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的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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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期浪漫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的徐訏，他认为“小说是书斋的雅静与马路的繁闹融合的艺术”。“书斋的雅静”是指他小说的纯文人倾向，而“马路的繁闹”是指“他的奇幻故事满足东南沿海一带市民读者在卑琐繁杂生活中追求新奇和陌生的欲望，所产生效果的生动写照”；[1]多数批评家认为他的作品“浪漫”有余，故事缺乏实际生活的支撑，“少了一点人间烟火”，“人物和故事往往只凭想象来编织，有不少夸张和理想化的成分”[2]，或者干脆对这种近乎荒诞的小说贴上“恶劣”的标签。诚然，如果把徐訏凭借想象编织的故事和实际生活经验作一比较，有很多细节有待追问，他的故事的模式化倾向也很明显，似乎故事只是被利用的道具，道具做得不太真实，有妨害故事的合理性和考验读者的阅读智商之嫌，情节时有飘渺之感，好似是神话仙境，虚无飘渺。然而令人尤其不解的是，为何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能够得到大众的青睐，在当时沦陷区内洛阳纸贵，他的大多数读者不是书斋内追求形而上的学者教授，而是普通的市民居多。

很多对徐訏作品的研究大多着意在他“书斋的静雅”的一面，而对他通俗性的一面少有细致的研究，或者认为他的故事如前所论述，缺乏实际生活的支撑，故事欠缺逻辑性。笔者认为，作为小说骨架的故事，在徐訏的作品中同样有着别样的魅力，这正是他作品关注人生和现实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有着作家自己风格的现实，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是属于“马路的繁华”。如果没有这一面特质，也就失去了徐訏作品的全部特色，这一面特质也是徐訏文学观的一个维度，它和作品的思想性、哲理性同时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景。

从通俗性的角度来看，叙述学的批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分析工具，《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这部中篇小说有着徐訏小说通俗性的典型气质，故事性强，悬念迭出，三角恋等热门元素的融入都为小说的通俗性增添了趣味。

一、故事和话语

在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叙述作品的层次多划分为两个层级，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率先提出了“故事”和“情节”的划分法。指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的艺术处理或形式的加工，特别指大的篇章结构上的叙述技巧。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申丹提出把“情节”改为“话语”以避免“情节”和“故事”概念的混淆。“话语”是指叙述层面的技巧，叙述者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

从“故事”层面来分析，《悲歌》讲的是“我”在巴黎旅游，有一天在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该启事欲招收一名精神病科的助手，于是“我”去应试并被录取，之后由奢拉美医师分配去护理一个贵族世家的独生女儿梯司朗小姐。医师吩咐“我”以梯司朗家藏书室管理人的身份为掩护，以便取消梯司朗小姐的警惕去设法治疗她的病。为了接近梯司朗小姐，“我”找到她的贴身女仆海兰做助手。海兰十九岁，长得很美，深得小姐信任，也对小姐很忠心，为了治疗主人的病而愿意配合“我”的治疗。“我”通过海兰对梯司朗小姐真挚的爱，让梯司朗小姐相信世上还有值得信任的人。后来，“我”和海兰相爱了，可是梯司朗小姐却喜欢上了“我”，有时会嫉妒“我”和海兰之间的关系。海兰为了“我”和小姐，决定牺牲自己以便成全“我”和梯司朗小姐，临死前，她约“我”盛装出游，夜里俩人同居后，海兰服药自杀。海兰的死使“我”和小姐都悲痛欲绝，于是梯司朗皈依上帝做了修女，“我”也在海兰的感召下献身于精神病治疗事业。

