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父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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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张信用卡，改变了一对父子的命运。在刷卡消费欠下的20万元巨额债务面前，从不啃老的儿子却直接把父亲“卖”给了银行抵债。

同一屋檐下，父子如陌路

除了还住在同一屋檐下，袁根义父子的生活作息表在半年前便没有了交集。

清晨6点，袁根义离家去附近公园展练，9点回家，下午1点再出门，晚上6点到家，看一会电视，晚上9点休息。

早上7点半，儿子袁国栋起床上班，晚上8点到家，然后关在房间里上网玩游戏。

父子俩每天碰面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没有任何交流。造成这一切的，是儿子在一年里刷爆的7张信用卡和欠下的20万元债务。巨额债务压垮了他父亲，最后压垮了这个家。

袁根义60岁，全部收入来自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但2008年5月后，退休金中的大部分都给了银行。和退休金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近5万元的养老积蓄、家里的电器、收藏的几件花梨木家具。但这些努力只帮儿子还清了庞大债务中的一半。

他的背佝偻得厉害，白发从两鬓蔓延开来，像北京冬天灰色的雪地，透出说不尽的疲惫。

做父亲的已经看不懂儿子。

儿子曾经是袁根义的骄傲。他和妻子在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友好分手，虽然努力把离婚对孩子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但仍不可避免对袁国栋造成了伤害：儿子的话比以前少了许多，很少再向家里提物质上的要求，当同龄人都在大学里恣意放纵青春时，他把更多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读书刻苦，生活节俭，毕业后自己找到工作……“你儿子真懂事。”这是袁根义听到的最多的话，对儿子的愧疚同时在心里发芽，膨胀。

几年后，当他接过儿子手中的巨额催款单时，正是这种愧疚让他选择了包容的代子还债路。

刷卡有，让人上瘾

袁国栋的第一张信用卡是在2007年间办理的。月薪4000元，透支额度却有4万元。

第一次刷卡的情景他记忆犹新：当提示消费成功后，没有现金花出去的心痛感，只有拿到自己想要的笔记本电脑的兴奋感。这就是花自己钱的感觉，袁国栋想。

10岁时，他眼红邻居家孩子的遥控车，可是遭到父母的拒绝：玩具太贵，丧志。他敏感地从父母脸上看到不容再请求的暗示，乖巧地压下所有不被允许的物质欲望。

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给自己买想要的东西。袁国栋发誓。这句誓言和童年许下的众多心愿一起被掩埋。然后在某个时机被唤醒，井喷般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个月，他轻松偿还了卡上的分期付款。第三个月，他习惯了去能刷卡的地方消费。袁国栋相信自己有承担超前消费的能力，如果一张不够，那就申请更多的卡换着刷：如果一次性还不了，就申请分期，还清最低还款额。

就像袁根义看不懂儿子，袁国栋也看不清银行对还款的计算方法，那些数字一天天在银行账户里成长翻转，迅速超越了他的偿还能力。

2008年5月16日，四处求助无门的袁国栋把账单交到父亲手上：本月应还款5352.64元，最低还款1100元。袁根义摩挲着账单，久久不语。儿子一直低着头，像打蔫的茄子：爸，你帮我这一次吧，你就当，就当是借我的，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的确是儿子唯一的一次请求。袁根义第二天去银行取出5000元的养老金交给儿子。这笔钱让袁国栋如释重负。那天他提早下了班，给老袁做了一桌饭菜，兴致高昂地陪父亲喝了两小杯。

但刷卡就像吸毒，袁国栋很难抵制住先享受新产品再慢慢还款的方式的诱惑。2008年10月，面对账单上20万元的天文数字，不想再劳烦父亲的他换了手机号和工作单位。

银行顺着申请表上留的家庭地址找到了袁根义。法律并没有“子债父偿”的规定，不是担保人的老袁也没有还债义务，但银行的警告让他坐卧不安：“如果不还钱，你儿子会被按金融诈骗定罪，面临至少3年的监禁。”

那天晚上，脾气温和的父子俩第一次闹翻。“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老袁指着儿子，却说不出其他的话。我的事我自己解决，不要你操心，你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儿子的不耐烦更刺激了袁根义，“你怎么解决?20万元啊，你到哪里去凑钱?银行的人天天找上门，他们找我还钱哪!”

袁国栋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许久，他压下心里的烦躁，隔着房门告诉父亲：爸，银行怎么说你都别管。

怎么可能不管。袁根义倒在沙发上发呆。不还钱，你去坐牢吗?

他取出剩下的4万多元积蓄，偷偷替儿子还清了民生银行的欠款43100元；变卖了家里的电器老家具，还上北京银行的1万多元，并找弟弟袁根秉借来2万元填补其他银行的窟窿。

这是老袁倾其所有能做到的。可当做完这一切后，银行告诉他：你儿子还在继续刷卡消费。

最后底限

我的努力都白费了!袁根义愤怒地撞开儿子的房间门。

“我让你不要管我的，你不听。”理亏的袁国栋把嗓门调到最大，他心虚，恼怒于父亲的擅作主张，又暴躁于自己实际承担不起债务的自暴自弃和逃避。最亲的人成了他最近的出气筒。

儿子说出的每句话袁根义都听不懂了。他也懒得再劝说或者发怒。儿子是属于他自个儿的，做父亲的没了管教的权利。

2009年的除夕，父子俩第一次没有一起过。袁国栋去了母亲家，留下袁根义独自在家。

老房子的供暖设备老化了，那一丝暖气暖不了人的身体，更别说人心。他早早在弟弟家吃了年饭赶回家，窝在床里边听收音机里的春节晚会边搓冻僵的脚。

怎么会变化这么大?他一遍又一遍问自己。

春节过去，儿子和他彻底成了同住一房的陌生人。他们遵循错开的生物钟，偶尔碰面，却因不知能说些什么而倍觉尴尬。

和老袁说话最多的人，倒是三天两头就来敲门的催债人。8月，银行的人站门外与他“聊天”：不是还有套房子吗，可以卖了房子还钱。卖了房子，你让我们住哪里々他悲愤地反问。袁根义父子在这套单位的集资房里生活了近20年。左右邻舍多已换成租赁客，他和儿子是为数不多的老住户。我会在这里养老，

一直到死的那天。老袁想。

银行的建议让老袁多了个心眼，几天后他把房产证悄悄送到与老母亲同住的弟弟袁根秉手里。他说不清自己这么做到底是防谁，如果是防儿子，父子俩的信任已经薄弱到如此程度?

“至少在我有生之年，这房子还是我的。”老袁语气悲凉。空空的四壁里包裹的已经不是一个家了。他恨儿子，也恨信用卡，甚至恨自己，“是我没教育好他，是我自己作孽。”

但那房子他终究要作为遗产留给儿子，但“就怕那时，房子即便能卖100万也还不清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