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双语教育与中西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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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西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词汇与文化环境、句法与文化心态、中西方语言中的隐喻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函数关系、联想机制的心理投射以及翻译中的对等悖论。在汉英双语教育中,教师必须肩负起中西文化传承的重任,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掌握其中的文化精髓。

[关键词] 语言 双语教育 文化

语言的产生滋生于文化现实的沃土。人们通过感知,即依靠视觉、听觉、触觉、味觉、闻觉乃至直觉的主观心理,对外部的文化环境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和联想,最终形成概念,而后以语声化的形式反映在语言之中。因此,语言与文化现实密不可分。

2004年9月24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五成外企管理人才跳槽解密”的文章。文章称,有经济学者对浦东33家著名跨国企业就业的中国MBA人员进行了为期6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不少年轻、高学历的管理人员由于文化冲突被迫离开公司。应该说,这些MBA人员,其英语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然而,由于文化碰撞和冲突,最终不得不辞去工作。如此尴尬的结局为我国正在实施的双语教育敲响了警钟:重视双语教育的文化目标刻不容缓。

一、词汇与文化环境

不同语言中的词汇代表了其所属国家或民族的地理、气候等环境文化因素。以“雪”为例。爱斯基摩人终年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对雪的观察感触异常细致、真切。对他们而言,冰川的雪、地上的雪、融化的雪、飘落的雪、早晨的雪、夜间的雪等等竟是如此不同,根本无法用一个词予以概括。即使追溯到现代,不同地域的环境文化使人们存有异质的思维方式和隐喻联想,反映的词汇也迥然不同。例如,莎士比亚有首著名的十四行诗。开首是“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在这首诗中,他把爱人比作夏日。之所以有这样的比喻,是因为英国的地理气候使得其夏日是一年四季中最为怡人的季节;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酷暑难当,因此很难想象有如此的比喻。据此,有人认为原诗中的“summer”无法译成对等的汉语,笔者却认为完全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不过,教师必须给予必要的解释。这样非但不会造成误解,反而容易加深学生对英国地理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二、句法与文化心态

句法不同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心理。有专家分析,汉语句式倾向“内查反省”,英语句式倾向“责任外托”。例如,汉语中的句式排列是对现实的临摹,英语句式则浮动于现实之上。如“他坐飞机到这儿”这个句子,“坐”和“到”同为谓语,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映了汉语句法与经验同构的自然文化心态。

三、东西方语言中的隐喻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人们会用本土文化中一些常见的事物来设喻。例如,汉语习惯以“瓜子脸”、“樱桃小嘴”等形容女子的长相,而英美人则分别用“heart―shaped face”(心形脸)和“apricot lips”(杏般小嘴)来表示;中国人说“米黄色”,而英美人则用“奶黄色”(creamy)代替,究其原因,可能大米是中国的主食,而奶油则是英美人的主要食谱之一。在英语文化中,“战争隐喻”经常出现在语言表达式中。例如,“Her criticism is right on target.”“on target”(中靶)是军事术语,汉语的翻译“她的批评击中要害。”虽然意思准确。但其中的“烟火味”也消失殆尽。

四、语言与文化的函数关系

语言有时是文化的函数符号,即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语义往往发生偏向。例如,英语国家中的绅士曾是很受尊敬的一类特殊阶层。随着传统社会逐渐跨入平民化的现代社会,绅士阶层的本质有了改变:他们从某种高高在上的偶像阶层日益退化为守旧和假道学的代名词。于是,曾经一度带有褒扬性的英语词汇有了贬抑的附加义。与此相反,“Christian”(基督徒)在基督徒备受迫害的年代曾是充满贬义的词汇,然而,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蓬勃发展,这个词就充满了“神圣”的涵义。汉语也不例外。例如,“红五类”及“黑五类”曾是中两大阶级阵营的对垒,而现在统为健康、绿色产品的代名词。

五、文化是语言联想机制的心理投射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构成语符的词语称为“能指”(signifier),词语的指称对象称为语符的“所指”(signified)。任何语符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其实质是一种心理联想。不同的民族由于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的差异,所形成的联想方式也会不同。以“面包”为例,我们可能不会对“bread”(面包)的理解有什么障碍。都知道它的所指,即用面粉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烘培、烤炙后制成的食品。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留意“面包”在异质文化中引起的心理联想却会迥然不同。对西方人而言,“面包”以“主食”的形态存于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必需品;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面包”可能只是作为“辅食”的一种,偶尔食之。“主食”与“辅食”,即表达了东西方文化对于“面包”这种“所指”存在着不同的心理联结。

六、警惕翻译中的对等悖论

1957年,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拉多(1ado)在其名著《跨文化语言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生活经验经抽象变为语言,赋予语言一定的涵义,而这些涵义因文化而异,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可能是褒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完全可能是贬义。对于外语学习,只知其一(语言知识),不知其二(文化内涵),就可能贻笑大方。例如,英语中的“busybody”相当于汉语的“爱管闲事的人”,不能被翻译成“大忙人”。而汉语中的“大忙人”可译为“a very busy person”。因此,双语教育中尤其要注意那些表面形似,而文化内涵相去甚远的单词和词组,否则对于今后的国际交往将会十分有害。

如果说语言是对文化的编码,那么,文化就是语言的深层构造机制。北京外国语大学高一虹教授也说过,“语言好比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其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大的冰体潜伏在海底,那是依托语言的文化构件”。我国的双语教育如若撇开了文化因素,片面追求语言目标,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果只能造成文化冲突及休克。因此,在汉英双语教育中,教师必须肩负起中西文化传承的重任,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掌握其中的文化精髓。

参考文献:

[1]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2.

[2]五成外企管理人才跳槽解密[N].文汇报(教科卫版),2004-09-24.

[3]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和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作者身份证号:430503197707050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