从“话语”层面，我们会发现小说通俗性的一面是如何构成的。笔者将从叙述视角、叙述动力、叙述节奏、叙述结构、叙述风格五个方面对其展开论述。

1.叙述视角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但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前者是进行时态，能产生很强的正在体验事件的效果，这种效果会造成“我”视野的遮蔽，也就造成读者视野的盲区，于是一些人物在视野之外的行动不会出现在当时的叙述当中。由于在这个视角中，作品中“我”的所见就是读者所见，容易造成被蒙在鼓里的心理体验，这是设置悬念解开悬念的理想视角，同时也会造成对读者的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又由于回顾的视角，让“我”具有了第三人称全知的优越性，这个观察角度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追忆性角度，我们可以感觉到叙述者与往事之间的时间距离，自然很多当时情景的不解之处就可以通过这种视角来得以解读。总之，回顾性视角的这两个特效被作者交替使用，它们之间的交替叙述模式，会造成悬疑与释疑的效果。

在《悲歌》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运用这种视角给我们带来的悬疑效果和心理冲击力。

“E.奢拉美医师招考助手启事 兹为医治一个特殊精神病的病人，需要助手一名。资格……待遇：录取后训练一月或两月，训练期间每月支薪一千法郎，以后每月月薪四千法郎。应试者先把全身照相及履历一份寄到北贝公路三四三号本医师诊所报名，四月三日上午九时到本诊所应试。”（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这是小说的开头，由于叙述者所见就是读者所见，所以造成事件正在进行的心理错觉，使读者快速融入到情节中，让读者随着叙述者去共同经历“我”的冒险。在后来的叙述中，叙述者又告诉读者刚才的事情是过去的事情，那时候，“我”对于变态心理学有特浓的爱好，对于精神病因而也很有兴趣。时间上的标志，拉开了叙述发生的时间和叙述中故事的距离，由于视角转换的速度很快，给读者造成蒙太奇式的心理体验。

作品的开头，也是小说悬念设置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读者会生出许多的疑问。此后，“我”应聘成功，应聘的过程更让人疑窦丛生，为什么需要一个会用枪的，还会骑马的助手？为什么奢拉美医师说这个助手需要“刺客的勇敢和电影明星的训练”呢？这更让“我”和读者都摸不着头脑，这种置悬疑、卖关子的效果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自然效果，没有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故弄玄虚。

2.叙述动力

叙述动力就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说情节是靠什么来发展的。情节的流出需要因果关系的链接，而因果关系的推动有两种：一是人物性格，二是人物行为。显然叙述者在这里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笔者认为，在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个潜伏着的结构性的驱动力，那就是悬疑的设置，作品内容是人物性格和人物行动的合理化进展，但在叙述的结构上是悬疑的设置和释疑的冲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也是小说通俗性的一个表现，因为通俗文学偏重故事本身。叙述者就是在设置悬疑时特意造成信息的不平衡势能，以便自然地去追求释疑后的平衡，整部作品就是在这种不平衡、欲平衡和平衡的状态中行进的。这过程就是设置悬疑和悬疑释疑的冲动和释疑，以此循环往复。

小说中，从招聘的疑惑，到“我”对招聘条件感到奇怪，到明白这份特殊工作的性质后的解疑，是“我”来到梯司朗家的叙述动力。在“我”解开了招聘之谜之后，叙述者又面临新的疑问了，在奢拉美医生给“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后，病人的真面目就成了又一次的疑问，于是了解梯司朗的冲动就成了人物行为的驱动力。“我”的好奇心与职业操守则合理化了这种冲动的执行力，后来在酒馆第一次和梯司朗相见是释疑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海兰的接触造成了相互间关系的疑问，这个不平衡状态的打破是后来爱情的冲动驱动着这个关系的平衡；接着梯司朗小姐对“我”的爱情又打破了这种平衡，梯司朗小姐再次陷入放纵和疏远是一个新的疑团，而她对“我”表明爱意是疑团的解开，这个结果造成了“我”和海兰间的缝隙，是新的不平衡和疑问，海兰的自杀揭开了海兰古怪行为背后的秘密。

以上是小说中设疑——释疑的结构推动情节发展的具体运用，这个结构的运用，显然是作者对侦探小说和悬疑小说叙述技巧的合理利用，配合人物性格和人物行为的因果动力，在必然和偶然中合理化情节的发展，为读者造成了阅读欲望和阅读动机，增强了小说的通俗性，带来了阅读的乐趣。

