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捷克的社会音乐创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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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形式的音乐生产活动都要在社会下进行，本文试图在社会学的视角下分析捷克的音乐创作，认为捷克社会音乐的创作的功能包括提升捷克民族的凝聚力和促进国际交流两个方面，而自发性、个体性和共同性的统一是社会音乐创作的社会特征。

关键词；音乐创作生产；捷克；音乐；社会

任何形式的音乐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诞生的，绝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广义上的社会音乐生产不仅仅包含音乐作品的创作、音乐作品的表演，而且也包括音乐理论的探索、音乐思想和音乐评论的生产，它们都被划归于社会音乐生产的范畴之中，换言之，社会音乐的生产是“多项精神生产活动的有机结合体”。处于社会之中的人们，会根据自身的追求、能力、喜好等方面来确定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的类型。捷克的社会音乐生产由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因而凸显出与一般的音乐生产所不同的独特性。

音乐的创作生产是社会音乐生产中“带主导性、核心性的生产活动”。音乐的创作活动是音乐表演、音乐评论等其他音乐生产活动的产生源泉，也是音乐理论的实践探索。音乐的创作生产不仅仅受到音乐家个人的影响，和社会历史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19-20世纪中叶的捷克音乐创作是丰富多彩的。在19世纪，以“捷克三杰”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和亚纳切克为代表的捷克民族乐派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为捷克音乐和欧洲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热忱的爱国情怀在音乐作品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也得到了音乐听众的热烈回应，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进入到20世纪，捷克涌现了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博湖斯拉夫・马蒂奴、维杰斯拉夫・诺瓦克、约瑟夫・苏克、阿洛伊斯・哈巴等人便是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采用了现代的作曲技法，同时又拥有浓郁的捷克民族特色，民族和时代二者的结合深深地感染者音乐听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音乐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音乐内容中沉淀着历史。阿多诺认为，“音乐越好，它越能深刻表现社会环境的严酷现实，通过受难编码的语言来为彻底变革而呐喊”。阿多诺认为，对音乐的分析就是对社会的解码，在他的观点中，音乐“好”与“不好”的划分标准不再是旋律的优美、和声的独特、曲式的新颖与否，而是音乐所具有的反映社会内容的成分的多少。阿多诺的观点固然有些偏激，但是，我们从其中却不难发现，音乐作为社会的产品，必然反映着社会，具有着一定的社会功能。19-20世纪中叶的捷克社会音乐创作生产，对于捷克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捷克社会音乐创作生产的社会功能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增强了捷克民族的凝聚力。音乐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它比其他的社会文明力量(如文学作品)更直接迅速地克服传播的障碍直接渗入社会成员的精神。美国学者H・F・艾伯里斯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音乐有利于形成一个凝聚力强的社会。“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而音乐正是调节这个杠杆的最佳工具。在19世纪-20世纪中叶的捷克，社会的形势决定了音乐的生产首先应以满足人们的民族独立的精神需求为第一要务，因此，无论是斯美塔那、德沃夏克、亚纳切克还是20世纪的捷克音乐家，在创作器乐作品、歌剧和宗教音乐作品时，都无一例外地将民族风格的传承与发展作为音乐创作的重要起点。斯美塔那的歌剧处女作《在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在1866年的捷克临时剧院首演时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无疑是因为它的民族主义的题材。歌剧描写了布拉格市长的三个女儿被一个在布拉格的德国人所拐骗，并最终逃离魔掌寻找到自己幸福的故事，整部歌剧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最后的圆满结局也表达了作曲家盼望捷克早日从被压迫的泥沼中走出来的愿望。作品中充满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激情，“听我说，我们不能再容忍外国军队盘踞在这里了”“波希米亚的雄狮，起来复仇吧”“祖国的捍卫者们万岁”，这些有力的话语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捷克人，鼓励着他们团结起来为民族的独立事业而奋斗。第二，促进了国际交流，传播了捷克的民族文化，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音乐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是没有国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通过音乐来找到彼此的契合点，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捷克音乐家们的音乐创作展示了捷克悠久的历史文化，让国际上更多地了解了这个地区和民族，成为了捷克人民的民族骄傲。1940年马蒂奴的《二重协奏曲》在二战中立国瑞士首演时，正值他的祖国被法西斯德国进行殖民统治的黑暗时期，“他铿锵有力的、充满信心的音乐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使他们自发对捷克斯洛伐克悲惨的命运表示同情”。

