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戏剧作品中的命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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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虹光话剧中的命运感，更多的是一种对饮食男女婚恋家庭的近于宿命的悲剧性感受。沈虹光剧作中的命运感，虽是从对普通人的婚恋情状的深切体验中溢出；却又最终凝为对世俗生命的一种透彻的感悟。作者把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与表现，都归落到那个“旋转的世界的静止点”上，亦即人生的内核上。沈剧中的命运感，较之《西方的没落》把文明的兴衰归咎于命运而非因果的历史宿命主义，更多地掺入了寻常人与寻常事的因果联系。依赖于因果链绞动的命运感觉，可能更易于撩拨普通人的心弦，更易于触动他们的情怀。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初，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震动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同是文化哲学家的卡西勒认为，书之成功“宁在其题目，而不是在内容”。因为这一题目，恰是一声悲壮的呼号，表达出西方社会对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的普遍不安。由是我想到了沈虹光剧作的题目，它虽不是那种直切出的警世危言，读起来甚至还有点轻飘飘的嬉戏之感，但它却又以一种神秘的带几分诡谲的微笑来诱惑你，特别是在看过剧本或演出后，更是能催逼你去追索它的精义，去解读它的象征，去体味“游戏”中的无常人生，从而在轻飘飘中拎起一份份沉甸甸的生命感觉来；所谓“山泉”、“积木”、手巾”，那不是命运之神手中把玩的一个个尤物吗？正是它们在真实的意义上造就了人的命运！尤内斯库说，“我们是机会造成的”——“山泉”的回曲、“积木”的错位、“手巾”的误置、“临时病房”的邂逅、“同船过渡”的遭遇，这都是一种机缘，甚至是一种残酷的定位！沈虹光剧作的题目正是以这种无可释怀的命运感，一下子攫住了我们，让我们随着它的展开，在体现着“原生美”的无常人生中去觅“山泉”，“搭积木”，“丢手巾”。有趣的是，这并非一种“哲理”的导引，而是以寻常心看寻常事，以寻常事写寻常人，以寻常人悟寻常心，从而诱导我们对无常人生作寻常观。那么，当作者执著于“生活的原生美”时，她是怎样观出我们这个特定时代人际关系中的生存相与寻常态的呢？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说道：“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形象才变成天才诗人的印证，这就是：当形象受到了一个主导热情的陶铸，或受到了以主导热情所唤醒的联想和形象的陶铸的时候……”这就十分精当地挑明了观照对象的原生形态和观照主体的主观情志的特殊关系。而我们正是想从这种特殊关系中来剖探沈剧中的命运感。
沈虹光始终把她的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自己是个“普通人”，而在于普通人更能体现出一种世俗的广阔而真实的存在，并能从中拎出平常浑然不觉而又让人惊心动魄的命运感来，让普通人反观自己的生存状态，提升他们的生活视角，从而对无常的人生有一个必然的把握。因而，沈剧中的命运感，更多的是一种对饮食男女婚恋家庭的近于宿命的悲剧性感受。《搭积术》中贯穿始终而不时爆出的新婚的鞭炮声，《丢手巾》中的收“份子钱”的咋呼声，都显然成为对现时婚恋状况的一种辛辣嘲弄，一种忍俊不禁的揶揄。喜庆与热闹，终究掩盖不了其背后的苍白与脆弱。