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演化:近二十余年西方休闲研究的学理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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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系统梳理了近二十余年来西方休闲研究中争论的四个核心问题，深入剖析了其争辩的焦点、社会背景和科学哲学含义，以期为全面了解西方休闲研究的演进脉络提供学理线索，并为中国休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5—0015—10
1 西方休闲研究发展简要背景
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指示器，休闲标志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基于先进的生产方式、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社会福利、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悠久的休闲传统，西方国家休闲较为发达，休闲作为市民权利和消费者需求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西方休闲研究起步较早，队伍庞大，涉猎广泛，探究较深。就学科意义上的休闲研究而言，不仅学术概念源自西方，理论框架、研究范式、主要方法形成并演化于西方，且目前依然由西方所主导。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是第一位对休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提出的“休闲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的”等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演化与发展。不过，从现代意义上讲，休闲及休闲研究的大发展则始于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的闲暇时间普遍增多，人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并且也有可能实现精神生活的满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着人的全面丰富性。为此，西方学者们首先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手，探索休闲与人的价值及与社会进步的关系。1899年凡勃伦（Veblen）出版的《有闲阶级论》，尽管仍然有着浓厚的社会学气息，但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休闲与消费的联系，开休闲经济学研究之先河。半个多世纪以后，贝克尔（Becker）和林德（Linder）以其有别于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探索了休闲与工作、休闲与消费的关系，推进了休闲的经济学研究。布赖特贝尔（Brightbill）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休闲生活面临众多挑战。而杜马兹德尔（Dumazedier）则乐观地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休闲时代。瑞典学者皮普尔（Pieper）的《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深刻而精辟地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
总体而言，经历百余年的发展，西方已建立了包括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心理学、休闲行为学、休闲人类学、休闲经济学、休闲政治学等在内的庞大的休闲研究和教育体系。
在西方休闲研究体系的演化过程中，各种学术思潮、理论假设、研究范式、模型方法相互交错、碰撞并不断融合。除了受全球化的作用、社会科学的总体演进、休闲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等外部因素影响之外，来自西方休闲学界内部的争论和反思对休闲研究的完善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亨德森等（Henderson，et al.）所言，正是一次次的自我审视推动了休闲研究的不断演化。本文通过剖析近二十余年中西方休闲研究领域内的主要争论，试图为全面了解西方休闲研究的演进脉络提供学理线索。
2 西方休闲研究界对四个学理问题的争辩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演进，给各个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带来了诸多挑战，研究者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由于休闲研究显著的多范式、多维度特征，这种危机感较一般学科而言更为深刻。
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危机，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层面的危机和制度层面的危机。就休闲研究而言，前者涉及休闲研究自身的统一与分化、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多元与统一、休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疏离与融合等；后者则主要涉及休闲研究与休闲实践的互动关系等。
2.1 休闲研究自身：从统一到分化再到整合？
2.1.1 欧洲的休闲研究分化说
