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口下降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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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数据的，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增长了5.84%，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增长6.92%。但在总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下，满族、朝鲜族、侗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却呈现出下降之势。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

“异常”的下降

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普查。2011年4月，“六普”主要数据以公报形式。公告显示，中国的人口构成中，汉族人口为12.26亿人，占91.51%；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人口1.38亿人，占8.49%。同十年前的“五普”相比，汉族人口增加0.67亿人，增长5.74%；少数民族人口增加0.07亿人，增长6.92%。

当时的公报并没有披露各少数民族具体人口数量，直到2012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辑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些数据才得以披露。

数据显示，相比“五普”时，中国有满族、侗族、布依族、朝鲜族、畲族、仡佬族、达斡尔族、毛南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高山族及塔塔尔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下降。

其中，绝对数量下降最多的是满族，十年间人口减少了29.43万，下降比例2.76%；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塔塔尔族，下降26.53%，人口数量减少了0.13万。在全国总人口及少数民族总人口皆处于上升通道之时，为什么这13个少数民族人口却逆向下降呢？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普遍执行了远较汉族宽松的生育政策。

中国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具体的生育政策，由各个省份自行制定。在大多数省份，允许夫妻一方为少数民族或夫妻双方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下，无论城乡居民，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部分地方还允许生育第三胎。

不过，对于千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一些省份则只允许他们生育一胎。在“六普”之前，中国只有壮族和满族，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少数民族；“六普”之后，回族和维吾尔族也进入千万人口的民族行列。

“较少民族”人数更少

要厘清13个少数民族人口下降的原因，需先回顾中国56个民族的由来。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国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至1954年，蒙古、回、藏、满、维吾尔等38个民族首先获得认定。此后的十年间，土家、畲、达斡尔、赫哲等15个少数民族获得认定。1964年的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将人口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上述53个民族中。最后，珞瑜地区的珞巴族和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分别于1965年和1979年被认定。由此，包括汉族在内，中国56个民族格局就此形成。

因此，若系统比较56个民族人口的变化情况，只有以1982年以来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做参照。

在这30年里，56个民族中唯有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在1990年至2000年间出现过人口下降的情况。其中乌孜别克族减少2393人，减少比例为16.21%；塔塔尔族减少174人，减少3.44%。

对于上一次的人口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学研究者、甘肃省政府参事马正亮曾解释称，这与两个民族“属于中俄（前苏联）跨界民族、其主体在国外有关”，“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两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过去十年中，这两个民族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仍然与跨境流动有关。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徐世英介绍说，近年来，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出现大量跨国境的经商者及移居国外者，这也造成了他们人口数量的下降。

在中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又被称为“较少民族”。除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外，还有俄罗斯族、独龙族、高山族等三个“较少民族”，此番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下降；同时人口数量下降的达斡尔族和毛南族，人口基数也仅仅是10万出头。

因此，包括徐世英、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黄荣清等数位受访的学者皆认为，这几个民族人口的下降，也存在因基数较小而可能出现的偶然性。

低生育率后果

在1990年-2000年，人口基数超过190万的朝鲜族，人口数量虽然没有下降，但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十年间，他们的总人口增长仅为481人，增长率为0.03%，其中女性还减少了4156人。“六普”数据显示，在2000年-2010年十年间，朝鲜族人口形势发生逆转，减少了9.52%。

对于这一情况，学界此前也有所关注。吉林延边大学民族学副教授朴美兰认为，朝鲜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大量的中国朝鲜族公民，前往邻近且同语言、同民族的韩国留学、打工。2010年12月22日，韩国法务部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数据称，包括短期、长期、非法居留者在该国的中国人已达到60.64万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为中国的朝鲜族公民。

另外，在计生政策的实行以及朝鲜族特有的民族人口教育观念的双重作用之下，朝鲜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保持非常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高于2.1则人口趋势为增长，小于2.1则趋势为减少），也可能是朝鲜族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世英表示，如果直接从“六普”数据计算，朝鲜族的总和生育率仅仅是0.69，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低的。中国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汉族为1.16。

人口数量减少最多的满族，也存在类似的原因：2010年，满族总和生育率为0.92，2000年为1.0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徐世英也提到，理论上，人口普查对于人数的统计要做到100%的覆盖，而对于总和生育率这一项，则属于10%的抽样调查。因此，这将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准确度。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编者注”中提到，“有些指标（如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按分年龄妇女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现场登记难度较大，漏登率要相对高一些。”

为应对过低生育率及人口减少的局面，作为中国朝鲜族公民最集中的居住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际上在“六普”之前，就已先期放宽了自己的生育政策。2009年10月，延边州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若干规定（试行）》。这一政策，允许延边州内的户籍公民，无论城乡，“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子女的”，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施行“单独二胎”政策的地区。

普查漏登成因

对于13个少数民族人口减少的问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根据“人口存活率”的情况，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蔡泳分析了满族、朝鲜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民族人口的年龄情况后发现，他们中10岁-24岁年龄段的人口在过去十年间减少过快，远远偏离正常值。由此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差错，要么是2000年“五普”时，多报了人口；要么是2010年“六普”时漏登了人口。到底是哪一种呢？

蔡泳自己认为，主要还是“六普”漏登了人口。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五普”漏登率为1.87%，“六普”漏登率为0.12%。但不少人口学者及统计学者认为，实际漏登率应该高得多。

徐世英即指出，“六普”在核对漏登率时，抽样的样本多集中在城镇居民小区中，而不是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因此呈现出的“漏登率”可能比实际情况高出不少。

此外，在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等主要居住的贵州省，其“六普”常住人口，比“五普”时有不小的减少，这可能也会增加漏登的概率。

“六普”数据显示，贵州全省常住总人口为3474.65万人，同“五普”时相比，减少了50.12万人，减少1.42%；其中各少数民族减少了78.8万人，下降2.24%。

学者们还推测，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少数民族更改民族成分，“变为汉族”的情况，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大规模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出现，但那时主要是由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有些为了享受民族自治县的特殊优惠政策，如河北丰宁，就曾有组织地更改居民的民族成分，大量的汉族居民被更改为满族，以达到成立自治县的要求。”

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是部分少数民族人口飞速增长。比如，1982年“三普”至1990年“四普”的八年时间里，满族在原来430.5万人的基础上，增加超过1倍，达到982.12万人；畲族人口增长了近70%；仡佬族人口甚至增长了7倍，如此算下来，平均每年的人口数基本翻一番。

国家民委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自1982年以来，全国有1200万人恢复、更改了民族成分。

徐世英认为，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更改了民族成分的人，如今已进入婚育年龄，当他们自己及子女需要填写民族成分时，可能又有意或无意地改回了汉族。“一方面，如满族，他们与汉族的外貌、语言及生活习惯基本没有差别；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满族也只允许生育一胎。”

徐世英还谈到一个自身的例子，他自己是汉族，其夫人为满族，孩子申报户口时亦填写为满族，但在“六普”时，普查员只询问了他的民族属性后，便随手将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并勾选为汉族。“统计人员的疏忽、错误，可能也会造成最后结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