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增长、调整成本与FDI动态调整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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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本文借鉴宏观调整成本投资模型，将调整成本引入企业FDI的动态决策分析，从微观角度阐述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调整成本对外国投资者进行fdi规模动态调整的影响，得出外商对FDI规模的调整路径呈现出一种非连续且较为陡峭的演进态势，并就此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从而验证上述结论。

【关键词】 需求增长 调整成本 FDI 动态调整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直接投资（FDI）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般情况下，FDI的流入会从四个方面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即FDI的流入能给东道国带来大量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高效率的生产设备以及专业化的管理经验。目前已有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解释FDI的决定因素，但这些理论大都采用静态分析法分析FDI的产生与地区流向问题，很少注意到FDI进入东道国市场后，面对东道国未来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其后续经营应如何进行，如何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投资规模与计划，调整成本的高低如何影响FDI动态投资决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同时，如何扩大原有跨国公司的后续投资规模，强化技术调整同样也十分重要。为此，本文借鉴宏观调整成本投资模型，将调整成本引入企业FDI的动态决策分析，从微观角度阐述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调整成本对外商进行FDI规模动态调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

二、需求增长、调整成本与企业FDI动态调整模型

假设有两个国家：东道国h、FDI流出国f，外商通过对h国进行直接投资，建立生产性企业来满足当地市场对产品i的需求，整个投资过程包含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外商在东道国对产品i的市场需求具有完全信息，东道国对产品i的市场需求函数为P1=a-bq1。其中，P为价格，q为产量，下标1表示所处的阶段，a代表i产品的市场容量。在这一阶段，外商立足于对东道国市场需求信息的完全占有来确定满足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规模，进而确定最优的初始FDI规模。在这一阶段，外商的利润函数为?仔1=p1q1-chq1-F，其中ch为在东道国生产i产品的可变成本、F为外商在东道国建立生产性企业所需的进入成本。通过利润函数，可以得到外商在这一时期的最优生产规模q1，q1的一阶条件为＝0，从而可以得到外商在第一阶段的最优生产规模为q1=，此时外商投资者所获利润为?仔1=-F。

在这之后进入投资的第二阶段，此时东道国产品i的市场容量a发生了变化，其增长幅度为一随机变量?滋，?滋满足E（?滋）=，var（?滋）=2，＞0。对于市场容量a的增长，可以理解为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后对i产品的潜在需求在不断扩大，或者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发生变化后更多地选择了i产品。由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与需求偏好改变的不确定性，市场容量a的增幅?滋也就表现为一种随机变量。面对i产品市场容量的增长，外商必然会扩大生产规模，以充分利用市场机遇。假定外商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在h国的FDI规模，通过当地化生产的方式来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二是通过在f国生产、向h国出口i产品的方式来迎合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长。下面分别分析两种途径外商对东道国i产品的供应数量与所获利润，通过比较，考察外商最终会选择哪种生产模式。

1、通过扩大在h国的FDI规模来满足市场需求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外商面临的东道国对i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为p2=a+?滋-bq2，总成本函数为Tc=chq2+（q2-q1）2，其中（q2-q1）2代表扩大在h国的FDI规模来提高产量所导致的调整成本。这里调整成本采用了标准二次方程式的调整成本函数形式，表明调整成本是产量调整的凸函数，产量调整越剧烈，调整成本就增长行越快。k代表在东道国调整生产规模的难易程度，k越大，表示调整越困难。

（1）调整成本对产品供应量的影响分析。根据第二阶段的市场需求函数与总成本函数，可以得到扩大FDI规模状况下外商的利润函数?仔t2=p2q2-chq2+（q2-q1）2，满足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p2+q2-ch-k（q2-q1）=0，由此，在扩大h国的FDI规模来提高产量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最优生产规模为q2=+。面对市场需求的增长，投资者有扩大生产规模的欲望，调整规模取决于?滋和k，与?滋成正比，与k成反比，即东道国生产规模调整的难易程度将制约外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来最优调整生产规模。

（2）调整成本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分析。在外商通过扩大在h国现有生产规模来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预期的最大收益为E（?仔t2）=E[p2q2-chq2-（q2-q1）2]=++，其中、表示投资者在保持生产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市场需求增长导致市场价格上升而带来的利润增长，表示投资者在第二阶段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由此可见，东道国生产规模调整的难易程度将削弱投资者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的利润增长，从而抑制外商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

2、通过向东道国出口来满足市场需求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外商面临的市场需求函数仍是p2=a+?滋-bq2，但总成本函数变为Tc=chq1+cf（q2-q1），其中 cf为在f国生产i产品的可变成本，且cf＞ch，（q2-q1）为向h国出口i产品的数量，为方便分析，这里忽略了进口关税的影响。于是外商的利润函数为?仔e2=p2q2-chq1+cf（q2-q1），则外商对h国i产品的最优供给量的一阶条件为=0，进而得到对h国的最优供给量q2=。在保持对h国的FDI规模不变的前提下，超额需求（q2-q1）由出口来弥补，此时外商预期的最大收益E（?仔t2）=E[p2q2-chq1-cf（q2-q1）]=++与东道国预期的市场容量增长成正比。