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国家最早关注到了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自由时间增多和城市休闲设施、空间不足等问题。为此，政府部门和研究者试图从政府干预、公共服务、社会政策等角度研究如何应对已经出现和可能爆发的社会问题。二战前，在欧洲，与休闲相关的自由时间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系统的研究领域。二战后，欧洲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大众消费在各国迅速兴起，再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加快，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大部分欧洲国家先后出台了大量的社会政策，旨在刺激各种形式的休闲（如体育、游憩、志愿活动、媒体、艺术、旅游等）。这些都使休闲研究的制度环境和知识氛围发生了变化，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莫马斯等（Mommaas，et al.）在回顾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波兰等欧洲六国休闲研究时都提到了“瓦解”、“分化”、“多样化”等字眼。时隔一年，莫马斯又在英国出版的《休闲研究》（Leisure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引发诸多讨论的文章。他回顾了18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欧洲的休闲研究历史后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欧洲，自由时间和休闲研究渐渐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对时间、消费、体育参与、媒体参与、购物和旅游、文化、日常生活等社会现象的学术关注越来越多，文献数量不断增加，研究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却和之前的自由时间和休闲研究没有多少联系，休闲的概念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抛在脑后，休闲研究在制度、规范和认知3个层面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由此研究者群体中出现了明显的缺失感和危机感。
对于分化的原因，莫马斯认为：其一，整个欧洲都采取了更加市场化导向的休闲发展方式，从以公共服务为主转向以商品化为主，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也从之前的社会不平等、公共政策等问题转向市场营销、管理、消费和旅游等方面。与此同时，伴随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转型以及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公共和私人休闲供给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都使休闲研究更加多元化，休闲研究不再以关注国民参与、公共政策等问题为主导。其二，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地方性、折中主义、文化聚合等社会思潮的盛行，推崇这些思潮的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了休闲研究领域，纷纷从消费者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休闲中的审美、愉悦、欲望、解构和认同等问题。如此以来，在老的研究命题（如工作和休闲的关系、休闲分层问题等）和新的环境（休闲和消费、休闲的商业化、全球经济和文化重构、福利国家的持续性危机、地方和日常生活的后现代化、劳动时间的灵活性等）的结合地带，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从而导致休闲研究的分化。其三，二战后，欧洲国家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给各国休闲研究烙上了各自的烙印，使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波兰，由于急速转向货币主义政策，导致休闲研究瓦解，研究者群体分散，相关咨询公司和促销公司增加；在西班牙，休闲研究在机构和理论体系方面面临分化，市场营销和管理占了上风；在法国，休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威胁；在英国，后工业化、后福特主义环境下的休闲体验、生活方式、消费特征向传统的休闲研究提出了挑战；在荷兰，休闲研究领域出现了离心式的多元化。总之，在欧洲，和休闲有关的研究话题（如消费、文化、愉悦、旅游、体育、时空分析等）前所未有地增加，但休闲研究者却感觉到自身领域空前地分化甚至“消亡”着。
2.1.2 美国的休闲研究分化说
美国的休闲研究历史相对较晚，其渊源、立足点、研究范式等和欧洲有很大不同，但无独有偶，美国学者科尔特（Coalter）1997年在美国出版的《休闲科学》（Leisure Sciences）上也发表了一篇有关“休闲研究危机论”的文章，指出，欧洲和北美的休闲研究尽管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在此之前，杰克逊和伯登（Jackson & Burton）向美国休闲研究者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显示，超过60%的研究者认为该领域在分化。按照他们的界定，分化就是“概念和方法的发展都各不相干甚至相互冲突，术语前后矛盾，主题各不相联，知识互不融合”。
对于美国休闲研究分化的原因，更多学者将其归因于休闲研究和休闲实践尤其是公园、游憩部门过于紧密的联系。在美国，公园、游憩部门是休闲和休闲研究的肇始者、使命承载者和代言人。科尔特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休闲研究和游憩专业人士和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是理论和学术发展的一个障碍”。加里（Garry）也明确指出，在美国，政治经济问题对休闲领域的影响远比哲学问题更大。达斯廷和古德尔（Dustin & Goodale）描述了研究者如何失去了其使命，变得高度分化。罗斯和达斯廷（Rose & Dustin）也哀叹，美国的休闲研究者和大学全“卖给了”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命题。对此，亨德森等呼吁，需要重新建立休闲研究的集体认同感。
2.1.3 分化是通向新的统一的必由之路？