捷克音乐的创作生产活动是在社会当中进行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特征。第一，音乐创作的自发性。音乐的创作，是音乐家情感的最真挚、最原本的体现，“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事件、自然景观、社会意识或精神流最作曲家的吸引和激励，促使他们主动地去发掘人的存在、人的生活意义以及这些事物的价值和美，并产生以音乐这种特殊艺术手段进行艺术创造的冲动”。这段话鲜明地揭示了音乐创作的自发性。音乐家们在社会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事件都可能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出于作为一个社会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捷克的音乐家们运用他们的音乐知识和能力，自发地进行着各种体裁和内容的音乐创作。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时，年轻的斯美塔那在民主主义爱国者的影响下创作了一系列的音乐作品，以此来表达对革命运动的支持；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之后，捷克的音乐家们通过音乐来表达着自己的欢欣喜悦之情，马蒂奴的《捷克・狂想曲》、亚纳切克的《小交响曲》都表达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赞美。第二，个体性和共同性的统一。“作曲家的音乐创作生产方式始终是一种个体性的生产方式”。音乐的创作，并不需要社会化的大分工，整个的生产环节都由作曲家一个人来担当。由于作曲家的观念意识、所处的社会背景、音乐知识的不尽相同，其所生产的音乐作品也会呈现出较强的个体性。就捷克音乐家来说，每个作曲家的风格也不尽相同。同为捷克民族乐派的代表，斯美塔那的音乐作品民间特征更加明显，而德沃夏克和亚纳切克受到“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吸取了更多斯拉夫音乐文化的精华，德沃夏克的音乐还广泛采用了北美音乐的因素；到了20世纪，马蒂奴、诺瓦克、苏克等作曲家更是将20世纪的作曲技法注入无调性、高叠和弦等引入到作品当中，以体现自身的个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捷克的音乐创作没有共同性。捷克的社会状况决定了捷克音乐家们的创作以民族性为共同点。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交响乐、管弦乐、钢琴作品，我们总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民族民间音乐的影子。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广泛采用了捷克的民歌旋律和体裁；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集中反映了斯拉夫各国个各民族的生活与性格”；亚纳切克的歌剧《耶奴法》的脚本取自于捷克作家的戏剧，他是“第一个将剧词用散文代替了韵文的作曲家”；约瑟夫・苏克的交响诗

《布拉格》当中应用了胡斯教派的圣咏合唱《你们，上帝的士兵》……这些音乐家的作品无一不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性的特征。可以说，19世纪-20世纪中叶的捷克音乐创作生产的个体性是建立在共同的民族性基础上的。

注释：

1.增遂夸《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162页.

2.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163页.

3.维杰斯拉夫・诺瓦克(Vitezslav Novak，1874-1949)，20世纪捷克民族音乐家的杰出代表.

4.约瑟夫・苏克(Josef Suk，1874-1935).捷克著名的小提琴家作曲家.

5.阿洛伊斯・哈巴(Alois Haba，1893-1973)捷克作曲家。研究东方音乐与摩拉维亚民间音乐，微程音乐的主要提倡者，1923-1951年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微青班教授.

6.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m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为音乐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7.这是阿多诺1932年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社会的音乐情境》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

8.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150页.

9.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164页.

10.是指发生在1848-1849年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发生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内容以反对君主封建专制为主，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体制.

11.曾连令《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165页.

12.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309页.

13.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365页.

参考文献；

[1]《音乐社会学》，曾遂今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2]《捷克音乐》，对外文化联络局1955年2月编印.

[3]《音乐价值的社会学审视》，郭声健，《文史博览》2005年第14期.

[4]《莱奥斯・亚纳切克――20世纪捷克民族音乐的杰出代表》，肖安平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德]霍尔特・霍诺尔卡著，关惠文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张梁，山东艺术学院2009级研究生，方向：西方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