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的《西厢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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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星煜先生新近对笔者说，只要有了思路，有了材料，一天写二三千字没问题。去年听他说有四本书出版，不久便先后收到赠书，后面那一本，应当是蒋氏著述的第40本了。2005年新年之后传来信息：他与另两人主编的《明清传奇鉴赏词典》也将于四、五月间面世。

一位86岁的老人还有如此的文字“产量”，其身笔两健的情形可想而知，怪不得不久前举行的蒋星煜从事学术、创作活动65周年座谈会以及会后媒体的报道中，多次出现了“史学奇才”一类的赞语。

蒋星煜是一位资深作家，更是一位名播远近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专家。数十年来他出版的几十部著作中，有关《西厢记》研究和欣赏的专著有6部，另有一部与上海图书馆合作编纂。这7部专著分别出版于北京、上海、中国台湾、日本东京。蒋星煜钟情于《西厢记》，源自于他对我国文学史上这部伟大著作的由衷欣赏。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作为一门学科，‘西学’不如‘红学’那样成熟，甚至人们根本不承认，但是，她已经出生，并在摇篮中叫嚷了，我们不能充耳不闻。”

著名越剧演员吕瑞英、金采凤建国初期曾演出《西厢记》，当导演黄沙为她们排练的时候，有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应邀前来讲课，内容包括《西厢记》的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和性格特征、故事结构与矛盾冲突等等，其中还有对诸如《佛殿奇遇》(凉艳)、《堂前巧辩》(拷红)、《月下佳期》、《长亭送别》等典型情节和场景的过细剖析，对《明月三五夜》这首诗，对“碧云天，黄花地”、“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等唱词的解读，皆深入浅出而幽默生动。这位带常州口音的年轻人就是蒋星煜。1958年，上海戏剧学院受市文化局之托开办多次研究班、编剧班，讲《西厢记》课程的也是蒋星煜。可见在那个时期，星煜已是“西学”研究的活跃分子了。

“”期间蒋先生的牛棚生活等等不去说它了，那个年代结束后，先后供职于上海图书馆古籍组、上海艺术研究所，这些单位都极有利于他的研究工作。在编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任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兼职教授期间，一方面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专家，另方面也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为日后的个人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和准备。先生在了解和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方面付出甚多，收获也最大。他曾先后到七八个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和艺术交流，凡与“西学”有关的资料和信息，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打听”和采集，然后潜心思考和梳理，形成文字，于1980年代初将第一批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取题《明刊西厢记研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西厢汜罕见版本考》、《西厢记考证》、《西厢记新考证》、《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等，还与上海图书馆合作编纂了《西厢记俪影集》一书。至于最近出版的《西厢记研究与欣赏》，是对这部名著从审美阅读的角度进行深入的评析了。

蒋星煜对“西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有人将他的研究细归为十类，而从大的方面讲，则体现在文艺学、文献学、文化学三个方面。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称蒋星煜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以乾嘉之文献做基础，用戏剧家之文艺科学为武器”，道出了蒋氏研究特点的要义。星煜自己也一直注重探索文献学和文艺科学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弄清这种关系对于《西厢记》乃至整个中国戏曲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他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可谓孜孜砣砣，不遗余力。认为文献学包括版本学、目录学以及尚未十分具体化的序跋学等等，同训诂学、音韵学也存在横向联系。《西厢记》的版本繁多，仅明刊本就有60种左右，清刊本有100种左右。为了了解版本情况和作品的原来面目，他几乎渎遍了国内外所有收藏的明刊本或复制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终于找到了“真面目的近似值”，“改得近乎失真的本子我很快就能识破”。

在研、探的过程中，蒋星煜敢于直抒己见，开展学术争鸣。王季思教授是星煜崇敬的前辈专家，其《两厢记五剧注》原是他学《西厢记》的开蒙读物。王教授对硕人所著《西厢定本》持肯定的态度，蒋星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几乎失真的本子，便直率地提出异议，两人坦陈己见，展开讨论。在学术争鸣中，两人不但没有对立情绪，反耐曾进了友谊。张人和的《集评校注》问世后，他认为张人和并未用十分严格的态度考证版本真伪，因此存在诸多缺陷。他著文提出质疑，一一举例申述自己的观点，予以辩正。又如文学家苏雪林突出强调《西厢记》创作的“复合作用”，即认为王实甫之后历代有不少人对该作品的内容作了变动，其中清人金圣叹对作品的改动最多，因而似乎金圣叹成了《西厢记》的重要创作者之一。蒋星煜并不否认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复合性”，但认为苏氏所举历代参与人时序混乱，对于金圣叹的“参与度”也夸大其问，均不足为据。他以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进行辨析，指出苏雪林没有经过必要的版本比照和缜密的思考，“就下了这样轻率性的肯定性结论”。

