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姥姥”孙桂田:我配不上“中国阿信”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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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田是演艺界著名的“打工老太太”，她年近花甲进入影视圈，连续拍了100多部影视剧。在剧中，她扮演的大多是善良、质朴的母亲和姥姥的角色。自从电视剧《家有儿女》在全国热播后，她走在街上，老人、孩子都喜欢叫她“姥姥”。
鲜为人知的是，孙桂田幼时父母双亡，中年又离过两次婚。为了抚养3个孩子，她自立自强，艰苦创业，不但抚养孩子长大成人，还在北京繁华地段购置了4套房产，被人们誉为“中国阿信”。近日，孙桂田在北京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
幼时父母双亡中年两次离婚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被称为演艺圈内的“中国阿信”，能否说一下自己的身世?
孙桂田(以下简称孙)：我配不上“中国阿信”这个称号。不过，我的身世与阿信倒有一比。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旧式家庭，父亲前后娶过三房太太，我的母亲是第三房太太，其中大妈、二妈都没能留下一男半女，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刚满两岁生母就病逝了。10岁那年，父亲又离开了人世。此后，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大妈和我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1958年，舅舅带着我到北大荒农场讨生活。因为营养不良，16岁的我很瘦弱，干的却是成年人的活儿。我生性要强，再累也咬牙坚持着。
记!据说您的第一次婚姻是领导指派的?
孙：算是吧。到农场半个月后。我被选到农场京剧团学唱京戏，在戏里经常跑跑龙套。后来，农场话剧团排演《年轻一代》，有一个角色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便到京剧团借人，我幸运地被选中了。此后，我又在《山村姐妹》等多部话剧中扮演了角色。由于我普通话说得好，晚上还被抽去播音。当时和我搭档的老严也是北京人，时间长了，我觉得他性情和善、知识渊博，便尊敬地喊他严老师，但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没想到，有一天，团里的领导把我叫去谈话，想撮合我和严老师组成一个家庭。我考虑了几天，觉得虽然与严老师谈不上什么感情，但既然领导做媒，就得服从，于是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记：第一桩婚姻维持了多久?
孙：9年。怀孕9个月后，丈夫安排我到北京预产，很快，大女儿燕燕来到人世。当时我的户口不在北京，按规定不能长住，两个月的产假没休完，我就把女儿交给大妈照看，回到了东北。因为女儿还没有断奶，我常常被骨肉之情折磨得夜不能寐。半年后，大妈给我寄来一张女儿的照片。我的心情才稍稍有些安慰。农场剧团解散后，我和丈夫又回到了农场种地。女儿8岁那年，儿子又出世了。这时，大妈因为年事已高，不小心摔倒骨折，我只得带着儿子回北京照顾她。那时，我既要照顾大妈，还得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家里经济紧张，我又没有正式工作，就顶着大妈的名字去街道工厂做工，靠做些小手工艺品赚钱养家。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我不忍心看着丈夫一个人受苦，经过慎重考虑，我主动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对这个家也心存内疚。尽管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送我回北京那天，临发车前半个小时，他让我等一下，然后跑到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个小板凳，递给我说：“路途遥远，买不到坐票就坐着它缓解一下疲劳吧!”当时我非常感动，对他说：“老严。以后你如果有难处，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记：挺让人感慨的，您和第二任丈夫又是如何结合的呢?
孙：回到北京后。我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前夫的同事大林经常来看我。他也是单身，接触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追求我。当时我没有北京市户口，做工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活压力特别大。看到大林对孩子很好，我就同意了。我俩结婚一年后有了小女儿阳阳，再加上我带来的两个孩子。大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没多久，我发现他对两个孩子的态度有了变化，婆婆也不喜欢我带来的两个孩子，经常给他们脸色看，我心里非常难受，为了孩子的事情经常和大林发生争吵。
记：这次婚姻的破裂是因为孩子吧?