3.叙述节奏

这里叙述节奏是指情节发展的快慢程度，因果关系递变的速度表现为情节的进展速度。叙述有节奏感，是一个依循规律的发展运动。作品的叙述节奏有快有慢，快的节奏表现为情节的快速进展，人物行为的变化频率大；慢的节奏表现为情节的怠慢，人物行为在因果交替中的速度减慢。节奏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度量，合理的小说叙述节奏能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小说的节奏也成为情节的一部分，构成小说的情节。

《悲歌》中，叙述的节奏是情节发展的一个控制台，控制着情节的发展速度。叙述节奏和“设疑——释疑”的结构相配合，共同演绎着情节的离奇性，加强了故事的悬疑特质，也增加了小说的通俗性。

以第一个“设疑——释疑”的结构为例，从“我”读招聘广告设置悬疑开始到应聘成功，接受任务招聘的悬疑解开，这个过程用了四章，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但这并非是拖沓情节，而是作者的进一步设疑。如招聘的条件，招聘的过程包括笔试和面试的考题，接受侦探学校的训练，又到疗养院实习，这中间的枝节部分起着加强设疑的真实性、生动性的作用。在“我”和读者都满怀期待情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奢拉美医生开始给“我”工作，这节奏的把握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中间的枝节部分是作者有意暂时回避读者的期望，而加强了设疑部分的分量，于是释疑的冲动就进一步加强了。可以说节奏的把握是为了加强“设疑——释疑”的结构的力量。

与此同时，快速的节奏带有偶然性，也多了些戏剧性效果，读者意想不到的突况使故事一波三折，有很大的吸引力。快速节奏的运用依然可以在“设疑——释疑”的结构中加以分析，梯司朗小姐被医治的潜在结构里，当梯司朗小姐得知自己爱的人是一个雇佣来的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受了伤害，接下来她突发的举动加快了情节的节奏感，这个快节奏是由于处于第一人称视角的“我”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突然面对的，所以在读者看来，节奏是突然加快了。她举起枪来，并没有朝着“我”，“我”惊慌失措中听到了一声枪响，她朝自己开了一枪。情节急转直下，让人始料未及。

从以上可以看出，叙述节奏快慢的交替使用，造成了特殊的叙述效果，这种效果技巧的连续使用和大量使用，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吸引读者的方法，作者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加强小说的通俗性，让故事更有吸引力。

二、叙述风格

叙述风格在这里是叙述话语的特色，其中包括叙述的空间、叙述的氛围。叙述的风格需要一些元素的加入，特殊元素的加入能突显叙述风格。

1.浪漫风格

徐訏被认为是“后期浪漫派”，浪漫的元素离不开爱情的加入。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三角恋的流行恋爱模式，这个模式在都市的情爱小说中被大量采用，如前期海派小说作家张资平就被鲁迅“封为”三角恋作家，可以说三角恋的题材是都市流行元素的经典题材。在《悲歌》中，“我”和两个女性产生了爱情，海兰和梯司朗小姐（白蒂），一个是女仆，一个是千金小姐。两个情人都是美貌的女子，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是红玫瑰，各有风韵。海兰温柔贤惠、顺从无私。

旁边的海兰使我竟会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她满面是快乐的表情，时时靠到我身上来……海兰又高兴地靠拢来，突然，用发亮的眼睛望着，笑得像一朵花似的。（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而白蒂则是另一种美，