剧中男女主人公们在情感漩涡中的挣扎，不过是向后来者们奏响“请跟我来”的无可奈何的序曲，仿佛是向俗世的人生庆典作当头棒喝：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就是你我的生活！不是吗？在“收份子钱”的那份热闹后面，一群孤独的女人正在淡泊而紧张的生涯中苦捱着，她们或家庭解体，或情场失意，或拼命苟合。甚至那个周师傅自己为儿女累，为他人作嫁累，到头来却也是热闹一时落寞一世！这种不露痕迹的对比，真可谓冷隽尖刻得揪心。“份子钱”们围成了一个圆圈，谁在那儿“丢手巾”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惠苇乔嫒者流，无疑是这种人生游戏中的失败者。不同的是，惠苇是对命运的捉弄反应迟钝而成为那个“第三者”的牺牲品；乔媛却是情知徒劳仍要拼命追赶命运的脚步，结果倒也壮烈。这个“第三者”又成为一、二者的牺牲品。这种牺牲虽不免伤心惨目，但还真有了一种命运感的律动：在明知不可为和不可能的追求中追求，她使她的命运终于成为她的命运，进而“赢得了自己的命运”（罗伯特语）！令人玩味的是，末了，周师傅的“份子钱”还在一个劲儿地收着，不同的是她终于套上了一件花罩衫，命运呵，正变着花样捉弄人呢！令人真要和艾略特一样的发问，“哪里是我们生活中丧失的生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有了爱却又被尘世的艰难异化掉了的真情？或者是那份爱情已仅仅属于过去，人是否有权开发自己新的情感生活而事实上又不可能？人生短促，譬如朝露。青春的生气勃勃的欢乐，爱情的刻骨铭心的享受，事业的出神入化的幸福，都是稍纵即逝的。更何况，原本就缺少这些欢乐、享受和幸福！
同样，《寻找山泉》中最能唤起人的命运感受的是七嫂、金爱香、金菊这一组普通女性。而且，他们的命运从最直观的表象来看，仍是因婚姻而定位的。七嫂嫁给了并不爱她却又闹着革命的七哥。这就注定了她要作为一个殉道者，得不到爱，却要加倍地付出，为了丈夫为了革命，她超极限地毕其终生地付出了一个普通女人所能付出的一切，她的爱心，早已没了的成分而上升为一种圣洁的“母爱”，而母爱是不求回报的！她不计较丈夫甚至革命是否将她遗忘，她只是始终坚执着那份揪心的眷念……而作为七嫂孙子辈的金菊这一代山里妹子的命运又如何呢？没有了战争年代那种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同时也就失却了叱咤风云的生命内容。山里的日月，凝滞淡定，而女孩儿的青春却短暂得令人瞠目！在粟泉眼中，金菊曾像深谷中的幽兰，那样天然而鲜活地焕放出生命的光彩。但几年不见，她却已是人妻人母，而且心安理得地将命运的接力棒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们。“女孩子上学有什么用？”“象我这样不也能过日子吗？”因袭守成，生儿育女，就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加缪那焦虑的声音：“光活着是不够的，还应当知道为什么活着。”美好被邪恶所毁灭固然震撼人心，但美好被无知自自然然地糟踏掉，甚至被自己从从容容她放逐掉，岂不更令人触目惊心！也正是在这里，作者把她苍凉而酸涩的生活感受悄悄地释放出长，并让那个形象不怎么好的“小分头”执意要去山外边寻觅“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荣”，这也算是对自已命运的一种冲撞。可惜作者还来不及将其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命运感。
沈虹光剧作中的命运感，虽是从对普通人的婚恋情状的深切体验中溢出；却又最终凝为对世俗生命的一种透彻的感悟。作者把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与表现，都归落到那个“旋转的世界的静止点”上，亦即人生的内核上。