3、外商对两种生产模式的选择

通过分析，已知两种生产模式下外商所获得的最大预期利润分别为?仔t2=++，?仔e2=++。在东道国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外商究竟会选择哪种方式呢？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两种方式给外商带来的预期利润的相对大小，进而可以得到外商选择扩大FDI规模的参与约束条件为?仔t2?仔e2，即?仔t2-?仔e2=++---=

-（2+2）0。由此可见，k存在某一数值kt，满足?仔t2-?仔e2=0，此时外商既可能选择扩大在h国的FDI规模，也可能通过以出口方式来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长。若k＞kt，外商会选择以出口方式来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保持在东道国的FDI规模不变；若k＜kt，外商会以扩大在东道国的FDI规模提高当地化产量的方式来迎合市场需求的增长。在一种极端情况下，即当k＝0时，外商选择扩大FDI规模所要求满足的东道国市场容量预期增长的条件为，一旦预期的市场容量增长小于，外商就不会对FDI规模进行调整，这就向准备扩大FDI规模的外商提出了必须考虑东道国市场容量是否增长的问题。由于东道国未来市场需求增长的不确定性，加之投资的不可逆性，因而市场需求变化和投资者预期也是影响外商进行FDI规模调整的关键因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是在两阶段状况下进行的，可以根据需要，将外商面临的选择阶段进行延伸，将k表示为一个时间变量k（t），以更加贴近现实情况。从时间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条件下，起初东道国可能调整生产规模的难度较大或者预期市场需求增长幅度较小，外商会保持原有FDI规模不变，以出口方式来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长。随着东道国市场需求增幅提升及k的不断减小，外商会选择以扩大FDI规模的方式来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长，当然其调整规模会受到调整成本的制约及需求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FDI的发展路径就会呈现出一种非连续且较为陡峭的演进态势。

三、对FDI投资路径的经验分析

受调整成本与市场需求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外商对FDI规模动态调整呈现出非连续且较为陡峭的路径，其现实表现形式是外商在某一时期不会对FDI存量进行调整，而在另一时期会大幅调整FDI存量，形成零度投资供给与块状投资供给的综合效应。中国作为一个FDI引资大国，2011年中国吸引境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全球500强企业已有470多家来华落户，FDI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FDI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调整成本与需求增长对外商的动态投资抉择有何影响呢？下面以外商对中国汽车业的FDI为例加以说明。

境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汽车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汽车业不但数量不能满足市场要求，产品结构也以中型载货车为主，“缺重少轻，轿车几乎空白”，这就为外资流入提供了契机，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境外企业开始进入中国汽车业，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是纵观整个汽车业FDI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90年代中期前，境外企业几乎没有对中国汽车业的FDI规模有过大的调整，生产规模也没有大的提升，其原因可从市场需求增长与调整成本两个方面来解释。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居民对汽车的需求增长较慢；汽车行业的整体基础比较薄弱，汽车产业工人人数较少，生产效率低下，与汽车生产高度相关的汽车零部件、钢铁、轮胎、塑料、油漆等行业的发展较慢；相关的管理经验落后，缺乏适应市场需求的营销网络和方便用户的服务体系；技术研发能力低下，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外商调整生产规模的难度与成本，从而制约了外商扩大规模的积极性。从1996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对汽车的消费逐渐进入居民的日常消费，汽车的市场需求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从1996的146万辆增加到2011年的1851万辆。据预测，2012年中国潜在的汽车需求量为1900万辆，到2015年可望达到2500万辆。由此可见，从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自然扩张趋势看，中国正经历着由汽车私人消费的导入期向增长期跨越的阶段，这就为外商扩大在中国汽车业的FDI规模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加大对汽车业的投资力度，中国政府对汽车业FDI的态度逐渐明朗，陆续删除了国产化率、产品出口率等规定，提高了外商调整FDI规模的自由度。上述变化都为外商扩大对中国汽车业的FDI规模提供了保障，已进入中国汽车业的外资企业纷纷扩大其在中国的FDI规模，提高当地化产量。通用汽车计划2015年将在中国的产能扩大到500万辆，大众汽车的这一目标是300万辆，日产公司为230万辆，丰田公司也拟通过一汽丰田（90万）和广汽丰田（60万）使产能达到150万。这也可从我国90年代以来汽车年进口量与产量的发展路径（图1）看出上述情形：在1998年以前，外商主要还是通过出口的方式来满足需求增长；1998年以后，外资企业开始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产量大幅攀升，在2003年与2009年出现跳跃式增长。

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在中国FDI的动态调整也大体呈现出随市场需求增长与调整成本的变化，进行非连续且较为陡峭的发展路径。

四、建议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容量也在不断提升，外商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形成了非常好的预期，纷纷把对中国市场的争夺作为其未来发展战略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在这种情况下，适时扩大在中国FDI的规模，转移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当地化生产的能力就成为其外资企业重要的竞争策略与手段。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外商FDI的实际调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调整成本的影响与制约，这就要求各有关方面对此高度重视，注重从宏观上调控与外资企业调整FDI规模相配套的相关行业的建设与发展，从要素供给、制度供给等方面切实降低外资企业进行生产规模调整时所遭受的成本，进而激励其不断扩大FDI规模，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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