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钟棣:中国贸易模式转换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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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档案]

朱钟棣,1941年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世界经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刊物十余篇,2000年以后出版专著5部,主持过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获财政部先进教师奖、上海市教书育人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多项奖项。

中国的贸易模式应该从“三高一低” (高资源耗费、高污染、高对外依存度和低附加值)转换为“三低一高”(低资源耗费、低污染、低对外依存度和高附加值)

粗放式增长造成“三高一低”

新沪商:朱老师,马上就是60周年国庆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访谈就从回顾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开始,通过回顾看看取得了些什么成就,然后,更重要的是分析一下存在哪些问题,您认为怎么样?

朱钟棣:好。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发现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案。

这些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迅速,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的外贸更是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增长状态,到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前几天,WTO报道说我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些成就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了,我想我们还是不过多地说成就了吧。我们多找找问题。其实在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从中获益很少,而外国却从中获益很多。中国的贸易增长是一种粗放式的增长,贸易结构不合理、创利能力低下。这种增长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综合起来,我认为是“三高一低”。

“三高”的第一高是指出口商品生产中对原材料的高强度消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以消耗巨大的资源为代价的,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我国每1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能源为187kg石油,通过节能措施可达到100-140kg,而美国为35kg,加拿大为50kg,德国为18kg,日本为13kg。我国12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5-10倍,其中钢铁为5-8倍,木材为4-10倍,水泥为10-30倍,橡胶、硫酸、烧碱等化工原材为4-10倍,塑料为15-20倍,合成纤维为10-20倍。近年来随着国家注重节能减排,有所下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是高强度消耗的。

“三高”的第二高是指对环境的高度污染。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在对资源高强度消耗的同时,对资源的使用效率也非常低,不但造成了很多浪费,而且污染物排放严重,形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对生态破坏严重。有调查显示,我国单位GDP氮氧化合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可以说,我国拿到手的每一笔收入的背后,都要付出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

“三高”的第三高是指对国外市场的高依赖。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导致我国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关闭、停工的外贸企业之多就可窥一斑。这种对外贸易依存度太高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首先它会导致很多贸易摩擦,近年来每年我们都会遭受非常多的反倾销调查、检验检疫限制、技术标准限制等,使得我国外贸企业蒙受很大损失,并且由此引起连锁的不良反应。其次,对外依存度太高还容易在国际市场上受制于人,通常我们很容易理解进口会受制于人,而事实上,就是我们国家拥有世界绝大多数产量的出口商品,例如稀土,在出口时我们都不享有定价权,都要受制于人。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了。另外,贸易顺差也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所谓的“一低”是指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中国由于人力资源丰富,人工成本低廉,而技术落后,因而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的商品比重较高,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比重偏低。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这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弱,而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少,中国在这方面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贸易模式转换迫在眉睫

新沪商:刚才您提到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获益很少,而外国却从中获益很多,这使我想起曾经看到的报道,说连续数年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您对此怎么看待?

朱钟棣:确实如此,在中国,出口的主力军还是外资企业。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吧――中国那么多国企、民企,怎么出口的主力军会是外资企业呢?――而事实就是这样。虽然我国的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上升,虽然我们有很多国有企业,但是出口的主力军还是外资企业。有数据为证:2001年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达到50。6%,2002年为52.2%,2003年为55.5%,2004年为57.8%,2005年为57.3%,就是去年2008年仍为55%。而且外资企业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绝对优势,2001年三资企业对高技术产品增加的贡献率高达85.58%,外商独资企业的贡献率为59.61%,而国有企业贡献率为9.64%。外资企业对我国出口的大幅度攀升和结构的改善起主导作用。

与此相对的,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仍然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发展到今天,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是弊大于利,过去,加工贸易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能使企业了解国际市场,学习先进的管理办法和技术,到了今天恐怕只剩下解决就业一项好处。金融危机暴露出加工贸易一大堆问题,且不说在加工贸易中,我国承担的只是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赚取的收益非常有限,也不说外资企业的根植性浅,很难从中获得技术扩散的效应。今天加工贸易中的骗税漏税、走私物料、多进少报、转移支付等在不少地区已经泛滥成灾,管理成本剧增,出口秩序混乱。国内过剩的生产加工能力造成自己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最低的费率据说已经压低到千分之三。这样的肥水外流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痛心疾首的,有关部门面临着一个怎么样引导加工能力转型升级的考验。

从刚才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中国耗费了自己大量的能源、资源,污染了自己的环境,却没有得到很多收益,在国际贸易中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外贸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境地。所有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贸易模式太过于粗放。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可以说迫在眉睫了。

正确理解贸易模式内涵

新沪商:什么是贸易模式?影响贸易模式的因素有哪些?

朱钟棣:贸易模式即贸易增长方式,从狭义来讲,贸易模式指进出口三大结构:商品结构、地区结构和贸易主体结构。从广义来看,除进出口三大结构外,还应该加上影响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贸易管理办法、贸易政策和措施,包括进出口的关税结构、退税政策、制裁措施等。

影响贸易模式的因素有很多,概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个:经济发展水平(阶段)、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对外开放度(包括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投资依存度)、历史和文化传统等。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经济发展阶段,是其对外贸易的基础,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贸易模式。我们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就会发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贸易模式就越是高级。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是影响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决定了它的优势劣势所在,同时也决定了它在对外贸易中的角色和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位置。我国本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这也决定了贸易模式的粗放。

对外开放度包括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投资依存度,决定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境外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市场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独立自主还是受制于人。

历史和文化传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一个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的国家和一个曾经闭关锁国的国家,在对外贸易的时候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单单是贸易经验的问题,还在于历史留在人心中的烙印,形成了文化的积淀,从而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统统都会对我们的贸易模式产生影响。

从“三高一低”到“三低一高”

新沪商:那您认为中国的贸易模式转换的方向是什么?需要从哪些方面去突破?