《丢手巾》中，作者在塑造一群妇女形象的同时，把更多的思考放到了周师傅这一人物身上，作者“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这就使周师傅成为生活的厚重与苦难本身所造就的一个探询命运的民间哲人。这位智者对人生的理解得自切肤的经验，粗朴但准确的妙语常常脱口而出。她在热闹之余也不能不扪心自问，“结婚生孩子，侍候了公婆侍候丈夫，侍候了丈夫又侍候孩子，孩子长大了又生孩子，没完没了，到哪算一站呢？”这正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命运缩影，是她们单调而负重的人生旅程的写照；这也就不能不关涉到“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而她的回答是，“干吗要想这个？想也得过不想也得过！”多么铁板钉钉而又自欺欺人，多么实在而又无奈的人生哲学！面对俗世的困扰与潜在的诱惑，她能不想吗？当她想到她也曾年轻过漂亮过的时候，不禁摇摇晃晃哼起了天沔小调“哥哥勾了奴家的魂，今夜我就是哥哥的人……”这才是她真正企盼和应当拥有的人生情调；当她看到那些“积木”正待搭起的情侣们亲亲昵昵时，感慨油然而生，“世上有好多事啊，是只能背着人干的。”她说得对，为了“讲规矩”，人们不能容忍太多太真的真实，这不正是文明所要付出的代价！当她感于紫衣女人与乔媛的纠葛时，她说，“天底下什么最难灭？不是杀人不是放火……只有男男女女的事人人都可以做的，一动这心思呀，玉皇大帝阎王老子都灭不了它……”这就道出了人生大欲虽屡屡地被视为洪水猛兽却又屡禁不止生生不已的缘由，因为它植根于“人人都可以做的”人的原始生命力量之中。不过这位民间哲人最终还是走向了传统中国人的宿命，“什么都不能硬拼，命你能抗吗？”这种无奈，似乎更能体现出国人的灵与肉的耐受性。
《寻找山泉》中，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感受，则主要是通过活着的英雄与死去的英雄、登上高位的英雄和“名落深山”的英雄的比照来生发的。衣锦还乡的粟秉山的自我反思，叫人从心灵深处捕捉到命运的触须，人们越是耿耿于他的光辉业绩，他越是被残酷的往事所缠扰，为受命处决战友七哥的那一刻的惊心动魂所不能自已，这使他不由得痛切地喊出：“有没有这样一份回忆录，专讲自己的过失，讲胜利中的失败，高尚中的卑下，坚定中的动摇，讲出自己真正的灵魂？”而命运似乎并不在乎这种“最后的坦荡”，那种“不讲出自已真实的灵魂”的灵魂，才是真实的灵魂！人，为了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虽追求奋争，仍不免违心做假，从而构成了人生的真实与复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自己的“忏悔录”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活着的日子里担负起自己真实的命运！因此，我们看到了七嫂的终身无悔，“活着我要找个人，死了我要找个坟”。这就超越生死的情结，这是最不认命的认命。找到坟头，并非只为洒一掬清泪，而是为了投放一个山里女人所能有的全部的生命感受，以及那份至死不渝的宗教般的情感；或者，这“坟”本身就能无言地显示出这一切……
《临时病房》把一对性格迥异的老人——会计师李天佑与农村老太刘大香——放置在权作病房的医院会议室这一“临时”的”场”中，本身就极富命运感！一个是优雅自持保养有加的老病号，凛然不可侵犯；一个是节俭劳碌一生而罹绝症却又浑然不觉的热心肠，热闹咋呼更能套近乎。这个特殊的“二人世界”立马喧闹起来。老太太因为心痛治病的钱而在病房间偷偷摸摸干起了替人洗衣、收破烂的行当！这并不能简单归咎于金钱世界对人的异化，更在于“穷怕了”的惨痛经历对人心灵的永久性伤害——老伴因无钱治疗而成为一个小小盲肠炎的牺牲品、儿子虽当了老板却挣的是“用命换来的”血汗钱！这些残酷命运的投影，纠结在一个原本乐天的老人身上，就顿然化为一种悲怆的滑稽——宁愿“打工”而不愿“打针”，重病号竟在病房里“开源节流”起来！