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是一部爱情诗集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野草》是一部爱情诗集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可以说是最早实现跨文化对话的经典之作。它的怀疑主义哲学，它的悲情主义恋爱观，它的象征主义艺术等。无不打上跨文化对话的烙印。胡尹强的新著《鲁迅：为爱情作证》正是从这一视角切人，对《野草》文本进行仔细研读后所得出的具有体系性的研究成果。他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恋情，同《野草》中的所有篇目进行对应细读，从而确认《野草》是一部隐喻鲁、许恋情的象征性文本。

近读胡尹强的新著《鲁迅：为爱情作证》(东方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眼球为之一亮，先是诧异，后则惊喜。诧异的是，我怎么也无法相信《野草》的所有篇章都是写爱情的，而且还是写鲁迅与许广平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的。我虽没有发表过鲁迅研究的大论，却也读过《鲁迅全集》，其中的《野草》就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曾潜心研读过，后又在长达20年的现代文学教学中不知读过多少回，有时确实会在其文字背后隐隐感到某种爱的情愫与疼痛，也会在刹那间产生一种念头，这是不是鲁迅在写自己的爱情生活，譬如《影的告别》、《复仇》，譬如《死火》、《腊叶》等等，但转瞬间又否定了自己的初始感觉，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鲁迅首先是一位思想家，而且鲁迅自己又分明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在北大听课时，钱理群教授也说鲁迅的哲学思想都表现在《野草》的字里行间，而《野草》文本本身也确实有不少哲理性很强的文字。像《墓碣文》里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不是哲学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就只会往诗化哲学的思路去解读《野草》，所以很自然地就否定了自己的直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爱情观过于保守了。我总认为花前月下那是年轻人的事，已届中年的老夫子本就不该闹出罗曼蒂克的婚外恋，既然闹出来了也就罢了，还要用24篇散文诗来记录这段情感经历，似乎有些难以想象。即使要记录下这段情感，我觉得最便捷的艺术样式应该是小说，也不该是如此晦涩的象征性文本。但先生的惟一一篇恋爱小说《伤逝》，竟写得如此的感伤、痛苦甚至有些晦暗。难怪有人说先生本就缺少恋爱的训练，只能写出这类缺乏罗曼蒂克色彩的中年人的恋爱小说。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否定自己的直觉，以至于听到胡尹强教授在课堂上大讲《野草》是爱情诗集时，很不以为然，甚至还曾当面责问他，《秋夜》、《墓碣文》、《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还有《淡淡的血痕》、《一觉》等，这些篇章是写爱情的吗?简直是耸人听闻。我正是带着这样的成见去阅读胡尹强这部新著的。陆续读完之后，真的让我吃惊不小，震撼不已，不得不佩服胡尹强的胆识与功力。他竟能将《野草》中除《淡淡的血痕》之外的23篇散文诗都认定为是写鲁、许之间的爱情的。而且基本上都能自圆其说，有些篇目还解说得相当精彩，如《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死火》、《过客》、《题辞》等简直是无懈可击，精彩绝伦，使我不得不相信：《野草》还真的是一部爱情诗集!

胡尹强是位两栖性的写作者。作为作家。他出版过《楼梯间》、《动摇》、《前夕》和《情人们和朋友们》等中长篇小说，且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作为教授学者。他的著述也出手不凡，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长文，探讨现实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尔后又出版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小说艺术：品性和历史》与《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如果说此前的胡尹强还是一个分离的实体，即他的文学写作与学术写作基本是分离的话，那么这部《鲁迅：为爱情作证》则是这两者的完美融合。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整体架构与文本细读的融合。胡尹强这部新著的惊人之处，无疑是他从整体上找到了解开《野草》这个世纪之谜的金钥匙，那就是一以贯之的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外恋。在此前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就《野草》中的某些篇目也作过几乎相同的阐释，这对胡尹强是有不少启示的。但从没有哪位学者像他那样，将《野草》的所有篇目都定位在爱情上，并以鲁许、恋情的发展轨迹为线索，将其分成四章，分别对应鲁许恋爱的四个阶段：初恋时的欣喜与彷徨，相恋时的希望与绝望，热恋时的激动与犹疑和同居后的坦然与欣然，再加一头一尾的“引论”和“不是余论”，从而构成了这部新著较严密的框架体系。这样的整体架构看似平常。但要落实到具体篇章的细读中则实属不易。胡尹强却在这方面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天赋。他凭借自身良好的悟性与丰厚的学养。在爱情主题的统领下。对《野草》集中23篇散文诗和1篇《题辞》。做了逐字逐句逐篇的解读，对关键性意象和字、词、句、段。进行不厌其烦地考释与辨析，解读出不少前人从未发现过的意蕴。如《秋夜》、《求乞者》、《雪》、《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立论》、《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题辞》等，将这些篇章定位于恋爱主题上本就有些耸人听闻的感觉了，而胡尹强却将其解说得头头是道，让你不得不承认这原来确实是在写爱情。

