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巴巴的理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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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公司正在开发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工具，其中之一便是无盲区、无阻碍的世界互联网工程。为此，他们研制了携带接入设备的气球，计划布设到世界上的偏远地区，为那里的人们带去物美价廉的上网服务。相关的试验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却在最近遭到了大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抨击。他说谷歌的行为只是做秀，帮不到第三世界那些面对现实问题的穷人和病患。

盖茨也许仍然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慈善家，尽其所能地从市场上赚取利润，再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慈善。而谷歌两位年轻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无疑正是霍米·巴巴所说的“全球世界主义者”，他们“相信科技创新和全球通信具有几乎无可限量的力量”，并且“乐于看到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和边缘民族共存的世界”。

表面上看，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总部，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至少已有七位印度裔进入了该公司最高管理层（据《印度时报》2013年3月16日报道）。然而，一旦离开山景城，人们便不难发现，全球世界主义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同谋。

“全球世界主义者常常住在包括各色硅谷和软件园这样的‘想象共同体’里；但他们必须面对监狱般的接线中心和外包血汗工厂。”巴巴写道，“这种世界主义模式，一面赞美‘世界文化’和‘世界市场’，一面快速有选择性地从一个富饶的岛屿转到另一个技术生产力的地区，公然无视不平等和不均衡发展造成的长期不平等和贫困。”

霍米·巴巴提出了另一种世界主义，即根据他对奈保尔的考察——特立尼达式的世界主义，或称本土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奈保尔是生活在英国的印度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于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常常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加以分析和解读的上佳文本。奈保尔说过，特立尼达人是世界主义者和“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处事灵活而文明，不以信仰之名行压迫之实，因此也是人道主义者。从构词法上看，“本土世界主义”是个矛盾的组合，它将本地特性和普世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巴巴指出，本土世界主义的核心是“用少数派的眼光来衡量全球发展”，主张人人有权保持平等的个性，而非二元经济下的多元。对少数族来说，“家园即世界，世界即家园，因此，他们是最具有‘世界主义’视角的一群。”（翟晶《边缘世界》）

在为新版《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写的序言中，巴巴进一步指出：“这些二元经济声称维持了一个充满机会的多样化世界，它由全球村、硅谷、点状分布于南北半球的外包绿洲组成。机会和‘选择’的地理图径在事业上当然已经拓宽了，但殖民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全球化的成功实现。”诚如WEB·杜波依斯所言，全球性问题的本质就是“少数族群的问题”，但怎样化解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方式，本土世界主义者不是简单地要求对自身身份的认可，而是要“致力于实现民主管理的共同目标”。

1949年，霍米·巴巴生于印度孟买一个传统上信仰拜火教的帕西族家庭，后到牛津求学，并留英任教，在2001年出掌哈佛大学安妮·罗森伯格英美文学和语言教授的教席之前，便已经奠定了自己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界的盛名。不过。他懒于笔耕的恶名和他的学术声望一样大。他单独成书的著作不多，他的文章也大多发表于1980年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他的声誉和影响仍然在不断增加。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他屡有介绍性的专著，较新的作品，如2013年3月出版的翟晶博士论文《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可以用做了解巴巴思想的伴侣读本。

2010年上海双年展期间，霍米·巴巴和其他一些印度学者陆续访华演讲，并各自挑选了部分论文，以中英双语出版。《全球化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即其中之一。这书小册子只有四篇文章，第一篇《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原见于其2004年劳特利奇经典版《文化的方位》前言，而最后一篇《塑造法农》，也是他为新版法农名著《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写的序言（1961年初版序言的作者是让-保尔·萨特）。

在巴巴看来，殖民主义从未被彻底埋葬，它的遗产仍然在用许多不同的面貌，存在于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中。巴巴擅于将德勒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方法论应用于“殖民文本”的分析，包括拉什迪、奈保尔的文学作品和当代伊斯兰世界的画作。

他引用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诗歌：“我梦见过锡安山我梦见过世界大革命/我是从柏林的运河中捞起的尸体/密西西比的河。我是个站着的女人/我站在，这里，你的诗里。不得满足。”并从中看出了少数群体的抵抗立场、求生欲望和政治诉求。

然而，霍米·巴巴似乎难以得到中国人的青睐，原因大概在于他太不实用了，甚至太“模棱两可”了——他本人常用的概念。他既不是行动主义者，也不能创造立竿见影的政治利润。

对此，霍米·巴巴曾经告诉我的同事陈菁霞：“我的理论工作没有政治议程，也没有什么社会目的，没有对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我的理论在学生、大学教授、政治家、作家和思想家之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当他们读我的作品时，他们就会明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化和文化差异，如何思考平等、自由或是公平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理解并接受我的观点，并且在他们从事社会活动或者开展激进的运动时，能够运用这些观点。”（《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16日）

的确，巴巴常用的“模拟”和“第三空间”等词语，不仅是对后殖民现况的概念性描述，在面对强权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抵抗或斗争的策略。半个世纪前，弗朗兹·法农写道：“他被支配却没有被驯服。他被迫感到下等，但却不认为自己下等。他耐心地等待殖民者放松戒备然后跳起来袭击他。”当巴巴引用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像我们一样感觉到了那不无诗意的“恐怖的幻影”，因此感到有义务去质疑它，即使它以全世界受苦者的名义。“当他（法农）说：‘暴力因此可以被理解为最好的调节’的时候，他就有失去平衡的危险……暴力的明镜难道不是某种被剥夺者在其中看到他们的映像却不能从中平息其饥渴的海市蜃楼吗？”

面对着那些“少数族”——难民、流民、妇女、农民工、大城市里没有户口的外来居民，多数族们总是以安全防范的名义，限制他们自身的权利和代表权利，“因为通过共同反对异己者（他者），一个社群内部就比较容易获得认同感（自我），这样，社群就找到了其凝聚点，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集结起来。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他者并非存在于自我之内，而是内在地被包含在自我之内，对于他者的认知，本质上是自我的一种自恋投射，因此，以这种方式所取得的认同，并不具有稳定性。”（翟晶《边缘世界》）

户口是一种额外的、对外防卫性的公民身份，如果不是某种分赃依据的话。法农说过：“因就是果：你富有是因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是因为你富有。”这句话在今天完全可以换一种表达：你富有是因为你是城里人，你是城里人是因为你富有。

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霍米·巴巴强调，要将边缘化和全球化看成一种准殖民的、新旧杂陈的境遇。因此，全球化必须首先从国家内部开始。没有人天然地愿意在少数群体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但世界主义者可以也必须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