蒋星煜于2004年出版的《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一书，是在做了几十年考证工作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考证家的严密，文艺家的睿思，使作品更显得厚重丰富而又不乏色彩。由于他很早接触《西厢记》的各类戏曲本，所以其研究和欣赏既依据原作，又有对于各剧种改编演出本的参考比照，分外具有贴近性。这一回，他从考证的角度转移到了审美的角度，对作品作了多方位的美学赏析。例如他详细分析了作品结构中矛盾冲突的主次安排，以及矛盾状态的三个层面；剖视了著作者对“误会法”技巧的棋高一着的应用；作品开篇时王实甫对莺莺美貌细致传神的描绘，星煜分外赞赏，一一细析，认为“再无其它名著有如止喊功而完美的开局”。《西厢记》中《月下佳期》的描写，历来訾议不断。清代的金圣叹不受旧观念束缚，大胆地站出来，肯定张崔之情为“必至之情”，无可非议。蒋先生十分赞同金氏“必至之晴”的论断，在《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一书中，有一章专写《西厢记》对性的冲击，从“必至之晴”的“人伦物理”角度，予以赏评。比起李贽、金圣叹在斯时斯地的大胆直言来，生活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蒋星煜更为自如地从美学和人性的层面看待这对历史恋人勇敢而铭心刻骨的鱼水之情。对作品中《上马娇》、《胜葫芦》、《幺篇》、《花》等曲牌显示过程的诗性文字，他同样以富有诗意的笔触予以具体的解渎和评点。

从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如《版本研究》、《关日欣赏》、《形象剖析入《时空设计入《改编、演出》、《评注、翻译》等等的章节中，不难看出这是一本内容极丰富的集子，而由于有了艺术欣赏方面的具体论析，使《西厢记》的美学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因此可以说《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一书是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交融的集锦性文本，很值得重视。蒋星煜对“西学”研究还有不少设想，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开展文献学研究的基础正程――编三本书的建议，实施这项工程已非一位耄耋老人力所能及，但其建设性的价值是明显的，已为许多人所认同。

蒋先生《西厢记》研究所取得的业绩，受到了戏曲、学术和舆论界的广泛好评。荣广润盛赞其研究于作做得“实、深、细”；马少波用诗词颂其成就：“独开蹊径叹狂痴，致远钩沉乃大师”；刘厚生则称蒋氏《西厢记》研究的成就“必定将载人史册”。日本著名汉学家、《西厢记》研究专家田中谦二教授、岩城秀夫教授，美国著名汉学家白之教授、伊维德教授也对蒋星煜的研究工作给予很高评价。

蒋星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所写的近600万字作品，除了戏曲研究，在文化史、明史、语言文字、文学、书法、舞蹈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也颇多建树，有的还有深远影响。他在历史小说方面的创作，因有《南包公――海瑞》、《李世民与魏征》等在那个特殊年代曾引起“政治性风波”而轰动一时。其实蒋先生的散文创作也有可观的成绩，新近出版的《蒋星煜旅游散文集》一书，内巾就有早期发表在《申报，春秋》副刊上的多篇很值得注意的文字。笔者在编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期间，多次编发星煜的散文，发现其刘生活极具敏感度，有段时间他在澳洲度假，两次来函谈论异域风情，旋即便有游记作品寄来。在这个领域，他从相对“沉闷”的考证家变为感性而活泼的艺术家。他说他常在写研究、理论文章的间隙写散文，以此作为一种精神调节，可以得到张弛有致的奇效。他还谈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凡写研究理论性的文字时不打草稿，一次完成，惟独写散文的时候，草成之后必定要再看几遍，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寄出。他是把散文当作艺术品看待了。

蒋星煜出身于官宦门第，有家学渊源，其曲折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性，早年曾供职于中央政治学院图书馆，也当过中央社记者，1949年，他在广州被胁迫去台湾之际，果断地冒险潜回上海，迎接解放。数十年中他用一以贯之的勤奋，一路走下来，练就了手中的一支“奇笔”。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这位文坛多面手的时候，也常关注他的情感生活，因为他在这个“领域”里的遭遇多少也带有一些“奇”的色彩。据悉星煜的原配夫人叫王国霞，罹难于非常时期。第二任妻子是个军医，结婚之后，因生活情趣不合缺乏共同语言而分手。笔者于1980年代后期初识先生时，见到了他的第三任夫人。这位杜女士是演艺圈中人，生性活跃，长相不俗，首次见面我们就曾听她轻歌一曲《小城的故事》。尔后两次造访当年在田林路的蒋寓，受到款待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个重组家庭的和谐和温暖，我们都为之祝福。谁料到了2002年，忽闻蒋杜之恋业已划上句号。其间友人问及其事，他以“一言难尽”告之。……

一位身笔两健的文化老人，虽然也有子女就近照顾，但独居一隅总是一种欠缺。有人问及是否有续觅老伴以度晚年的打算，他笑答：“无可奉告。”但愿文心不老的《西厢记》专家再有一次情感生活的奇遇，能够和美地安享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