莫马斯等的分化说实际上由来已久，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也一直争论不休。杰克逊和伯登早就提出，可从两个角度看待休闲领域的分化问题：一方面，分化意味着休闲研究在基础层面上还存在诸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休闲不是用一个概念、理论或原则就能够解释得了的。他们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斯特宾斯（Stebbins）在评论莫马斯的研究时指出，很多休闲研究者把休闲作为一个统一的现象，试图从某个包罗万象的定义出发，或者用一个活动清单来研究休闲，解释休闲的所有问题。尽管有人认为这能够制约分化，但他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休闲研究的3个特点可以解释这种悖论：第一，当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或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分析休闲时，通常只能看到一般，会觉得休闲研究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知识给养，因此便只从自己的领域人手研究休闲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休闲领域整体；第二，休闲是个模糊的概念，学术领域有各种不同的界定，这种模糊使休闲研究很难成为一个科学的聚集点；第三，休闲依然受到新教主义道德的折磨，即使在今天，依然经常被社会科学家和大众看作是工作制度的“私生子”。斯特宾斯指出，上述因素导致了休闲研究的分化，使得研究者选择了某种具体形式的休闲（如体育、文化、旅游等），而远离一般意义上的休闲。在他看来，这样其实更接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便于发现休闲的意义；而分化也会使休闲研究领域走向更加统一、更具可识别性，关键在于要总结不同休闲活动的意义来加以整合。
2.2 与相关学科之间：隔离、封闭与“三代同堂”的相互疏远？
2.2.1 相互隔离与封闭的“自言自语”？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萨姆达汗和凯利（Samdahl &Kelly）利用JCR分析了在美国出版的两本休闲期刊——《休闲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和《休闲科学》（Leisure Sciences）上所发表的文献与其他非休闲类期刊中2200多篇文章的相互引用情况后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休闲和游憩研究文献数量增长显著，但休闲研究刊物上发表的只占很少一部分；休闲研究期刊和非休闲类期刊之间相互引用的很少，尤其是近十年更为明显；两个休闲期刊之间相互引用也不多。因此，整个休闲研究领域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只是在“自言自语”而已。《休闲研究期刊》副主编罗伯特（Robert）在对上述研究进行评述中指出，休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文献很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得休闲逐渐成为附属性的、仅仅应用其他学科概念和方法的背景。
2.2.2 “三代同堂”的相互疏远？
就休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亨德森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休闲研究领域实际上是“三代同堂”。由于三代之间的相互疏离，导致休闲研究领域缺乏集体认同感。具体来说，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是祖父母辈。当然，在不同国家，这些学科和休闲研究的联系程度有所不同。相对英国而言，美国的休闲研究与其母学科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而和公园、游憩实践的联系更紧密些。儿女辈的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专业领域，如旅游、治疗性游憩（therapeutic recreation）、商业游憩、体育管理等。居于中间的，则是休闲研究。对研究者而言，旅游、体育管理等新的专业领域更具市场潜力，更有针对性；对学生而言，则更利于就业。如此导致了休闲研究的分化。萨姆达汗早察觉到，休闲领域正越来越向商业管理靠近，更多关注专门领域（如体育、旅游、户外活动等），而偏离了基础理论。亨德森认同这一观点，但也承认，尽管休闲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索如何通过休闲行为（不管是体育、艺术还是旅游或者户外活动）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儿女辈的专业领域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休闲行为的“承载者”（containers）。正如休闲曾经将自己从母学科中分离出来一样，这些儿女辈的专业也正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并不必然和休闲研究的知识根源有关。
2.3 与休闲实践的关系：行知隔离亦或实践牵着理论的鼻子走？
作为应用学科，休闲研究如何处理与实践发展的关系，“行”、“知”之间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也是研究者热议的话题之一。
2.3.1 行知隔离与无效的“上帝之眼”？
对于休闲发展中的行知关系，美国研究者给予了更多关注。诸多学者对《休闲研究期刊》和《休闲科学》等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多次分析后指出，休闲研究本身是跨学科的，其受众包括学术界和实践者。拉伯尔（Rabel）明确指出，“实践应用成果应被视作是休闲研究的令人期待的最终成果”。然而，不能回避的是，休闲研究和休闲实践实际上仍是两个相互隔离甚至独立的领域，理论研究成果对实践影响甚微。海明威和帕尔（Hemingway & Parr）明确指出，休闲研究和休闲实践根本就是两个独立的职业范式（professional paradigms），二者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需要构建的。在他们所列出的3种构建方式中，传统视角和个人视角下，总是一个专业范式隶属于另一个，从而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分离，只有批判性视角能够形成有活力的研究一实践关系，但在现实中，这种方式很少存在。威廉姆（William）直言不讳地指出，使用传统科学方法研究休闲专业人士所面临的问题是徒劳的，因为传统的休闲研究在结构上都是自上而下的，从理论开始，然后推断到实践。用威廉姆斯的话说，就是用“上帝之眼”来看待事物，因此很难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知识体来引导休闲实践者的工作。从理论出发所进行的那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视情况而定”（itdepends）。渴望获得以科学为基础的管理洞见的实践者，总是被例行公事地用一套模糊的研究结果打发了事。
2.3.2 美国休闲研究：被业界牵着鼻子走？
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美国的休闲研究受到实践和业界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全国游憩与公园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NRPA）主导着休闲研究和相关高等教育。很多研究者、教育者和业者将这种关系视为当然，但也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这在很多方面限制甚至损害了美国的休闲研究。
