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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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八十年了。当时，在成都，我是个小小的追星族。

追什么星？流行歌星？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川剧名伶？那不叫追星叫捧角，没有小学生的份。我们追的自然是电影明星了。抗战初期，国产片极少，中国明星如赵丹、白杨等大都还活跃在话剧舞台上，银幕上供我们追的，就只有美国明星了。

那时追外国明星，不费钱也不费劲。不用当场献花，不用追着求着要签名，只是对要追的星有片必看，再在影院门前的小摊上买张照片，夹在书里向同学朋友炫耀。照片积得够多，还能背出一长串明星的姓名：秀兰邓波儿、狄安娜窦萍、克拉克盖博，劳莱和哈台……这就算得上一名“追星族”了。那时电影票也不算贵，大概相当于吃一两碗赖汤圆或龙抄手的钱。饿一顿饭就可追一次星，比起现代要卖血去听天王歌星的演唱会可是轻松多了。

最早夹在我书里的明星是演人猿泰山的约翰韦斯摩勒。看他吊着藤条在非洲热带雨林中飞来飞去，看他在河水里与身长5米的大鳄鱼赤身搏斗，在七八岁的孩子眼里，他不仅是偶像，简直是“剑仙”，是“天神”了。为了看他主演的《泰山情侣》《泰山夺宝》《泰山得子》，我们从乡下躲警报的家徒步进城，看完电影再摸夜路回家，饿掉两顿饭，来回近二十里。为了追星，在所不惜。

年龄渐长，在飞奔的火车顶上警匪枪战、在险峻的悬崖绝壁间英雄救美的西部武侠片又迷住了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半截子幺爸”。加利古柏、泰隆宝华和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名星埃洛尔弗林又进入了我们的脑海，夹进了我们的书中。

那时的外国片没有译制，也很少自带中文字幕，只是在银幕旁边打幻灯，简单地介绍一下画面和情节。所以那些内容较深、对白较多的文艺片，除了有些中学生想练习英语听力和口语外，我们一般很少问津。相反，那些场面华丽、故事简单、歌声婉转、舞影翩翩、色彩艳丽的歌舞片则更能迷住我们和大多数市民观众。如此一来，我夹在书本里的明星也就添了厚厚一叠：“低音歌圣”平克劳斯贝、“顶级舞王”弗雷亚斯坦，以及在《封面女郎》里跟自己影子一起跳舞的金凯利。还有一长串歌舞片里的美女明星：蓓蒂葛兰宝、琴逑罗吉丝、桃乐姗拉摩、丽泰海华丝……直到主演《出水芙蓉》的伊漱惠莲丝。

大概是抗战胜利的前后吧，《出水芙蓉》在成都新民电影院上映，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了。几乎全成都的市民，从刚看得懂电影的小学生到从不看电影的老爷老太，都成了它的粉丝。人人一看再看，使得电影院所在的窄窄的科甲巷从早到晚水泄不通，看电影变成了“挤”电影。当时还流传了一个笑话：几个美国大兵也来“挤”《出水芙蓉》，售票员操着半通不通的英语问他们：See no see？If yousee，stand see，see no see？（看不看？如果看，站起看。看不看？）的确，我就是挤到一张站票，进场去stand see（站着看）的，而且一连挤了好几场，站得双脚麻木，也毫无悔意。

这段迷恋美国电影、追捧美国明星的往事，虽然长期保存在记忆里，却从未讲出来过，大概是因为解放后我走进了文艺界，参加了歌舞团，第一次接触的文化运动就是批判美国小说《飘》和它的同名电影。崇拜美国电影，不就是崇洋的典型表现么？

直到改革开放，我在歌舞剧团从事戏剧创作，想写一部反映大、小凉山彝族同胞现代生活的新歌剧时，几十年前看过的那些美国歌舞片中载歌载舞的场景画面，那些悠扬欢快的音乐旋律才隐隐约约地回到我的脑海之中。能不能把美国电影里这种以歌舞表现故事的编剧手法用到我们的歌剧剧作上来呢？

试一试吧！在我创作歌剧《火把节》时，我终于凭着对那些好莱坞歌舞片的回忆，把歌唱和舞蹈有机地融入到戏剧情节之中，从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是的，追美国明星、看美国电影并非崇洋，无可借鉴。君请看，快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和音乐频道，不是还经常在播放美国歌舞片《出水芙蓉》么？现在，你可以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仔细欣赏，再也不用standse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