爬升,五名队友渐渐落在了她身后。途中,那些长眠在这里的山难者遗体更让王秋杨平添对这座圣山的敬畏,脑子里竟闪过“我会不会也躺在这里”的念头。记得从大本营出发时,她给张宝全发了个短信说会活着回来,可自己心里也没底。

顺着陡峭的雪坡来到著名的第二台阶时,王秋杨的双手刚触到那久慕的金属梯,耳中的MP3刚好播放到《青藏高原》,那一刻她的眼泪直往外涌。

5月24日凌晨6点,在高山向导次仁的帮助下,王秋杨第一个登顶,全程用时6小时30分。?站在珠峰之颠,和所有登顶这里的人一样,王秋杨失声痛哭。“那是种登顶后的大悲大喜,是一种把你的一切都掏空了又还给你很多的感觉,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极端付出的人才能体会到!”

为了记住喜玛拉雅群山的每一个山峰,记住珠峰顶上这难得一见的日出,王秋杨在珠峰顶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8848.44米的珠峰被称作“世界第三极”,一个世纪以来,这个人类极限令全世界登山家、探险家们趋之若鹜,如果说当年的登山者只是单纯地以科考、探险为使命,那么借助现代商业登山实现梦现的人某种程度上会有虚荣的一面。“当时我是很得意,”王秋杨坦诚,“那种想让所有人知道自己上珠峰,想夸耀的心情到现在都一直有。回到北京,朋友提议让我搞个庆功会,我嘴上说这个不重要,对自己有个交待就成了,不过在心里特得意。不过真要是当时万一没有登顶,那岂不是很纠结?哈哈!”

高海拔不但耗费人的体力,也损伤着人的大脑,雪山上脑子不好使,记不住日期,也记不住太多的事,只要有空,王秋杨就钻进帐篷里写日记,尽可能把身边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偶尔心情好时甚至还做一回面膜,这也难怪经常会听见队友在帐篷外大叫:“王秋杨,你怎么又钻到帐篷里了?”

生死之间的感悟

这段历险里,南州极的冰裂缝已不算什么,而阿空加瓜、查亚峰的遇险,才是王秋杨一辈子刻骨铭心的收获,

依利安查亚,印尼最偏远的角落,这里还居住着古老的食人族。出发前王秋杨一直拉肚子,第八天才开始好转,胃溃疡的旧伤也折磨着她。但想到查亚峰(海拔5030米)之后,就只剩麦金利了,她执意要去。查亚峰攀登很顺利,但在登顶下撤途中,王秋杨、孙冕、孙斌、刘建、次洛、范文俊、陈芳等七人组成的业余登山队由于雇佣的当地土著背夫同伴病倒,土著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意思,是王秋杨和队友把疾病和邪魔带给了他们,突然提出不给大伙再做向导,并且不允许大伙再经过他们的村庄回去。这意味着,队员们已经不可能原路返回了,土著人的突然翻脸,拒绝合作,让登山队一度陷入困境,若硬着头皮回去会有被土著人吃掉的危险。向导公司给大家建议了三条路:一条是三天的线路,需要经过另外一个村庄,但那个部落和他们有过磨擦,会有被人拿着弓箭追杀的可能。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请直升飞机把大家载出去;但费用很高昂,而且是军方的;再就是协调矿山,但问题是矿山的美国人控制,不许经过,向导公司也向警察局写了保证,不能经过矿山,如果靠近矿山就会被美国人随时抓起来。登山队只好向中国登山协会、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尼使馆求救,最终经过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协调,当地政府派警察护送登山队员,才将王秋杨和六名队员从矿山解救出去。?阿空加瓜是2009年王秋杨唯一攀登的山峰。冲顶前王秋杨因为高反一连吐了好几次,埋下了体力透支的后患,但起初她也没在意,并用了9个小时成功登上了南美洲这座最高山峰(海拔6964米)。但下撤过程过程中,王秋杨突然失去知觉,昏迷过去,在队友和向导的拼死协助下,她艰难地支撑到山下,这一路几乎是被队友和向导背下来的,四个小时后撤回营地时,王秋杨终于清醒过来,说出口的第一句话竟是“登山真好!”