当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任教、现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游憩、公园与旅游系主任的加里在反驳科尔特和莫马斯的休闲研究危机说时提到，休闲研究处在“社会需要”、“科学需要”和“教育需要”之间，被不同力量塑造和左右着。加里指出，追根溯源，美国的休闲研究首先是出于实践需要——吸引人们进入公园等“自然”空间、满足城市人群游憩需要——而非学术目的开始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命题。时至今日，美国的休闲研究依然深受实践和实践者的影响。突出的例子是，NRPA作为行业协会在休闲实践和休闲研究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设有公园、游憩和休闲研究专业的大学，其相关项目大多都要获得NRPA的认证，参加了认证项目的本科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认证涉及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的检查，并据此对老师做出评价。NRPA要求在认证项目任课的老师至少拥有公园、游憩或休闲领域的一个学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近亲繁殖。美国休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份期刊之一——《休闲研究期刊》就是由NRPA出版的，当然主编是学者。和大部分学术会议所不同的是，美国休闲研究界最重要的会议——休闲研究论坛（Leisure Research Symposium）也是NRPA年会的一个板块。
公园和游憩实践部门对美国休闲研究领域的影响为不少学者所诟病。拉伯尔曾指出，基于知识的立场，应在高等教育中将休闲从公园和游憩中分离出来。他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前者重在培训，后者偏于理论；这两个领域（休闲研究和公园、游憩）的老师其导向也不同。他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例如美国休闲研究学会来推动休闲研究。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创立了几个休闲学术团体，如休闲科学研究院（Academy of Leisure Sciences）、美国休闲研究院（American Leisure Academy）等，但其学术活动依然难以摆脱NRPA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他的观点。例如，杰弗瑞（Geoffrey）指出，休闲研究和公园、游憩领域如同异花授粉（cross—pollination），一个不了解休闲在社会中的角色、休闲行为、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从业者的。
2.4 范式与方法：高低之辩与共生共荣？
2.4.1 描述性、解释性和预测性研究，孰高孰低？
在休闲研究发展过程中，其范式和方法都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以美国为例，在过去40多年里，休闲研究（包括公园、游憩、治疗性游憩等领域）经历了不同研究范式的演化。早期的研究者通过包括推测和理性主义在内的社会哲学的方式解释休闲的意义；之后，社会实证主义者则侧重于描述和记录行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研究者主要采用社会分析方法试图解释因果关系和行为的底层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则更集中于围绕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重构休闲学科。
实际上，休闲研究既可能侧重于了解某一问题的状况，也可以是发掘背后的原因，抑或检验一个理论，乃至预测未来发展，因此应该是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解释性研究（explanatoryresearch）和预测性研究（predictive research）等同时存在。然而大多西方学者尤其美国研究者普遍认为，描述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是初级的，乃至非科学的。他们更看重解释性研究，尤其热衷于通过数理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承认，描述性研究为了解休闲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并为下一步的演绎研究提供归纳性的理论基础，而预测性研究则在既有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为把握休闲未来发展趋势提供重要依据，三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
2.4.2 从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换？
亨德森指出，和当时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教育学）一样，休闲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范式：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社会科学中这两种范式之间的转换是有目共睹的。因此，西方尤其是北美休闲研究中推崇实证主义和定量方法，将其作为休闲研究唯一或最佳方法的观点受到普遍质疑。科尔特明确指出，北美休闲研究由于对实证主义方法和定量分析的过分依赖而无法解释休闲的社会意义，成为“不考虑社会的休闲”（leisure without society）。一些学者认为，要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范式的认知论和本体论假设以及这些假设的局限性进行深刻反思。人们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更强调定量方法，解释主义更偏重定性方法，萨姆达汗指出，后实证主义既使用定性数据，又不放弃传统实证主义的原则，未来将会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③。斯图尔特和弗洛迪（Stewart & Floyd）也认同，后实证主义能更好地展示休闲中人的“活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s）”。亨德森基于二十多年研究、教学经验指出，休闲研究很少是纯粹解释主义或严格实证主义的。在他看来，很多休闲研究（不管其数据是定量还是定性或二者的混合）所采用的实际就是后实证主义范式。只是虽然很多休闲研究者放弃了纯粹的解释主义或严格的实证主义哲学，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这个连续统中，自己位于哪个点上，也不知道应该或者能够在哪个点上。