白蒂的确有一种特殊御人的能力，她一怒一喜一忧愁，影响人非常的深，在她的面前，你似乎只是一部机器，或者是一种乐器，她有艺术家的魔力使你颠倒服从，随着她的情绪而变化自己的生命……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两个女子都是极为理想的恋人对象，浪漫气息浓重慑人。“我”的身份也很特殊，有双重性。明处是家族图书室的管理员，类似家庭教师的角色，这个身份在西方的小说中大量出现，是一个容易发生浪漫想象的身份，如《红与黑》中的于连。暗处则是侦探保镖和医生的混合体。通俗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经常是以这种身份出现的，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身份，这个身份容易给人神秘感。角色之间的三角恋，有浪漫也有极致的颓废，白蒂、海兰的自杀和后来白蒂的出世行为有着浪漫的气氛。浪漫元素的汇入，让徐訏崇尚精神追求的文本内涵中增添了通俗气质，扩大了他作品的读者面。

2.异域情调

异域情调的加入，无疑也给作品增加了点“洋味”，在繁华的“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个有着殖民地风气的都市环境里，异域情调无疑是适合人们的阅读情趣的。徐訏本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热情也在他的文学生命中奏响了迷人的乐章”，“既扩大了他的文学视界，又加深了他的文学修养，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3]

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异域色彩既体现了他的生活经历，融入作品中的异域情调也成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特色不光是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异彩纷呈，在作品的物质层面也是层出不穷。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小说强烈的异域性，西方世界深受弗洛伊德精神病分析学的影响，所以像奢拉美医生开的疗养院、精神病医生、修道院、酒馆、修女等名词在西方是常见的，小说的写作背景在巴黎的郊外，梯司朗家族的古堡也带着浓烈的西方情调，作者不厌其烦地细致入微地描述这个别墅的外观，人物国别被虚化了，人物的个性却是开放的，显然这是西方的恋爱模式和心理。

3.侦探情节

侦探小说具有很强的通俗性，注重故事性和故事的悬疑性，情节一波三折，多惊险的情节。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多有着探险的勇气和冒险的气质，而且有勇有谋。在《悲歌》中，明显透露着侦探小说的气质。

小说采用的“设疑——释疑”模式是这个侦探气质总的来源，其中又加入了很多侦探小说的模块或元素。因为“我”是一个侦探保镖加医生的角色，在侦探学校受过训练，会搏击、用枪、驾车、骑术，总之“我”的训练是把“我”朝着一个侦探的方向来训练的，之后，“我”还做起了情报工作，要定时给奢拉美医生汇报，“我”安插“线人”海兰，让海兰汇报“目标”白蒂的行踪。侦探小说中男主角的观察入微也是“我”所具备的，在初进梯司朗家后，“我”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来寻找白蒂的病因。在酒馆里，“我”还要跳舞，并把在侦探学校里学到的搏击术运用自如，洋溢着保镖的气质。更有甚者，作者特地设置了一个黑夜飙车的情节并发生了事故，使作品增强了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惊险成分。“我”因格斗而负伤，白蒂也因为车祸而受伤，最后白蒂自杀未遂，海兰却自杀身亡。这些并不是偶然的，是作者遵照着侦探小说的模式配合情节发展写作出来的，很明显地透露着侦探小说的独特韵味。

三、通俗性

徐訏的成名作《鬼恋》，1938年正式出版，是该年全国三大畅销书之一。他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从1943年3月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起，便轰动一时，这一年徐訏的著作在大后方畅销书中名列榜首，报界因之称这一年为“徐訏年”，抗战胜利后该书仍然很畅销，多次再版。

徐訏的小说在坚持他一贯的人文精神的时候，还兼顾到形式的通俗大众性，坚持“书斋的静雅”的同时，也关注到“马路的繁闹”。他一面探讨人生的哲理、宗教的普世价值，一面不忘把这些枯燥的理性思辨灌注在精巧的大众所热衷的通俗故事中，读者从中不但可以得到读故事的兴味，还能在哲理、宗教的层面受到启发。他的作品兼顾到了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他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是故事的新奇，并且女性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浪漫的爱情体验。他作品的这种多向度，读者的兼顾性是他畅销的奥秘。这种对读者、对市场的兼顾态度无疑在当今的图书出版市场有着现实的启示意义，作者既能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又能普度大众的文学品味，值得当今的作家学习。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毛苑豪浙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