孙：是啊!看到孩子跟着我过得不开心，我就把他俩送到大妈身边，自己在两个家之间来回跑。每次我回家的时候，看着两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就非常难受。那段日子，为了赚钱养两个家，我几乎没日没夜地缝制小绢人(一种工艺品)。丈夫要求我每晚12点前赚到的钱必须给自己家里。我只好每晚加班到凌晨三四点，这段时间赚到的钱给另一个家。为了能多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常把制作小绢人的材料从工艺厂领出来，然后带着孩子到公园里，孩子在一边玩耍，我就在旁边做手工。后来。前夫老严回到北京没有住处，我把他安置在大妈身边，让他帮忙照看两个孩子。不料，大林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大，小女儿8岁那年，我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争吵，只好再次选择离婚。
“中国阿信”为儿女艰辛打拼
记：没有了婚姻，生活对您来说更加残酷了。
孙：是啊!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一个人来到护城河边，呆呆地坐了一天。想到自己的不幸，我真想一头扎进河里一死了之，可一想到孩子，我立马清醒了许多：自己死了，3个孩子不就永远没有妈妈了吗?难道一个女人一定要依附在男人身边才能幸福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独立赚钱，把3个孩子都留在自己身边。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家?想到这里，我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记：接下来你是怎么做的?
孙：由于大妈住的房子小，我就花20元钱租了间平房，带着孩子搬了出来。出租房里连张床都没有，我就找来几个纸箱拆开后铺到地上，晚上就和孩子们睡在纸箱板上。3个孩子躺在我旁边，我感觉自己像只老母鸡，用自己并不丰满的羽翼保护着他们。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并不感觉苦。第二天，我就骑车到处逛，想找家门面自己开个小店。两天后，我看中了北京隆福寺旁边一间十多平方米的门面。我找到这间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情况给他说了，并恳求他在房租上照顾我一下。房东也挺爽快，答应我开张后赚到钱再缴房租。
记：您生活这么紧张，是如何筹钱开店的?
孙：没有钱做啥事都难。租了店面后，我准备卖些工艺品。房子至少得粉刷一下，还得弄两个柜台，再加上办营业执照。这些都需要钱。我东挪西借也仅凑了几百元钱。孩子们看着我愁眉不展，总想替我分担些。有一次，我从外面借完钱往住处赶，远远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滚滚的车流里捡一个行人扔掉的易拉罐，就替这孩子捏了一把汗。等我走近一看，才发现那个孩子竟是我的小女儿。看着她在车流里左躲右闪，我很紧张，但又不敢喊，怕她一分心会更危险。就这样，看着女儿一步一步走到安全的地方，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时，女儿也看到了我，跑过来笑嘻嘻地说：“妈妈，这个瓶子值5分钱呢，我今天都捡4个了，攒多了卖掉让你当本钱开店!”女儿的话让我心里一阵抽搐，我紧紧搂住她，流着泪责怪她不该去危险的地方捡瓶子。不但小女儿是这样，另外两个孩子也很懂事。他们就是我
的精神支柱，为了他们，我觉得受再多的苦都值得。
记：您的店开业后生意怎么样?
孙：我做的是工艺品生意，店名就叫“艺林商店”。由于我进的货对路。生意一开始就不错。那年元旦前，我进了一批来自香港的生日贺卡、音乐贺卡以及情人卡，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这些贺卡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的店里整天顾客盈门。一天，一位报社记者来到我的店里，看到我带着3个孩子忙里忙外，生意又这么好，就和我聊了起来，得知我的身世及开店经历后，他非常感慨。第二天，有关我的文章就见报了，文中还称我是“中国阿信”。许多读者看了报道都找上门来，一时间，我的店里挤满了顾客，把派出所的民警都招来了。民警直接找到我，说我这店面太小，客人又多，有安全隐患，必须关门。我把刊登我报道的那份报纸让他们看了，民警理解我的难处，就想了个办法：由他们来把门，客人每五人一组进店，一拨出来后再放另一拨进去。那段时间，我的生意十分火暴，我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记：赚到钱您最想做什么?
孙：买一套大点的房子，一家人过幸福的日子。当我赚到6000元钱后，我开始到处寻找合适的房子。我买的第一套房子是一套四合院，离王府井只有50多米，当时售价仅2.6万元，我求亲告友，终于凑够了这笔钱。半年后。我就还清了债。此后，我更加努力地做生意，10年内又买了3套房，3个孩子一人一套。以现在的房价来算，那几套房子早就升值百倍了。这是我对孩子做的最令我感到自豪的事情。
“打工姥姥”拍片趣事多多
记：您现在是影视圈著名的“打工姥姥”，能讲讲第一次接戏的情况吗?
孙：进入影视圈也是机缘巧合。那时，经常有导演来我的四合院取景拍戏。1997年秋天，导演米家山找上门来，要在我家拍摄电视剧《倒插门》，由潘虹演女主角。戏开拍后，饰演潘虹婆婆的演员因为生病临时退出，米家山非常着急。听说我当年在东北唱过京剧，米家山导演就让我出镜试试。剧中的婆婆整天卧病在床，也没有多少台词，我演得还算出彩。米家山十分高兴。此后，一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他就给我打电话，还推荐我到别的剧组试戏。我本来就喜欢演戏，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您至今已演了一百多部影视剧，拍片中肯定有许多趣事，能不能讲一讲?