2.4.3 从“决一死战”到“共生共荣”？
苏珊（Susan）指出，不同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之间并不必然要通过“决一死战”来建立一个主导的“正确的”范式。研究者与其寻找一个共同的范式，不如接受休闲研究中的多样性，评估各种不同方法的效果并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亨德森也认为，随着休闲学术刊物越来越多，方法和声音越来越多元化，多学科方法的使用实际上给休闲研究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亨德森曾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4本重要休闲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28%的文章使用演绎理论或模型检验，5%使用归纳理论或模型构建，28%是概念性框架，40%是描述性或评估性研究。时隔10年之后，他又对1992～2002年间在这4本期刊上发表的808篇文章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方法方面：（1）方法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方法之间的联系和混合应用值得关注；（2）文献回顾、元分析（mega—analysis）等文章数量增加，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尽管数据搜集的方法在增多，但超过半数的文章还是采用问卷调查；根植理论（groundedtheory）和其他新的定性方法的使用也使得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休闲研究的背景。在理论应用方面：（1）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描述性/评估性研究（占33%，80年代是40%）和理论/模型检验（占15%，80年代是28%）有所减少；（2）理论/概念基础（占41%，80年代是28%）和理论/模型构建更多（占11%，而80年代是5%）增多。亨德森进一步指出，休闲随着环境的发展而变化，过去的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休闲行为，需要对某些“老”问题做出新回答，因此应倡导各种不同的方法和范式共存。
2.4.4 休闲研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结合？
美国犹他大学教授丹尼尔·达斯汀等（DanielDustin，et al.）分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假设后指出，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休闲科学应该按照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所不同的假设体系来进行研究。作者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概念，提议应该用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休闲科学应该被视作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桥梁。
传统上，人们将学术研究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别，其中，自然科学被认为是排在最高层的，而后两者则争夺第二把交椅。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研究者有共同的认知论和方法论基础，而社会科学尽管借鉴了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其某些分支（例如经济学和心理学）也证明了一定的预测能力，但总的来说，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确定的因果关系，也因此招致诸多批评。弗莱博格（Flyvbjerg）总结了这种批评后指出，社会科学必须按照一套不同的假设，引入不同的分析方法来解决那些不适合自然科学的科学问题，只要社会科学坚持模仿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就注定是二等公民。他认为，社会科学应致力于回答那些基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建立理论，而是为社会解释我们在哪里、我们想去哪里、根据不同的利益而言什么是期望的等实用理性”。丹尼尔·达斯汀等认为，实际上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他们认为，休闲研究更应该被理解为“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phronesis）和“技艺”（teche）的共同存在，而非过去所认为的“科学”这一种类型。例如休闲对物质世界、人类身体的影响属于“科学”，能够指导休闲实践（如管理、营销）的属于“技艺”，而探索“实践智慧”的社会科学家试图寻找人们赋予其休闲体验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哲学家、诗人、小说家、音乐家、电影工作者和其他人文科学工作者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为理解休闲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做出贡献。因此，要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三类研究联合起来，休闲研究才具有生命力。
3 西方休闲研究反思与演化的启示
杰克逊和伯顿（Jackson & Burton）指出，至少有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休闲研究：社会趋势；社会科学的发展；休闲研究自身的概念、范式和方法论。实际上，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北美国家，休闲研究还受到大学管理体制的影响。因此，上述4种力量共同作用于休闲研究领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引发了各种争辩，也共同推动了休闲研究的演化。
