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欧关于专利申请文件修改之规定的比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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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最高院作出的墨盒案、江苏先声案、曾关生案都对复审委乃至专利局专利法第33条的审查造成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墨盒案提出了支持论认为可以用支持的标准来判断权利要求修改是否超范围，还有显而易见论认为可以修改加入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内容，以及技术贡献论认为可以加入没有对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做出技术贡献的技术特征，从而引发了业界极大的争议和很多人深度的思考。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组织专门人员就此专题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从欧洲和美国对修改超范围的立法本意入手，以期进一步探寻我国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课题成果非常丰富，鉴于篇幅所限，笔者仅就欧美与我国关于修改超范围的相关规定和立法本意进行比较，以澄清一些界内有失偏颇的观点。
（一）欧洲相关规定
在欧洲，与修改超范围有关的规定是欧洲专利公约第123条。其中在第（2）项规定，欧洲专利申请和欧洲专利的修改不得增加超出原始申请内容的主题，此项规定适用于所有程序中进行的修改，也适用于对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的修改，是对修改的最根本要求。EPO的审查指南中对欧洲专利公约第123条（2）项的立法本意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即不允许专利申请人通过加入原申请未公开的主题来改善其地位，因为这种增加将使其不当获利并会损害依赖于原申请内容的第三方的法律安全性。然而，如何判断修改是否属于“超出原始申请内容的主题”呢？EPO给出了更进一步的判断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公开测试原则”，即：如果申请内容的所有变化（通过增加、改变或删除）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看到的信息不能依据原申请的信息中直接和毫无疑义地导出，即使考虑了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隐含公开的内容也不能导出，那么应当认为该修改引入了超出原始申请内容的主题，因此不允许。在评判修改是否符合A123（2）的要求时，公开测试原则是最为普适的判断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修改情形，其可谓是一个金子般的判断原则。
（二）美国相关规定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美国针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和说明书的修改适用不同的法条，分别是35U.S.C. 132和35 U.S.C. 112（a），也正如以往很多的研究报告中的结论一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二者的审查标准不同，甚至有些学者建议我国专利法也应当采取区别对待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修改的方式。尤其是在我们看到最高院关于墨盒案的裁决结论之后（因为他们引入了支持的标准来判断权利要求修改超范围的问题），我们专门研究了美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立法本意，试图去探究一下为什么要对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修改采用不同的审查标准，是否真的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然而，研究结果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对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修改采用的审查标准完全相同。那么，既然两者的标准完全相同，却为什么采取不同的法条来适用呢？就此，笔者想从美国的历史沿革来探寻一下他的立法本意。
在1793年前，美国专利法中不需要提供权利要求，用35 U.S.C.112（a）对原说明书的撰写提出要求，用35 U.S.C.132对其修改进行限制，各司其职，在1793年之后要求提供权利要求书，于是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修改也都适用35 U.S.C.132。直到1967年的In re Ruschig这个判例之后，法院提出对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修改加以区分，但是执行并不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权利要求的修改既有用用35 U.S.C.112（a）的，也有用用35 U.S.C.132的，直到1981年，在In re Rasmussen 判例中， CCPA明确强调只能使用35 U.S.C.112（a）处理涉及权利要求的修改，不能使用35 U.S.C.132，35 U.S.C.132仅用于处理说明书、摘要和附图中的修改问题。从上述“历史沿革”的介绍可以看出，USPTO适用两个法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程序的混乱，且MPEP§ 2163.06中的这句话“尽管对于书面描述要求和新主题内容的测试和分析是相同的，但指出这些问题的审查过程和法条基础是不同的”，也进一步证实了在修改超范围的标准上，对权利要求书适用35 U.S.C.112（a）时的标准和对说明书适用35 U.S.C.132时的标准一样，即均是基于“原始申请应当清晰地向本领域技术人员传达出，在申请日申请人就已经拥有了其所要求保护的发明”的立法本意，根据“从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中明确地、隐含地或固有地支持”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
（三）我国相关规定
在我国，涉及修改超范围的法条是专利法第33条，它是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的根本性规定，也是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相关规定的根源所在。专利法历经3次修改，从其历史沿革来看，虽然由1984年的“不得超出原说明书记载的范围”修改为“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但有一点是始终没变的，即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也就是说，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始终强调的都是“记载的范围”，而非记载本身，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的根本原则始终都未曾改变过。因此，我们始终应当关注并立足的是“记载的范围”。
二、各国立法本意的分析与比较
（一）欧美规定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欧洲关于修改的立法本意说的是不能使申请人通过修改使其不当获利并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美国强调的却是拥有原则，看起来似乎相差甚远，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其实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前者规定必须通过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确定申请人与第三方的权益界限，其可以在该权益界限范围内进行修改，不能超出该界限，否则会使得申请人不当获利，损害依赖于原申请的第三方的法律安全性。而后者规定修改不应当违背“拥有”原则，即原始申请应当清晰地向本领域技术人员传递了有关申请人在申请日时已经拥有了其所要求保护的主题，修改不能超出其拥有的范围。