令人在其笑闹中陡生酸涩悲悯之情；而多少有些养尊处优的李天佑，其从厌恶、排斥到接纳、理解老太太的过程，也是逐渐唤醒其潜藏于心底的命运感的过程，一张毕业合影的老照片俨然成为多向度的命运放射线，当年“极度聪明的才子”后来却“成了疯子”……当他激情而又忧伤地唱起“我的青春象鸟儿一样不回来”时，种种人生的无奈、遗憾，几乎是袭上了每一个人的心头！同样，《同船过渡》中的高爷爷曾经沧海，却葆有一颗可贵的童心和那份天真，这多少与他漂泊的命运有涉，对归宿家园的渴望，使得他象个小伙子一样大胆拿起来求婚的鲜花！但这并不能影响他这个过来人对命运的睿智领悟，“经的事儿多了，晓得人这一辈子哪些该计较，哪些不该计较。有时候啊，你争得要死要活、寸土不让的东西，倒不是最长远最有分量的”，然而这样一个觉者，一个知解了何为“最有分量的”的人，却安然抑或是遗憾地死在了他最后一次漂泊的途中……令人不能不为之扼腕！
没有对“死”的透彻的审美观照和深切的哲学感悟，就谈不上真正的生命体验。灵魂的深刻往往完成于对死的领悟与认识上，因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真正肯定和理解生命，沈剧中的命运感当然已经关切到了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乔媛的“活着多累呀！死了，就不再受苦”的感叹，以及七哥的死，还包括《同船过渡》中老船长高爷爷的死等等。但这些似乎仍嫌不够，前者没有上升为“主导热情所陶铸”的形象，没有形象就不能叫人大悲大恸大彻尢悟；后二者虽有形象，却并未能从生命的本体意义上去描写“死”去表现”毁灭”，尽管七哥的死能从某种政治理性上给人以震撼和警策：却未能从感性和情感的意义上给人以沉重的生命感，未能让人的“本性又一次屹立在历史面前”；高爷爷最后的死，虽在戏剧情节上造成了命运的跌宕感，也能给人情感上的冲击——即便是方老师、高爷爷这样的“黄昏恋”，若因性格上的一味矜持也会稍纵即逝！但这种死，毕竟不是戏剧情势推演出的必然，这就不能不使剧中的命运感打了些许折扣。因为，只有当“死”连同着“生”成为一种完整的生命意识安驻于心灵时，人物才会对人生有了痛苦而深情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就自然升腾为一种囊天括地的命运感。“它既无形象，也无个性，在这种抽象状态中，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必然……”（黑格尔语）。那么，无常的人生，却原来是一个最大的“常”，此刻的“寻常心”，在生与死中把握住生命的沉重意义。“在有限中获得无限的喜悦”而显示着它的“寻常”。
因此，沈剧中的命运感，较之《西方的没落》把文明的兴衰归咎于命运而非因果的历史宿命主义，更多地掺入了寻常人与寻常事的因果联系。依赖于因果链绞动的命运感觉，可能更易于撩拨普通人的心弦，更易于触动他们的情怀。如方老师面对“团结户”中年轻人的不屑而发出“所有的人都会老的，你们也会老的”、如粟秉山面对大山这一座座历史的“无字碑”所发出的“没有他们（苏区人民）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感叹等等。这种历史的逻辑联系，无疑能迅捷地激起人的心底波澜，也增强了命运感本身的必然性因素，而对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揭示最终又离不开“偶然的独特的又不是故意构造”的外在表现，观众总是最宜于从这种表现方式中直切地获得某种命运感受，并最终领悟到那种“单纯的必然”，因为一切偶然从本质上说都是必然。线性因果联系显示的是一种由必然到必然的结果，它不能从更深沉的意蕴上搅动人的命运感。因此，沈虹光的剧作若能从更内敛的多向度的因果联系上，来表现无常人生的必然性，以及人物面对这种必然所持的别无选择的应战态势，表现他们面对厄运所承担起的人道责任和显示出的伟大人格，表现他们对命运的精神胜利和因此而向上展开的精神领域，那么，这种命运感无疑会给人以更深广的生命启迪，激活人们共同承担起一个命运的本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