当然，仅有单篇的阐释与连缀，仍不足以显示胡尹强的解读与整合能力，为使其爱情立论贯穿于每一个单篇，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他对一些关键性意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给出全新的阐释。以实现其整体构想。《野草》是一部精美绝伦的散文诗集，其意象世界丰富多彩，意蕴丰厚而又深藏不露，因而对其阐释就相当困难，况且有些意象学界似有定论，要对其所有关键性意象情阐释，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但胡尹强却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在此，只要捡出暗喻鲁迅与许广平的两组象征意象加以解说即可。前者有枣树、恶鸟、影、求乞者、朔方的雪、过客、老翁、兀鹰、死火、死尸、这样的战士、奴才、腊叶等，后者有小粉红花、形、女孩、我、傻子、青年、死尸和身外的青春等。这些散见于各篇中的意象，经他的生花妙笔一点染。便有了爱的元素与情的涌动，从内在情绪上将24篇散文诗融合成一个多姿多彩而又曲折幽深的艺术圣境，给人以无穷的审美享受。

其二是实证与想象的融合。众所周知，艺术想象不仅属于文学写作。学术研究也离不开它。如果没有艺术想象力的推动。任何学术研究都难以进行。当然。学术研究更需要实证以及在实证基础上的合理推断，两者的完美融合才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我认为胡尹强这部专著已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达到了这一境界。

先来说实证。所谓实证。顾名思义，便是以翔实的文字材料从各个方面或角度去论证或阐释自己的观点或推断。此法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现今的日本，都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对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来说，其文本应是第一实证材料，其承载的情感和思想信息一般是较为确定的，而像《野草》这样的隐喻性文本，其意义指向却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义的。不同的读者可读出不同的意义。所以，薄薄一本《野草》，其研究性著

述可谓汗牛充栋，仅专著就有李何林的《鲁迅(野草)注释》，孙玉石的《野草》研究，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等。这些著述切入的视角不同。提出的观点各异，诸如社会批判说。现实与哲学合一说。心灵隐秘说。爱情与道德的矛盾说等等，但其共同点也十分鲜明。即都注重实证，他们每提出一个观点都要引大量的原始材料或间接材料来印证或佐证，这就给胡尹强这位以想象力丰富见长的研究者带来不小的麻烦。他此前的著述很少引用别人的东西，而这本专著却引经据典，广征博采。不一而足。书中所引材料除上述提及的四部专著外，还有《鲁迅全集》中的杂文、小说、书信和日记。《许广平文集》中的散文与日记，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传略》，许寿裳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以及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的论文，如孙玉石的《现实的与哲学的》，又央的《(野草)：一个特殊序列》等。尤其是1923年至1927年这一时段的鲁迅日记，以及许广平的日记与回忆文章，被他作为第一手资料加以研究、揣摩、推敲和引用。为其爱情立论作了有力的支撑。胡尹强在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前，总是不厌其烦地列举前人的观点，再加以细细的辨析。最后在细读文本、引证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文字材料后，才隆重推出自己的一得之见。譬如，在解读《秋夜》时，他为了证明它是一篇写鲁、许间初恋的作品。先引证许广平的回忆文章《同行者》中的一段文字。对其中的“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他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一句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抓住“一个意外的机会”进行追究。因许广平和鲁迅都未对此作过明确说明，很难确认这个“意外的机会”的具体指向。胡尹强在否定了几种说法后，又引鲁迅日记加以考证。最后推断出这个意外机会。便是许广平和她的同学在女师大“护卫鲁迅”那一幕。正是这一幕，让鲁迅遇到了爱情之火，并认定这火是真的。而《秋夜》的写作恰好是在这一幕发生的当天晚上。这样的背景考释，就为此后对《秋夜》全篇的爱情解读做了坚实有力的铺垫，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他的解读。类似的例证在胡著中俯拾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如果说这类传记与作品的对应性考释难免有索引派的味道，笔者则认为，并非所有的索引考释都是牵强附会的，只要与文本切合的索引都是有价值的。那么胡尹强对一些关键性意象的考释则更显示出他那不凡的实证功力。例如，在解读《过客》时，对其中的“布片”、“兀鹰”、“死尸”三个意象的阐释，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对于小女孩送给过客的“布片”，象征许广平对鲁迅的爱情。学界并无分歧，又央和李天明都作过同样的解释。但对于鲁迅为何用“布片”来象征爱情这一问题却很少有人追究，胡尹强则对此作了十分细致的辨析。认为“布片”或许是由“布施”一词衍化而来，因为许广平对鲁迅的爱在鲁迅看来就有“布施”的意味；而且“布片”可以用来裹伤，因为鲁迅在与封建传统的战斗中从灵魂到肉体早已伤痕累累。需要有爱来抚慰和治疗。为证明这一点。他又非常细致地分析了文本中四次出现“布片”的细节，指出它并非一般之物而是暗示或隐喻许广平对鲁迅的爱情。对于“兀鹰”喻指鲁迅自己，胡尹强与孙玉石、李天明等并无二致，但对于“死尸”的隐喻对象却有较大分歧，他不同意孙玉石将其喻指为“关心我或爱我的人”即青年，也不同意李天明将其喻指为朱安的说法，而是一口咬定这“死尸”喻指的正是许广平。认为诗人就是要以“兀鹰”与“死尸”的关系来隐喻他俩的爱情。而这爱又是那样地强烈，由这强烈的爱衍生出妒忌，又由妒忌引发诅咒与仇恨。于此，胡尹强就读通了那段最难索解的文字，也读通了《过客》全篇，且令人信服。再如，他对“求乞者”的考释。真的让人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在胡尹强看来，《求乞者》所表现的是鲁迅在爱情面前的自卑感。而“求乞者”就是隐指鲁迅自己。这是鲁、许间在恋爱语境中使用的特殊语汇。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列举出有关“乞丐”的种种实例加以印证：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乞丐的头儿”。随后又得到鲁迅自己的首肯这是他的“保护色”，是第一例；《过客》中，女孩一望见过客，说出的第一印象也是：“阿阿。是一个乞丐”，是第二例：《狗的驳诘》中的诗人“衣履破碎，像乞食者”，是第三例。正是这些例证以及在这些例证基础上做出的合理推断。有力地支撑起胡尹强为《野草》所构筑的艺术世界。