可见，美国侧重于站在申请人的角度上强调必须在原申请文件中清楚描述申请日其已经拥有的发明创造，只能就其“拥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创造寻求专利保护，不能通过修改加入不是申请人已经拥有的发明创造，而欧洲则侧重于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强调不能通过修改破坏界定申请人和第三方的权益界限，从而使申请人不当获利、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两者虽然侧重点不同，却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申请人通过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均表明自己完成了什么样的发明创造，就从申请日起给其什么样的权益，申请人可以且仅可以在此权益范围内进行修改。
（二）我国规定
我国专利法第33条无论如何修改，但始终强调的都是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内容”或“信息”的集合，因此，判断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根本在于如何根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或信息来确定这些内容或信息的集合是什么，即如何确定“记载的范围”。对此，审查指南给出了进一步原则性的规定，即根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也就是说，通过判断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能够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什么是“记载的范围”。虽然审查指南将判断依据从“原申请公开的信息”改为“原申请记载的信息”，将“导出”改为“确定”曾经困扰了许多人，很多人都在想这种修改是不是表明我们的标准和尺度趋于更加严格，所以一度出现了一种没记载就超范围的判断标准，但是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其根本原义和精神，这是因为专利法第33条始终都是在说修改不得超出的是一个“记载的范围”，而不是记载本身。
可以看出，我国与欧洲和美国有关申请文件修改的立法本意非常相似，都是基于申请人与第三方权益界限的产生始于申请日，需要且必须通过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表达、固定申请人在申请日完成的发明，确定权益是否可以获得以及权益的范围，一旦在申请日固定下来即权益界限划定之后就不允许随意修改内容、改变权利的界限。简而言之，就是说允许对申请文件修改，但是要有限制，这个限制就是欧洲的界定申请人和第三方的“权益界限”，美国的申请人“拥有”的范围以及中国的“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三、研究之新的发现-美国相关规定的具体说明
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目前业界对于美国有关修改超范围规定的理解存在着偏颇之处，这也是我们比较研究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在此，将有关内容介绍如下。
1、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标准是否一致
从前述美国的历史沿革可知，在美国，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修改适用不同的法条是为了避免程序上混乱，在具体审查标准上，对权利要求书适用35 U.S.C.112（a）时的标准和对说明书适用35 U.S.C.132时的标准一样，即均是基于“原始申请应当清晰地向本领域技术人员传达出，在申请日申请人就已经拥有了其所要求保护的发明”的立法本意，根据“从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中明确地、隐含地或固有地支持”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这一点是课题组的重要研究成果，与以往界内关于两者审查标准不一致的结论截然不同，供各位同仁参考。
2、判断超范围与支持的标准是否相同
一直以来都有观点认为，美国专利法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的标准和判断能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标准是相同的，只要审查员认为修改内容能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就不会发出修改超范围的反对意见。
笔者通过大量详尽的比较研究发现，一方面，MPEP中明确规定“如果原始披露的内容没有为权利要求限定的每个特征提供支持，或者申请人描述为必要或关键的特征没有出现在权利要求中，那么新的或者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必须以缺少足够的书面描述不符合35 U.S.C.112第一段为由被拒绝”，由此可以看出，MPEP是有意将“必要或关键的特征”从支持判断的方法中独立出来作为拒绝的理由。另一方面，MPEP在关于申请时“概括的权利要求”满足书面描述要求中明确规定“是否存在对于有代表性数目的特定类的描述（对各个特征类的描述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代表性数目的特定类’意思是，被充分描述的特定类是整个上位概念的代表。”，而在“增加上位概念的权利要求”中也明确了相似的规定“如果说明书中对具有代表性数目的子类（species）有足够的描述，则针对上位大类的权利要求的书面描述要求得到满足。”，也即申请时和修改后的概括均要满足说明书中对具有代表性数目的子类（species）有足够的描述，此时申请的修改和概括标准是一致的。
因为美国是用一个法条规制申请时和修改后的书面描述要求，从MPEP层面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两个标准是一致的，但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至少可以明确删除申请人描述为必要或关键的特征的修改不需要以支持为标准，概括类的修改在申请修改和支持的标准是一致的。其实，虽然超范围和支持是否可以一致是我们一直想探究的，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忽略美国所遵循着“在申请日，申请人就已经拥有了现在所要求保护的发明”的原则和立法本意，支持其修改的内容是明确地、隐含地或固有地公开的内容。美国的支持和修改的立法本意是一致的，而我国两者的立法本意存在区别，由此亦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的修改标准和我国的支持一致。
3、判断修改超范围时是否需要考虑现有技术
MPEP2163Ⅱ中指出了判断的主体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该主体具有掌握申请提出之时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常识的能力，且如果该领域相关技术常识越多，说明书需要详细描述的越少。而涉及到现有技术仅提到在基于现有技术作出驳回时，审查员应当考虑加入权利要求的主题，因为新内容的驳回可以被申请人克服。基于此，笔者认为，“被原始公开内容明确地、隐含地或固有地支持”的判断时我们需要考虑本领域的技术常识，但不能引申到申请日之时的现有技术这一层面上。同时，在Chisum on Patents（7.04部分）一书中还提及另外一个案例，巡回法院同样认为修改仅仅延伸到所公开的内容，而不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所述公开中认为显而易见的内容，对此笔者认为，基于“拥有”原则，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不应当包括显而易见的内容。