总体来看，西方休闲研究中，各方面关系、矛盾及相关争论是不均衡的、相互交织的。就其不均衡性而言，休闲研究自身分化和集体认同感缺失所带来的危机问题以及研究范式问题受到的关注最多；其次是休闲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的矛盾、休闲研究与其他学科（尤其是母学科和子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其交错性而言，休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与研究范式的争论、休闲研究自身分化问题都密不可分，休闲研究集体认同感也与“知行矛盾”存在较大关联。
综上所述，基于对西方休闲学界近二十余年来争论的分析，可得出如下启示：
3.1 休闲研究的特殊属性是引发各种争论的重要根源
休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争论，背景固然复杂，但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休闲研究的特殊属性。亨德森认为，休闲研究可以同时被看作是学科际（interdisciplinary）、多学科（muhidiseiplinary）和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称之为学科际。因为有些研究只是结合了不同学科的知识来从不同角度理解休闲；而有的研究，则能围绕休闲这个复杂的应用性的社会问题或现象组织多学科方法进行；跨学科则是要跨越学科边界，创造一个整体性的方法去研究休闲这个对象。
“孔德很久以前就看到，每门科学都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但是在研究战线上，各个学科却愈来愈发现其边疆总是有人来争夺，这是因为原来的学科已不再能够反映今天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工作之复杂、分支和多样化，各种专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生长，使得正式的学科出现裂纹，学科的边界线已显得人为而专断”。从集中到分化再到贯通是社会科学的共同趋势，而休闲研究的多维度特征既使其面临较一般社会科学而言更为严峻的危机，也能使研究者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3.2 反思与争论是推动西方休闲研究不断演化的重要力量
按照库恩的理论，由于现有的学科范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出现了危机，而科学领域的危机是范式演化的前兆，每个学科都是在发现危机时出现转型。对于休闲研究而言，由于“主要问题和主角都变了，视角变了，关注焦点变了，我们所称的‘社会’在轮番变化，因此休闲研究也在改变”，对这种改变的警觉与思考便会产生危机感。
正是认识到理论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正切式的、反思式的，西方休闲研究者才越来越多地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各种问题；也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审视、反思和争论，推动了休闲研究的演化。正如杰克逊和伯顿所警告的，如果仅以游憩和休闲实践的变化和休闲研究者的自发性变化来引导休闲研究，那么它迟早会被社会所遗弃和边缘化。
3.3 从非此即彼走向相互融合是休闲研究的必由之路
西方休闲研究近二十余年来反思的核心结论，便是消除休闲领域中各种简单化的二分式思维和方法（例如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法、研究范式的二分法等），促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等，从而使休闲研究更广泛、更深入地和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其他学科融合。
纳斯比特（Naisbitt）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大趋势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非此即彼到多元选择”（either/or to multiple option）。不仅休闲研究，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实际上都在走向多元化。研究不再是“要么这个，要么那个（either/or）”，而是“都（both/and）”。消除了二分法的观念，就能更加理性地看待休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之争、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知行鸿沟、休闲研究中的一般化与专业化、研究中客观性和主观性、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平衡等问题。
3.4 中国的休闲研究更加任重道远
相比西方而言，我国休闲研究不过十余年历史，虽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尚处在前学科阶段（pre—discipline），研究相对粗浅而分散，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当前中国的休闲研究既不能为解释中国的休闲发展现实提供完善的理论支撑，也无法对世界休闲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形成系统输出。
未来，除了对西方休闲研究一般框架、方法和范式的借鉴之外，更重要的是，应以与西方相同的反思的精神和自主的意识来努力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和研究情境的学科体系。尤其是关注如下几个问题：如何在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背景下，诠释来自西方文化和西方语境的“休闲”概念，揭示休闲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含义；休闲研究者如何在满足社会需求和遵循学术规范之间保持平衡；研究者如何在发挥原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尊重、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逐步构建起学科之间的交融机制，避免固步自封或所谓的“大胆创新”。
致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杰弗瑞·戈比（GeoffreyGodbey）教授和沈向友博士提供了宝贵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