朱钟棣:简单地说,就是从“三高一低” (高资源耗费、高污染、高对外依存度和低附加值)转换为“三低一高”(低资源耗费、低污染、低对外依存度和高附加值)。

发现了问题,找到了症结所在,就要对症下药。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去面对,去突破。

比如出口依存度太高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保持这么高的出口依存度?其实我们有很巨大的国内市场一直被忽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已经开始被注意。但是要降低出口依存度、挖掘国内市场需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就业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一直出口依存度那么高,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出口贸易可以增加我们的劳动力就业,如果要降低出口依存度,我们就得解决如何在国内市场的销售过程中能够不缩小甚至扩大就业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内需的调动。今天我们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 39%左右,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在60-70%,如何增加居民消费是内需调动中首先要解决的事情。降低出口依存度不是简单地把商品从销往国际市场转到国内市场,关键是国内市场上的需求有没有提高,影响这些内需的有利因素有没有增强,不利因素有没有减少。

再比如出口商品结构的问题。我国很多省市的出口商品结构雷同,使得我们丧失了竞争优势,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无论是自然地理、历史还是制度的原因,中国地区之间在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上是有着巨大差异的,每个地区所不同的资源禀赋可以构成其比较优势,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发挥各地区的差异化优势。其实完全可以把出口商品结构与地方特色与优势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还有产业升级的问题,对外贸易的转型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依赖于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从市场需求出发,利用现代适用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比如,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

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行业协会职能和作用发挥的问题,企业经营模式转换的问题等等。

实践层面做好四个转换

新沪商: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宏观层面上的,从微观层面来说,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应该如何操作呢?

朱钟棣:我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从重数量发展转换到重质量提高。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手段的发展阶段有:价格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服务竞争--关系竞争,我国很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处于价格竞争的阶段,由此造成的弊端却越来越大于取得的收益;而且,这场金融危机下来,这种低价策略越来越困难了。实际上质量是比廉价促销更好的竞争手段,我们的企业应该以科技为基础,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使产品附加值提高,实现以质取胜。当质量提高到一定水平,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向品牌竞争和服务竞争阶段迈进。

第二句,从贴牌生产转换到自有品牌培育。现在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已经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能带来巨大的有形资产。在国内的耐克OEM贴牌公司里,同样品质的运动鞋,贴上耐克的品牌可以卖几百上千元,用工厂自己的品牌仅卖不到100元,这就是品牌的竞争力。我们的加工贸易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可以逐步来,从OEM(原始设备生产商)―ODM(原始设计生产商)―OBM(自由品牌生产商),一步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的附加值,增强竞争力。

第三句,从坐在家里经商转换到外出行商。我们的企业有典型的坐商作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广交会和国内其它交易会的路径依赖。另外一种坐商是热衷于国外展销会的参展。其实不管是在国门内还是国门外坐商,都是把更多的利益让给了外国,你想,我们的企业都扎堆摆摊在那里,不就给了别人压级压价的机会,使得价格越压越低,我们的收益越来越少。

第四句,从没有渠道转换到建立拓展渠道。现在的市场上,渠道和品牌是最大的竞争力,渠道的建立需要经历从短到长、从窄到宽的过程,渠道还需要培植、管理、拓展等一系列艰苦的工作,这需要我们的内外贸公司联手来做贸易,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在国内外市场上打造属于自己的渠道。

亟须变“坐商”为“行商”

新沪商: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点都是我们所欠缺的,对于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来说,目前亟须改变的是什么?

朱钟棣:我认为我国外贸企业亟须改变的是被动等客户的状况,“坐商”作风一味被动地等待客户上门,手中没有渠道又没有品牌,这种经营模式大大地限制了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要转变这种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如上面讲的那样,从“坐商”到“行商”,要变被动为主动,要走出去,突破营销瓶颈,主动去寻找客户,寻找机会,给自己挖掘更广阔的舞台,打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培植自己的销售渠道,真正掌握竞争优势。其次,要走质量-技术-品牌之路,提高商品质量,提高商品科技含量,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附加值,继而创建和培育自己的品牌,最终拥有独立自主科研的名牌商品,也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一句话,要把我们的出口商赶出去到国外市场上去做生意,不让他们坐在国内等国外的客户上门。

内外贸企业应分工合作

新沪商:在访谈的最后,想请朱老师对我们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提点建议。

朱钟棣:我最想提的建议就是内外贸公司应该根据自己的优势进行分工,联手做贸易。全球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流通渠道或者销售渠道也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分工协作,出于效率优先,必须扬长避短。外贸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呢?相对于内贸公司,它们熟悉国际市场、了解国外的客户、懂得谈判技巧、知道风险规避。外贸公司应当重点去拓展国外的销售渠道,去占领出口销售渠道的下游,而内贸公司则组织好货源,占领出口销售渠道的上游;在进口问题上,外贸公司应当重点参与进口环节上的工作,去占领销售渠道的上游,而内贸公司可以负责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占领下游这个渠道。

本栏编辑:张镇镇 Email:zhangjian0625@shu.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