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做与必须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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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年初，常被人问：今年（或明年）怎么样？能不能像前两年？我通常也会随口回一句：好日子到头了。仔细想想，这样说不准确、不全面，应该说和以前的日子不一样了。

听国资委邵宁副主任谈经济形势，讲得很精彩，对考虑汽车行业形势有很大帮助：

1、中国经济前三十年高速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要素成本低，包括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因此有天然的低成本优势并易于吸引外资；二是中国人天生储蓄率高，能较多地积累发展用资金；三是有较广泛的技术来源，原因是我们原来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四是较大的国内市场，不但人口多，市场大，还包括行业的宽度，从轻纺、家电、通讯到住房、汽车，可以一拨一拨排浪式地消费。我还可以补上第五条：中国人心思治，社会稳定。

2、现在情况变化了。一是要素成本大幅提高，以至于出现全国范围的工资上涨和用工荒，已经有一些外资加工企业因此向东南亚转移；二是引进技术来源大幅缩小，在许多领域我们现在只要最先进技术，而人家却不肯给了，给的话也会附加条件，提高价格；三是市场的余量也没有那么大了，实物经济的发展范围仅余住房、汽车，还不宜过太快地发展；四是人心思治虽没有改变，但人们的法制意识强了，环保意识强了。以上几条都决定，像以前那样发展不行了，必须转型升级。

3、我们遇到的是成长中的烦恼。审视现在，虽失去了一些旧优势，也获得了一些新的优势：一是有资金优势，包括外汇；二是市场仍有一定的空间，美欧日与我们在这方面仍不可同日而语；三是成本优势虽与东南亚相比已转劣，但与发达国家本土比仍有优势；四是引进技术虽然难度增加，但多了一条通过并购获得技术，还包括品牌及供应、销售体系的大路。

汽车行业的日子，不是好坏之分，而是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以穷并快乐着，以后只能不算富、但必须忧虑着了。有些以前我们得以成功的经验不能再用了，有些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今后则必须开始做！

不能再做的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能再以增长数量、规模为主要目标。对发展速度的误判，对企业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

二是不能再迷信合资项目。但在上新的合资项目之前，要考虑到如今与过去的不同。首先是市场增长速度不同了，谈项目的方法也要不同。当年我在北汽参与北京现代项目，面对迅速井喷的市场，我们追求的是“现代速度”，结果是项目提前一年投产，当年盈利巨大。如果现在谈此项目，我会建议精雕细刻，仔细推敲。

三是不能再忽视法律法规，包括强制性标准。汽车是大件商品，涉及到越来越多人的根本利益，有关汽车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不能再寄希望于法不责众，寄希望于政府会替国企兜着，反而应该警惕某些政府机构在被发现问题时诿过于企业。

而应该做的至少有四条：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由于中国的发展很快，市场要求越来越高，引进技术的余地越来越小了，难度越来越大了，代价也越来越高了。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研发和创新，用自己的技术更踏实。而且自己手中有牌，才能更好地和伙伴对话谈判。

二是注重品牌的培育。这两年因为市场的不理想，管销售的老总是被换得勤的人，人言道“换手如换刀”。但是切不可因此乱了品牌战略的方寸，频繁改变品牌战略，品牌有可能因此永远也树不起来。

三是用好并购手段。并购国外企业，是为了企业发展。在转让技术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并购应成为我们获得先进技术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更何况同时还可以得到品牌、采购和销售体系。要做好至少要注意三条：一是准备好资金、人才，吃得下要能消化得了；二是充分考虑被并购企业员工和所在国政府的利益及法律、文化环境；三是对并购对象做仔细的价值分析

四是要研究问题。包括产业发展规律，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政府政策走向。

总之，今后的日子与以前不一样了。今日的困难是成功带来的另一面，怨不得别人。今日有今日的优势，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制定好自己的战略，特别注意什么是过时的经验，如今不可再用，什么是过去不可为而今日需要做。我们已经发展成世界汽车大国，大有大的难处，但大有大的作为，更重要的是大要有大的担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