孙：趣事确实挺多。有一次，我出演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的儿子参加了游击队，乡团就到处抓她，老太太东躲，在外流浪了一两年。当时，造型师给我化了几次妆，导演都不满意。看着造型师为难的神情，我对他说：“先让我想想办法吧!”那天下午。我走出拍戏的村子，看到一个黄土坡，突然就有了主意。我斜倚在土坡上，用背部在土堆上乱蹭，还故意从坡上滚了下来，看到坡底有一堆湿泥，我就抓了一把往脸上抹，这样还不够，我又拣了些杂草粘在头发上。忙活一通后，我就回到了剧组，导演看到我时愣了一下，当时他根本没有认出我。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时导演才反应过来，拍着手叫道：“孙老师。真有你的，流浪老太太就是这个样子，造型费你也给我省了!”在那部电视剧中，我饰演的流浪母亲形象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记：您和已故著名演员傅彪的母子情让人感动，在您眼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孙：彪子虽然是我的干儿子，可对我比亲生儿子都要孝顺。他正式开口认我当干娘是我们合作了电影《甲方乙方》之后，我还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您就是我的老娘，我有一个亲妈，我还有一个您这样的老娘!”彪子爱吃肉，一碗排骨一会儿就被他吃完了。我们两家离得近，只要有空，他都会来我家坐坐，一开口就是：“老娘，我特别想吃您做的菜。”彪子一开口，我就赶紧生炉灶给他做好吃的。后来，他来看我时，总不忘留下几千块钱，然后对我说：“老娘。我现在火了，挣钱多了，您就用这个买点好吃的吧!”他还经常提醒我的亲儿子!“你们别以为我在外地拍戏，你们就可以欺负老娘了。”有时他在外地回不来，还不忘打电话给我请安。我没想到彪子那么壮。那么开朗、善良的一个人。42岁就走了。过后想想，彪子那时候拍戏太拼命了，他的病是累出来的。
记：您去年拍了8部电视剧，全年几乎没有休假，也挺累的吧?
孙：是挺累的。电视剧拍摄时间长又没有规律，有时候拍到半夜，凌晨四五点钟又得起床。我年龄大了，有些受不了，只能趁没有自己戏的时候找个角落休息一会儿。有一次，我在一部戏中饰演一个母亲，买菜回家的时候，看到儿子站在窗边要跳楼，我急得大喊一声：“儿子，千万别……”还没喊完，儿子就从上面跳了下来，我想扑过去接住，却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由于太投入了，坐下去的时候，直感觉整个臀部发麻，几乎失去了知觉。导演喊停20分钟后我才站起来，剧组医生诊断后告诉我，说我坐到地上时触到了神经。这件事传到孩子们耳中，他们都劝我：“妈您休息休息吧，别再接戏了。”我说：“妈喜欢拍戏，导演、副导演都管我叫‘老妈’，人家找我，我要不去的话对不住人家。在剧组里，我还能认识一些新朋友，还能挣钱，这不是挺高兴的事儿嘛!”我不但自己拍戏，还带动了一些老姐妹们一起进剧组拍戏，很多人称我们是“打工老太太族”。
记：您吃了那么多苦，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了，拍戏挣的钱可以用来享受生活了吧?
孙：我这一生总觉得对不起孩子们，拍戏挣的钱都花到了儿女身上。我给自己买的衣服大多是处理的，偶尔买件名牌，还是打折的。好点的衣服平时舍不得穿，拍戏的时候或出席一些场合才穿，我穿的鞋一般也就是三五十元的。我经常对朋友们说，我这双25元钱的鞋走了大半个中国。生活中，我养成了习惯，白天花的钱晚上都要记在小本子上，对花的钱做到心中有数。我对自己苛刻，可对朋友和同事却不会这样。在剧组里，我经常给大家买饮料、水果，上至导演，下到场工每人都有份儿，拍戏是个辛苦活儿，很多时候弄得一身土一身泥，洗洗澡、按按摩也是一种体息。我只要去洗澡、按摩，就一定会带上一群朋友，自己掏钱请客，我喜欢剧组这个大家庭。我现在70岁了只要能动，我还想继续拍下去，能为观众创造出更多的艺术形象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