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令”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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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
孕育生长了一批知名的高新科技企业,同时,山寨产品的云集也为这个城市贴上了 “山寨之都”的标签。
不过,2009年深圳的手机厂商度过了不平静的一年。
下半年,深圳手机业才开始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中复苏。10月,手机厂商遭遇来自国际的大笔“惩罚性收费”。进入12月,包括山寨机在内的一批深圳手机,在印度、利比亚等国再次遭到严厉封杀,让山寨手机在海外市场再遭滑铁卢。
尽管在2009年年初,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的科技工作要点上这样描述:大量自主创新龙头企业和贴牌代工企业并存,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既成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要为而立之年的特区注入持久的发展动力,比初生的时候更考验智慧。
华强北:山寨之都的缩影
“你看熙熙攘攘的华强北,怎么会萧条。”站在华强广场高层,手机经销商李震对他的生意仍然自信。
华强广场位于有名的山寨机市场华强北的中心地段,分ABC三座,每座30层高,租户全是做山寨手机电脑的商人。李震是租户之一。已在上海置业的他半年前和妻子来到深圳倒卖山寨手机。从他的办公室往下看去,街头满是行色匆匆的进货者,街道两旁各有里外三层电子商城。
华强北,这个全国闻名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是深圳“山寨制造”的缩影。
毗邻香港,早期的“三来一补”政策,率先为深圳带来了港商、台商加工贸易的产业转移,其中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最为突出。这为日后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集散地,创造了产业基础。
“一说要采购耳机,有上百家耳机生产商等着给你供货。上门洽谈、调试,服务周到。”李楷彬说。李是深圳市科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原来在TCL集团任职,三年前加入科盛。
由台湾联发科提供芯片,再加上几百家方案公司,千余家生产商,还有不计其数的材料供应商,深圳顺利组成世界最大的“山寨”手机生产基地。行内人士笑称:“连诺基亚都想不出这么多款机子。”
唯有如此完善的产业集群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才能供养“山寨机”极短的生产周期。一款“山寨机”从产品规划到量产出货,慢的需要3-4月,快则1-2个月。如果成功,生产商的投入能几十倍地挣回来,利润达到百万级甚至千万级。
从2001年到2006年,深圳手机企业迎来了暴利时代。一群晚上出货早上测机、“连轴转”的从业人员每天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有些初入行者不消几个星期就把眼睛熬肿。
到了2007年,深圳有手机生产商1500多家,遍布华强北、车公庙、南山等地段,质量参差不齐,资金和产能严重过剩。
据深圳海关统计,2009年前11个月,深圳口岸累计出口手机2亿台。连续6个月同比、环比正增长,高烧不退。直到被“封杀令”浇了几盆冷水。
从李震身上可以看出山寨手机市场令人吃惊的吸引力。他和妻子初期每次只进货几十台机子。工厂不肯做这种小生意,李震的妻子守在工厂门前,哭着等到半夜,愣是把负责人哭怕了,拿了货。
尽管遭到封杀,李震认为无需过虑。“不就是因为缺IMEI码(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吗?这个东西能买的。”他现在的手笔越来越大。
绝大多数手机生产商仍像李震一样有赌徒心理。他们坚信只要市场存在,山寨就堵不住。他们乐于比拼谁更有眼光找到市场需要的机子,更有能耐往外散货。
政府对“山寨机”不多过问。原因之一是“山寨机”牵涉庞大的产业链。一家国家级科技创新企业内部人士笑言:“千万别灭了山寨,山寨养活了多少企业。”这家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生产配件的跨国企业也在山寨产业链中扮演角色。该内部人士介绍,该企业不达标的产品,按重量计算卖给关联企业,再由关联企业按个数卖给山寨手机制造厂。
然而,竞争和不规范终导致自我毁灭。业内人士分析,印度原本对手机质量并不关注,手机只保修15天。大量商人趁此缺口往印度发售大量垃圾手机。印度的消费者开始觉醒,于是有了抵制。
“就像在2004、2005年,垃圾手机冲击农村,让许多农民认识了黑手机,受骗后就都对‘山寨机’有了戒心,不愿意再买。”李楷彬说。
李楷彬决定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大力投入提升手机品牌。“必须等。等市场净化一些,才能花力气做推广,这段时期太混乱了。山寨机的价格战和产能过剩比封杀令影响更大。”
“我们还是希望能沉下心把产品做扎实了。”李楷彬说。掌握不了尖端技术,他认为可以通过做好产品质量来突围。
龙头企业:从山寨到品牌
深圳有众多通过模仿国外尖端技术起家的企业,它们中的一些最终发现必须投入资金和人员,更多地掌控技术,才能存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好。
深圳市企业申报成功的3000多项专利,主要集中在龙头企业。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深圳出口贸易呈17%、18%的负增长,唯有龙头企业仍有正增长。
相比之下,山寨经营周期短,几年后就可能将钱赔回去。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3G时代的到来,国内手机芯片的集中供应者可能换成深圳的华为。华为海思开发的低端智能平台,是目前率先涉足国内3G标准的系统。如今被联发科养活的国内手机厂商今后有可能向华为购买芯片。
