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尔·施尼茨勒《儿子》中的自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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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也纳现代派代表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堪称将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法结合的典范，造就了他出类拔萃的心理艺术风格。在其早期创作的小说《儿子》中，“医学诊断书”式的作品深刻展现了扭曲家庭关系中自我的病态和自我的危机，无意识的影响和儿童心理创伤，成为解读这篇小说自我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病态自我；自我危机；无意识；儿童心理创伤

1892年，施尼茨勒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儿子》。这是一篇以日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小说的附标题是“一个医生的记录”，显然，作者把自己当医生的经历融入了这篇小说创作之中。“我的作品就是诊断书”，施尼茨勒在自传中曾这样评述自己的文学创作。应该说，小说《儿子》就是施尼茨勒对自己在医学上的直觉和认识的文学演绎。在医生形象身上，更有利于倾注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认识，表现他对各种精神分析现象的态度。

小说围绕着“母亲溺爱”和“儿子弑母”这两个主题展开。小说中的医生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整个故事：午夜时分，医生回想着当天发生的家庭惨剧。这天上午，他被召唤到这个被儿子砍伤的临终女人跟前，从邻居那儿获知，这个穷困潦倒的女人非常“娇宠和溺爱”自己的儿子，但儿子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母亲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钱，他索去挥霍殆尽。午夜过后，母亲在她临终前最后的意识瞬间里，向医生坦白了自己多年来对儿子的愧疚：这个非婚的儿子刚一出生，她就试图用毯子闷死他，因此从此她就觉得再也得不到他的原谅。她拼命地尽其所能去满足儿子各种无理的要求，以求内心的忏悔，但却总是似乎从儿子的神情中看出他对自己无限的恨意。母亲临终的愿望是要这位医生出庭，为她儿子的无辜辩解：“难道这不是他的权利吗？”。（9）这位医生迟疑良久，最终决定实现这个请求，“因为我觉得，得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少到什么程度，而完全不由自由的行为又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弄清楚。”（11）

文评家约瑟夫拉特纳论述道：“施尼茨勒的世界是冷酷阴郁且残忍无情的，但通过探寻内心深处的秘密总能找到合理的阐释。”这种观点在《儿子》这部短篇小说中尤为合理。小说中显而易见的弑母主题残忍冷酷，但究其深意，作家的写作目的则是寻找弑母背后真实的心理原因和自我问题。它源于往昔久远的却无法消逝的，产生于心灵深处的伤害。对施尼茨勒来说，他关注的并非亲情谋杀案背后传统的对于善与恶的道德标准探讨，而是人物的心理深层。

一、扭曲的母子亲情中病态自我

首先，施尼茨勒在小说展现了畸形的母子关系和不正常的家庭问题，母亲在非婚生的儿子出生之时，就试图杀死他，从此便再也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致使不正常的母子关系从儿子的出生之日起一直延续至儿子最终弑母。其次，对作家来说，小说的叙述意图也不仅仅在于这个家庭悲剧本身，而更多是在复原一个心理案例，以表现由于心灵遭受严重创伤而充满问题的自我。在这里，不论母亲还是儿子，他们都是病态的、充满心理危机的人。二十年前的心理伤痕导致自我一直处于失常状态，陷在那一夜的记忆里无法自拔，永远无法维持正常的家庭关系。因此，母子之间由于严重病态的心理问题，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扭曲变态的关系――母亲对儿子百依百顺，儿子却对母亲打骂勒索。可见，母子二人充满问题的自我是导致家庭悲剧的关键。

