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过高之下的生态税难以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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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华南植物园副主任周国逸说，生态税不得不征而且很迫切，在现在企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它是一种推力。

这些年，许多专家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吁请过开征生态税。置于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开征生态税有着特定积极意义。毕竟，生态税有助于引导和约束微观经济主体规范自身的经济行为，实现生态和资源价值合理补偿。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以税收增减的方式来适时进行社会政策调整，也早就成为公共治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单单就吁请开征生态税本身而言，有其特定的制度理性。但这个建议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在这则新闻的后面，许多网友跟帖都用愤怒的言辞表达对这种建议的不满――难道放屁打嗝也要征税？这些专家又是哪个利益集团的说客？生态税本身的制度理性之所以会与公众理性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公众承受的“税负”过高，“税外费”也过高，减轻税费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曾过一份“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或许有人可以质疑这个“税负”排名的科学性，但是，却不能怀疑现实公众对税负过高与福利较低的生活真实感。此前也曾有报道，在1995－2007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不过增长8％，这意味着现实就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可以减税的空间。然而，有人似乎总是可以为征税找到充分理由，诚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闻税则喜的政府偏好，加上善于论证加税必要性的专家系统，珠联璧合，就足以推高税量、增加税种了。”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征生态税的建议，才会令人格外感觉到不爽。诚然，政府征税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机器得以更好运转，使公共服务能得有效提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以最低廉的收税，来提供最优质的公共服务呢？其次，税负加重让一些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它们无力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无法快速发展壮大；对一些相对贫弱的群体来说，过高的税费，也会形成巨大的民生压力。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强劲寒流来袭之际，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反哺民生的重要选择，都更应该着眼于大规模的减税，通过给普通民众和企业退税，来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使公众获得过冬的温暖。而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建议开征生态税，尽管打着节能减排的旗号，也肯定还是显得很不合时宜。其实，如果政府能够真正从“闻税则喜”的惯性中清醒过来，完成向“见税忧民”的彻底转身，使社会整体税负真正降下来，那样的话，再适时适当地提请开征生态税，才可能会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才会将之真正转化为民生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