华为对“自主创新”十分敏感,强调他们拥有的是“围绕顾客需求进行创新的能力”。不管怎样,华为在手机智能平台上巨资投入,并用加入诺基亚Symbian开放平台基金等方式造出了手机。
尽管山寨手机市场触觉敏锐,但核心技术才是决定谁是大象谁是蚂蚁的关键。
TCL这几年没少曲折。TCL手机辉煌一时。但根据TCL2009年三季度报告,TCL通讯业务销售收入仅占1至9月营业总收入的7.06%。
经历过万明坚、袁信成、刘飞等手机掌门人的更替,TCL手机仍无法挽救颓势。行内资深人士分析,缺乏底层技术,以及企业急功近利是致命伤。
TCL试图以另外一番面貌经营它的多媒体业务。
由于在上游液晶屏领域缺乏话语权,TCL长期饱受液晶面板缺货和价格上涨的痛苦。2009年TCL多媒体-新液晶电视的出货量同比上升一倍多,但由于液晶面板价格上涨利润并没有明显提升。
早在2006年,TCL、创维、康佳和长虹四家彩电巨头就酝酿在深圳建设一条名为 “聚龙光电”的6代线。
“聚龙”模式因为合作者的分歧而流产,但TCL没放弃对液晶屏技术的追求。2009年11月,TCL集团与深圳市政府旗下的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各持股50%,敲定8.5代液晶面板项目。该项目是深圳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号称将建成第一条真正由中国彩电企业拥有控股权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对企业来说,从山寨到品牌,必定要提高技术含量。
靠模仿以色列ICQ起家,如果说初期的腾讯有什么创新,那就是敢于做第一家向终端用户收费的即时通讯软件供应商,用Q币、QQ游戏积累了大量资金。
“这边参考,那边模仿,QQ众多功能都带着MSN的影子,画面也停留在2D,没有技术含量可言。”腾讯一位工程师说。
然而,不知不觉,QQ糅合的功能已经比全球知名的即时通讯软件MSN多得多,随之而来的是3亿QQ用户群。做“大”了之后,完成技术更新成为腾讯必须面对的挑战。
“软件界面上一个指甲大小的位置就是一个功能链接。这么多功能在一起,要融合得完美,对系统要求非常高。”腾讯公司那位工程师说,“打个比方,过去几百万用户的时候需要写一百页的程序,现在就要一万页来完成。”
每次软件更新都是一次推倒重来,为此腾讯聘请了4000名工程师。
凭借多元功能和稳定性,腾讯即时通讯工具现有用户群的粘度非常大。
“创新有两种:一个是从无到有,另外一个是将别人的东西拿来改良。改良好了,也是成功的创新。”上述工程师认为,他所在的企业就拥有后一种创新。
城市和企业:双向选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时刻感受到被后来者赶超的压力。为此,《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深港地区将打造全球性的金融、物流、贸易、创新、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五大中心。
假如将这个城市比作一所学校,它提升教学水平的策略,就是重点培养优等生和择优录取新生。
华粤宝电池有限公司受政府邀请,参加国际科技合作资助计划项目,与日本一所科研机构交流学习。目前处于合同签署阶段。该公司研发部丁经理介绍,该项目验收协议包括提高销售、研发的指标。“相当于集中在一段时间出成绩”。
上世纪90年代,在江苏起家的瑞声声学科技公司将总部迁往深圳。事实上,江苏当地政府也很看重瑞声,周边道路都以企业名字命名。但冲着优良的地缘和创业投资环境,瑞声还是选择了深圳。
出于同样选择理由的企业有很多。然而随着其他城市迅速成长,需要更多理由才能让高新技术企业的“大脑”留在深圳。
当天津滨海新区因为腾讯公司的软件研发和数据存储中心落地而欢欣鼓舞时,腾讯在深圳兴建的总部大厦投入使用,这是深圳市政府从空间有限的市中心批出的一块地。腾讯首席行政官陈一丹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腾讯依托深圳长久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009年11月,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 “科工贸信委”)给予包括腾讯在内的100多家企业以“深圳市总部企业”的认定。
科工贸信委高新技术产业化处处长伍源超表示,龙头企业关乎整个产业链的兴衰,政府必然重点关注,在不违反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是合理的。
据了解,深圳市每个月公布便利直通车服务大企业的名单,并有明确的服务规定。“比如说相关部门要陪同企业去协调,遇上大的问题要有专题研究等。”伍源超介绍。
一些中小企业感受到落差。有企业主向本报表示,申请技术攻关资助资金相当困难,必须找中介帮忙。
对此,相关政府人士透露,上述情况表明这个城市在有意识地挑选产业。
2009年9月,深圳市确立产业振兴规划,半导体照明、互联网、新能源和生物科技四个产业,改变以往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做法,由政府出资振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的制高点。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深圳市综改方案“五个中心”的规划,科工贸信委投资推广处承担起向其他国家宣传深圳,吸引优质企业落地的任务。该处专员王倩介绍,他们的招商对象是相关产业的世界500强,“因为深圳意识到优化产业结构的必要性”。
“我们将深港打包成一个概念来推广,”王倩说,“当别人问,深圳在哪里,我们会说,在香港边上。”
科工贸信委投资推广处借鉴了香港、澳门的服务精神。他们成立了小组,对招商对象实行上门招商,跟随并解答招商对象有关疑问。
上海、天津、环渤海,一个个城市(群)的名字让深圳不能有丝毫松懈。有人认为,上海得益于高校、外资企业等优势,已经形成人才和高端产业的聚集效应,而深圳劳动力人群仍然以劳务工为主。
但伍源超对深圳营造更好的平台、聚集更优质的资源充满信心:“深圳特区成立30年来,沉淀了许多别的地方不能取代的优势。比如说政府的快速高效的运作模式,应对市场和企业的能力与到位的服务。公共管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
(1月25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