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技术变迁的演化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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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演化经济学家都承认，马克思的确是位有着丰富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而这一点在其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在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关于技术的本质、关于技术进步的累积过程和选择过程，以及关于技术消失的考察中都广泛地应用了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演化经济思想和洞见，这也为后人继续研究和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变迁；演化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1890)就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凡勃伦(veblen，1898)也质问“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但经济学研究的演化方法却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博尔丁(Boulding，1981)及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演化经济学家和大量的相关文献，以致“演化”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借用经典物理学均衡、弹性等概念进行简单化和还原化的经济学类比方法不同，演化(或进化)经济学则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Being)，而在于动态的生成(Becoming)，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其内部对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弗里曼(Freelnan)和卢桑(Louca)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霍奇逊(Hodgson)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内的几乎所有演化经济学家都一致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从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养分，演化经济学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进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献还甚为鲜见。技术变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丰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挖掘和发扬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正是本文之意图所在。

二、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经济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达尔文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但正是这本书为我们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渐进观点与马克思力主通过暴力革命跳跃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来，“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成了马克思敌意的牺牲品……但是，他将达尔文的概念适用于技术进步分析”。因而，“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罗森伯格所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于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于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注意包括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变迁，和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这种深邃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三、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经济思想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达尔文进化理论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显赫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明确提出将人类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还进一步地应用和发挥了这种思想和方法，试图开创和发展一种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见。

1．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技术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不应该被曲解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马克思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任何的机器……它们

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他甚至还直接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应该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一个知识集合体。

一旦技术被马克思看成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种理解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选择和自我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知识才是技术演化和变迁的縻母(Meme)。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思想洞见是多么难能可贵。

2．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和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过程类似，马克思则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进步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碾碎比捣碎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这样发明了……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这些言论中，马克思表达了一种清晰的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经济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思想，对船舶进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的类似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也开始接受马克思这种观点，坚信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并试图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3．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进步。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进步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适应过程。

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但应该说他的这种隐喻还是较为模糊和笼统的，也是不够彻底的，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起选择作用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意图发展一种技术进步演化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坚定，而是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和坚定的，这种坚定态度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关于技术消失的演化经济思想

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上曾存在过的物种数量大得惊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种仅是总量的一个零头不到，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大量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物种起源》还刚刚问世不久，物种“神创论”还有着广泛影响，人类对于物种的整理和分类也才刚刚开始，对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马克思显然已经较好地理解了达尔文并将其进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技术和物种一样存在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技术演化不仅和生物物种一样有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术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种灭绝的原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大灾难突然降临(如五次动物大灭绝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技术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等引起的技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一个绝佳的生物学隐喻，甚至还阐述了通过交往和竞争来保障技术和文明不断传承演化的思想，考虑到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这就已经蕴含着通过基因重组、突变和频率等概念的生物学隐喻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遗传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已然了解的话，如果马克思时代进化生物学已像今天一样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远。

五、结束语

和马歇尔虽然鼓吹在经济学中应用生物学隐喻但却只是象征性地忠于这种演化方法不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应用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方法，在许多方面有着深邃而超前的演化洞见，不愧是一位具有丰富演化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而这一点在他关于技术变迁的理论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自己对这种演化思想和方法也颇为自豪，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以赞赏的口吻引用了一位俄国作者对他的评论：“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像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

本文仅仅试图理解和发掘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有关的演化经济思想，充分挖掘并发扬马克思理论的全部演化思想和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我想这也是我们讨论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给出这个问题答案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