再来说想象。如前所述，艺术想象(包括联想)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一个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是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而对于作家出身的胡尹强来说，艺术想象恰恰是他的强项。《野草》是现代文学史上艺术想象最丰富、最奇特的杰作，也是学界公认最难解读的文本，没有相当的艺术想象力，是很难揭开其中的秘密的。胡尹强之所以能将一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野草》整合成一个爱的世界，凭藉的正是他那基于实证与细读之上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如果没有艺术想象力的融合作用，再丰富详实的材料也只能是一盘散沙。无法联缀起一个美妙的艺术景观。作为作家的胡尹强不仅深谙此道，而且在其新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前所述，要将24篇散文诗统摄在爱情主题下，要将鲁、许的恋情发展波动与具体作品进行对应阐释，要对具体文本逐字逐段地进行爱情解读，要将散见于各篇的意象进行系统的分类组合等等，都须有丰沛的艺术想象力的参与和推动。在构筑《野草》世界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胡尹强就是凭借其艺术想象力而获得重要进展与突破的。上文提及的那个“意外的机会”即是“护卫鲁迅”的那一幕，并将此与《秋夜》的写作进行对应解读就是一个明证。另一个更为精彩的例证是，将“秘密窝探险”与《死火》的写作对应起来。胡尹强认为，1925年4月16日，许广平第一次去鲁迅寓所“探险”，虽然收获颇丰。但却不是真正的“秘密窝探险”。因为不是她单独去的，同行的还有其同学林卓凤。因有旁人在不便深谈。所以，这一天还不是鲁迅与许广平的定情之日。真正的定情之日应该是4月23日。胡尹强依据这一天《鲁迅日记》：“下午有一学生送梨一筐”推测，这位学生就是许广平。这也许是许广平第一次单独赴“秘密窝探险”，也是他们私定终身之日。而《死火》恰恰就写于这一天的深夜。由此，胡尹强得出结论：《死火》的写作是对许广平“秘密窝探险”的回应，是他们俩进入热恋阶段的象征与私人寓言，也是他们俩恋爱全过程的象征性浓缩。有了这样的定位，他就顺理成章地推断，文中的核心意象“死火”，即是鲁迅自况。其中的“我”便是指许广平，“冰谷”便是隐喻鲁迅与朱安那种无爱的家庭生活，而将“我”碾死在车轮底下的“大石车”，则喻指为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封建婚姻制度。主要意象有了明确的指向。那么读通全文就易如反掌了。再如，他在解读《一觉》时，由文中“飘渺的名园”联想到“沈园”，又有沈园里曾上演的诗人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推及鲁迅先生是否也有重演前人悲剧的隐忧，并查《汉语大词典》“沈园”条目的释文证之，这确实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所有这些都证明：胡尹强的释文既有实证的底气。又有艺术想象与激情的灌注，所以读起来不仅令人信服，而且文气贯通。情趣盎然，是极有感染力的抒情散文。而这一审美感受的获得无不源于实证与想象的高度融合。

当然，胡尹强的《野草》解读也并非十全十美，他也无意于成为《野草》研究的终极者。他的两大融合虽使《野草》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取得了足以让学界为之振奋的成果，但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从大处说，想象固然重要，但对于没有直接证据的推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的想象性推测。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可见艺术想象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会有弊。从小处说，对有些篇目、有些段落或某些意象的阐释也不免牵强附会。如他在《淡淡的血痕》中。实在找不出恋爱的蛛丝马迹，就断定它是鲁迅在《野草》中使用的最大的“障眼法”；又如将“野草”与“野草花”，再与婚外恋联系起来。就有些别扭。然而，白璧微瑕不足以掩其美，胡尹强这本新著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汪亚明：浙江旅游学院教授。原浙江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