从叙述者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出家庭悲剧背后母亲和儿子的深层心理，无论是母亲还是儿子，他们都是心灵遭受了严重创伤的病人。对母亲来说，“那个可怕的夜晚”成为她永远抹不去的回忆，卸不掉的精神枷锁。二十年前的夜晚，当她把蒙在儿子头上的毯子揭开时，却发现他“正在睁大眼睛瞅着我，不停的抽搭！眼睛里充满了怨恨！”（7）从此以后，她始终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同一个谴责，是对“一个罪犯”的谴责（7）为了赎罪，母亲发疯一般地去溺爱儿子，心理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扭曲和变态，“我不止一次的扑倒在他面前，吻他的一双手，吻他的膝盖，吻他的两只脚！”（8）“我苦苦地盼着赎罪，但我知道，这永远都不可能！”（7）由于内心对儿子无法弥补的愧疚，母亲对儿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她极度害怕儿子当面揭发她的罪行，当儿子“只是看她一眼，我便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我胆战心惊地等待着那一天，到时候他会当面对我说：‘妈妈！你犯了罪，没有权利把我看成你的儿子！’”（8）这种心灵创伤所带来的精神折磨伴随了她二十年时光，使她在母子关系中的认知产生了完全的偏移，愧疚、恐惧、溺爱与妥协构成她对于儿子的全部。可以说，她在家庭中根本无法实现母亲的角色，也无法识别自我在家庭中正确的定位，在处理母子关系时，自我展现出一种深深的病态和危机。

同母亲一样，在儿子的心灵中，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充满绝望和仇恨”的记忆，一个“永久控诉”的记忆（7）。当那一夜母亲揭开毯子时，儿子的眼睛里似乎已经充满着深深的怨恨，“说不定他看出了你的心思在责骂你！也许他有了记性，会无时无刻不责骂你！”（7）从此以后，他的目光中似乎总是充满对母亲的谴责和怨恨。当他咿呀学语时，似乎他终于“可以把那晚上对母亲的控诉讲明白了。”（7）他对母亲没有任何亲情和爱，对母亲表现出的只有无限的冷漠与仇恨。每次当他看着母亲时，“目光总是那么可怕……！”（7）长大之后，儿子 “拿讥诮的目光来瞧我……嘴角现出看透人心的冷笑，意思是：我们都明白，这笔账该怎么算……！”（8）那一夜留下的永久的记忆似乎彻底改变了儿子对于母子关系的认知，他对母亲只有一味的恐吓和经济上的敲诈勒索，似乎这是他的权力，以弥补母亲犯下的那个“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过”。（7）他时常对母亲使用暴力，并且“露出那种狞笑，等于告诉我：哼，不捅你一刀算便宜了你！”（8）最终，他用斧头将再也无法满足其经济需求的母亲砍得遍体鳞伤，却依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还直着脖子，站在那儿耸肩膀哩！……”（3）作为一个心灵遭受严重伤害的病人，二十年前的那个“充满绝望和仇恨”（7）的记忆在儿子的成长中永远无法磨灭，冷漠、恐吓、勒索、暴力是他对于母亲的全部态度。可以说，同母亲一样，儿子在家庭关系中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角色，在处理母子关系时，自我同样展现出一种深深的病态和危机。

二、无意识和儿童心理创伤对自我的影响

如果说充满问题的自我是导致母子悲剧的关键原因，那么，这个充满问题的自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施尼茨勒在小说的结尾试图去解答这个问题，作为叙述者的医生最后一段的叙述，构成了整篇小说的核心。在充满问题的自我背后，隐藏着人心灵深处的那个“无意识王国”。无意识的作用以及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是解读这篇小说中自我问题的关键。