四、欧美相关规定之借鉴
1、立法本意的一脉相承
从前面欧美关于修改超范围判断的立法本意的介绍来看，我国有关修改超范围的规定和立法本意与欧美的立法本意都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允许申请人在申请日通过其提交的申请文件界定的一定范围内进行修改，而且这种修改不能违背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超越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否则就会损害依赖于该申请内容的第三方的法律安全性。
我国专利法第33条规定修改超范围的判断依据一直就是“记载的范围”，从来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的立法宗旨始终未曾改变过，其立法本意应是：依据申请人于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在申请日确定申请人与第三方的权益界限，避免通过修改使得申请人不当获利，损害依赖于原申请的第三方的法律安全性。无论是指南中的“公开的信息”还是“记载的信息”，也无论是“导出”还是“确定”，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依据原申请文件确定其“记载的范围”。因此，对于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宗旨应当一脉相承地来理解。
2、“记载的范围”不能延伸至显而易见的内容
结合我国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来看，申请人只能就其作出的发明创造获得相应的权益，修改引入不是申请人在原申请文件中表明其作出的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就会导致申请人不当获利，损害第三方的法律安全性。因此，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日通过在申请文件中清楚、完整地表达其作出的技术方案，使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后即可理解并再现其技术方案，这是专利法确定的公开换保护原则的基础。为此，申请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应当直接地表达其希望被阅读者关注并接收到的技术信息，实现真实意思表示的目的，而非隐晦的表达或者拒绝表达。对于申请人在申请文件中没有做出表达，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之后花费创造性劳动联想到的技术信息，不能成为划分申请人和社会公众权利界限的基础。当然对于与发明技术贡献无关，本领域技术人员从技术的角度上不言而喻即可明了的技术信息，即隐含公开的技术信息，则可以在申请文件中不予记载。
3、专利法第33条与专利法第26条第4款两者本质不同
首先，两者的立法本意不同，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是依据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确定申请人与第三方的权益界限，在允许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同时，不能破坏第三方的法律安全性，其考虑的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原申请记载的内容中能直接、毫无疑义确定的范围。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立法本意是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员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是否与其技术贡献相适应。
其次，两者的判断基础不同。专利法第33条的判断基础是“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仅仅利用其原本知晓的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和原申请文件明确指引的现有技术，直接、毫无疑义确定原申请本应表达出的信息。而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判断基础是“说明书公开的范围”，是指本领域技术在原说明书文件明确记载的信息的基础山，考虑与之相关的现有技术，利用常规的实验或者分析方法，并进行合理预测之后所确定的内容，其明显与专利法第33条的“记载的范围”不同。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支持的范围（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和记载的范围是有重叠的部分，比如，如果墨盒案中说明书记载了足够多“存储装置”的实质区别的所有变型，那么“存储装置”的修改就没有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且也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但是不能因为上述范围有重叠我们就可以将两个法条的判断标准进行混用，因为按目前我国专利法的构架很难界定清楚同时满足支持和不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的要求的界限在哪，由此也会混淆了不同的判断思路。
五、结论与建议
将我国规定与欧美有关修改超范围的规定进行比较，之间的立法本意非常一致，并且一些具体规定也与我国目前的操作是一致的，但是，界内仍然存在着多年来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的一些错误观点，例如认为美国有关修改是否超范围和支持的标准是一致的，就不加思索地想把我国关于修改超范围的标准也放松到支持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纠正的观点。另外，不同的法条有其不同的设置目的，专利法第33条用于规范申请人在申请日之时已经意识到并且明确向社会表达的技术信息集合，从而确定划分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益界限的基础，即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而专利法第26第4款则在此记载范围的基础上允许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付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和有限实验的非创造性的劳动范围内，将该记载的范围扩展至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并予以保护。至于显而易见则是基于特定的“三步法”的方法论对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判定标准。因此，在一些观点中提及的支持论和显而易见论等判断标准，混淆了不同法律条款的立法目的，是不能被接受的。
一份专利申请文件自申请日后常有修改之情形，有时是申请人发现问题后主动修改，有时是针对审查过程中指出的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改。因此，修改是否超范围的判断常常是我们审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导致我们在很多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仍然问题不断，困扰依旧。
在我国，涉及修改超范围的法条是专利法第33条，它是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的根本性规定，也是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相关规定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