坐在救援的飞机上,王秋杨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话“这是一种大悲大喜的生活,昨天坐着一极小轻薄的飞机(三人)超低空浓密的云层下,冒着雨雪飞出山谷,飞向人间……眼前什么也看不清,那一段时刻,望着玻璃上成片向后吹散的细小水珠,那极其特别的景象和体验,无法言表,那感觉,那心情,真美好……那才叫飞翔啊……”

家庭、事业、登山一个都不能少

登山能带给王秋杨无限快意,事业能让王秋杨有成就感,但家庭、丈夫和儿子才是王秋杨生活半径无论怎样延伸都要回归的那个圆心。

登顶麦金利峰后,王秋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阿拉斯加乘坐十几个小时飞机赶往波士顿去看望正在那里夏令营的两个儿子,对山的痴迷转瞬间化作对儿子和丈夫的思念。以前只有王秋杨主动离开他们的份儿,不想这次儿子的远行,让她突然感觉到儿子离开自己的伤感和思念。是啊,儿子们都长大了!

每一次外出,一家老小总是早早地起来,在楼道里等着送她,临行,一家人又站到家门口,挥着手和她道别,目送她的离去,这个场面常常让王秋杨很不忍心。同时又觉得很幸福。

王秋杨和张宝全这对夫妻搭档,工作之余一个痴迷山川荒野,一个喜欢研究电影书画,有时王秋杨也会想出一些办法,尽可能在亲近山的同时又能够享受亲情的存在,比如说全家四口一起去登山。

2007年2月,王秋杨和张宝全带着两个儿子打算一起攀登非洲乞力马扎罗峰,可张宝全的体力远远不如两个儿子,更别说王秋杨了。到达山脚的坦桑尼亚墨西镇,张宝全就体力透支,只能打道回府,留下王秋杨娘儿仨继续攀登。两个孩子还挺有实力,每天都跟着妈妈攀登5个小时,最终历时5天登顶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峰,同时创造了中国最小年龄登顶非洲最高峰的纪录。

王秋杨习惯每次外出前赶一段时间的工作,这样以此平衡工作和自己的事两不误,但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外出前的那几天忙得个昏天黑地,有时投入得上了路还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哦,这是真的又在路上啦?”

18年前,夫妻俩为攒够50万拍一部电视剧而下海经商。电影,一直是导演系毕业的张宝全还没有实现的梦,完成了自己的“7+2”之后,王秋杨也想要让张宝全实现自己的梦想,公司明年投资五千万拍电影,王秋杨说,“我觉得,人一旦有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去实现。”

今生前世情缘

王秋杨一直怀疑自己前世是人,因为每次进藏,她总感觉自己和那里融为一体。以至于她把自己在北京昌平的别墅取名叫做“柿子林卡”,林卡在藏语里是庄园的意思。而她的办公室里,也只放了一套款式简单的桌椅。她说,她喜欢这种空旷,很像。

第一次进藏是在2003年6月,美不胜收的风景、空旷寂辽的藏北无人区都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感慨,而最让她触动的是在一个牧民区,一大群藏民围着她要药,她把随身所带的一大箱的药都发光了,藏民们还伸着手不肯离去。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挤到王秋杨面前,举着一个铜号牌问王秋杨能不能给他看病,拿着这个牌子的臧民可以优先看病,还是是头一年政府在一次送医下乡的活动时发的,王秋杨听了难过得眼泪掉下来。

那次从回来,王秋杨决定要为阿里做点事,改善藏民们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就这么点钱,一年到处撒也没有效果,不如专注地投入。”于是,苹果基金为此成立。

如今,在阿里已有4所苹果学校、11个苹果图书室,这里的孩子学习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同时在阿里地区建立“赤脚医生”工程,由苹果基金培训起来的270名村级赤脚医生和143名村级接生员,为生活在这里的藏民及时治病行医,阿里基层的所有农牧民都拿到了由苹果基金会提供的免费药品。

尽管苹果基金在无人不知,但对于今典集团,对于王秋杨的总裁身份,很少有藏民知道。“登山和建立苹果基金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爱好,和集团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每次登顶我从没想过要手执横幅,在上面标明‘今典集团’,不过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苹果基金和集团的关系吧,我想。”

对于一向倾情的登山运动,王秋杨透露,近期苹果基金准备对户外登山进行援助,计划每年以20万的投入,加盟中国登山协会计划成立的登山救援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