“莫非这并不是幻觉？难道从我们存在的第一刻起，那些模糊不清的记忆就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再能够解释它们，它们也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也许透过窗户透射进来的最初一缕阳光是生性平和的发端吧？――要素母亲通过最初的一瞥让我们沐在舐犊情深的慈爱之中，它不会在湛蓝的婴儿眼睛里映照出逗人喜爱、令人难忘的光泽吗？――可是，如果这最初的一瞥饱含绝望和憎恶，它不会以摧毁一切的威力在那幼小的心灵上打下烙印吗？因为婴孩早就能够摄取不可胜数的印象，虽然根本无法窥透个中的奥秘。如果在令人不寒而栗、却又未能意识得到的死亡恐怖中度过出生以后最初一个夜晚，那么在这样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里会有什么反应呢？从来还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生命的最初一瞬的情形如何。――你们当中谁都无法知道――我当然可以这样对法官说――，在自己所能感受到的知道的好的和坏的印象中，应该把哪些归因于最初的一次呼吸、最初的一缕阳光或者母亲的最初的一瞥！――我要去法庭。现在我已打定主意，因为我觉得，得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少到什么程度，而完全不由自主的行为又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弄清楚。”（11）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的引言中，作为叙述者的医生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无意识王国的大门。儿子的经历可以被看作是婴儿在无意识状态下心理创伤的表现，而这样的心理创伤对人的意识行为有怎样的影响呢？叙述者在最后并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而只是隐隐地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一种猜测：“难道从我们存在的第一刻起，那些模糊不清的记忆就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再能够解释它们，它们也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11）而叙述者在猜测之后，最终得到结论：“得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少到什么程度，而完全不由自主的行为又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弄清楚。”（11）很明显，施尼茨勒通过叙述者的这句话，向读者暗示一个更大的叙述意图，那就是去探寻那个不为人知的无意识王国――和意识行为相比，无意识行为多之又多，以至于多到我们还无法搞清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因此，无意识首先是导致自我充满问题的原因。

其次，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施尼茨勒或多或少地把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时期心理创伤的理论预先搬进了文学创作之中。弗洛伊德在他1910年出版的的精神分析著作《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中，对儿童时期心理创伤和心理记忆对于日后精神病症或行为表现的影响，进行过这样的阐述：“一个人对他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思考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残存的记忆，恰恰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难以估价的证据。[…] 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然不能肯定。但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对以后的精神病症和心理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弗洛伊德一样，施尼茨勒在研究歇斯底里时，同样认识到“可能的心理创伤的病源学价值，也在平常的心理打击中看到了神经错乱的重要瞬间”，心理创伤事件是导致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因此，作家在这篇小说中着意表现的母子二人的心理危机和精神病态与他们所经历的心理创伤息息相通，童年时期经历的事件具有决定性的诱发作用，并会招致不幸的后果，是导致日后自我问题和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儿子》这篇小说中，施尼茨勒通过家庭关系中扭曲变态的母子关系，向读者展现出主人公非正常的自我状态。使主人公沦为病态自我，母亲溺爱和儿子弑母的最终动因，都源于那个幽暗的无意识王国和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它使得主人公在那一夜成为心灵遭受了严重创伤的病人，而这种无意识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之巨大，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始终无法恢复。因此，自我一步步地走向异化和扭曲，根本无法完成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关系认识。同时，施尼茨勒通过这篇小说，向读者展现他在精神分析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了无意识和儿童心理创伤对自我的影响，融会了作者在医学生涯中深层的观察和感受。对于这样的文学表现，难怪弗洛伊德在他50岁生日的回信中一再强调：“广泛的一致”把他们对“许多心理学”的认识联系在一起。他在“钦佩诗人直觉”的同时，也把诗人在文学创作上对精神分析法的巧妙运用归功于其厚实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在施尼茨勒与精神分析学交融互动的一生中，他以精神分析学家对于人心灵世界的洞察能力，展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遥远的国度”，体现着作者与精神分析学难分难解的关系。科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造就了他出类拔萃的心理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Schnitzler， A： Jugend in Wien. Eine Autobiographie [M]， Frankfurt/Main， 1968.

[2]Rattner， J： 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und Psychoanalyse [M]， K？nigshausen/Neumann， 1998.

[3][奥]A.施尼茨勒：《一位作家的遗书――施尼茨勒小说选》[M]，张玉书等译。上海，1991年。

[4][奥]S.弗洛伊德：《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M]，车文博编。长春，2004年。

作者简介：贾晨（1985―），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