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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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的作者是西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前110)，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太史令是当时官职名，负责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封禅”泰山，祭祀天地。而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后含恨而死。临死前曾叮嘱其子司马迁完成他未竞的事业，即论著历史的计划和理想。关于这些经历的原委，我们可以仔细阅读《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中称：“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天文星象学家)，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此人擅长黄老之术)。”由此可见，司马谈在年轻时代积累了深厚的学术素养，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司马谈的代表作就是保留在《太史公自序》里的《论六家要指》。

《论六家要指》涉及到了司马谈对于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以及当时还在延续的各种思想流派的评价。他大致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下面我们可以具体地分析一下司马谈对这些思想流派的看法。

他对于阴阳之术的看法是：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阴阳之术的确是非常玄妙而且又难以操作的。它不仅-使人常常受到牵绊，而且还常常令人心生恐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阴阳节气都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人必须符合这些自然界的铁的律令，而不能违反。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就庄稼而言，你总不能在冬天播种，也不会在春天就收割。人在自然界必须顺应自然，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四季运行的秩序，只有这样，才是顺应天道。

一般认为阴阳家最早出于上古时期执掌天文历法、预测吉凶祸福的“巫、祝”人员。他们通过长期的天象观测，总结出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他们发现自然界的运动总要遵从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不可改变的。和自然相比较，人类社会中也应该有这样的秩序，这就是司马谈所说的“天下纲纪”，也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当中，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人应该遵守这种差别，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安守自己的位置，君就应该像君，臣就应该像臣；父亲要做得像父亲，儿子要做得像儿子。这就是“天下纲纪”，只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遵守这种“秩序”，那么这个社会才是稳定的、美好的。

司马谈对于儒家的看法是：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我们知道儒家传统的学习科目即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了汉代，儒家的基本教材经典化，形成了“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格局。这些教材卷帙浩繁，一般人很难贯通，以至于出现了许多皓首穷经的腐儒书呆子。所以司马谈论述儒家的缺点就在于其学问过于渊博丰富使人难以抓住要领，从事其中的人往往是投入相当的精力却很难取得相应的成就。

但是儒家也是自有其优点的。司马谈认为儒家最可称道的地方就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也就是用礼仪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差别和秩序，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

司马谈对于墨家的看法是：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据说墨家脱身于儒家，所以他们跟儒家一样，也尊崇尧舜的大道。但是《墨子》一书对儒家批评得非常厉害。他们反对儒家提倡的久丧厚葬、反对音乐、反对浪费。墨家弟子大多有苦行的倾向，他们住的、吃的、穿的都非常简陋，司马谈认为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像他们这样，就会丧失了尊卑之别，没有了差别，这个社会的秩序就无法体现。其优点是重视生产，提倡节约。司马谈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法则。

司马谈对于法家的看法是：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瑜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所尊崇的只有冷冰冰的不带任何感彩的制度与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是没有人情味的。不管亲疏贵贱，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任何人能拥有特殊的待遇，即便是皇族、功臣抑或贵族。司马谈认为法家过于严酷而没有人情味，所以他认为单以法家的学说治天下，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因为秦朝的灭亡就是前车之鉴。但是他又认为法家的好处在于把名分和职分界定清楚，使之不至于混乱。所以只有制定和施行法律，才能维系社会中脆弱的秩序稳定(正君臣上下之分)。

司马谈对于名家的看法是：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日“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譬如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就过分夸大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否认两者的统一，从而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白马不是普通所说的马。司马谈认为这是其不足之处。至于循名责实，即考察概念和实际之间的关联，名家在这一方面是需要被充分重视的。

司马谈对于道家的看法是：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相比其他五家学说，司马谈最钟爱的是道家，他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道家学说是一个最为融合最为富足的体系，它吸收了阴阳、儒、墨、名、法等诸家的长处与精要，能够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即是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司马谈对于道家没有指出其任何缺陷，只是一味褒誉。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对道家如此厚爱呢?我觉得这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司马谈这里所说的“道家”，其实就是指的当时的“黄老”之学。西汉初年，统治者号称以“黄老”治天下。那么什么是“黄老”呢?“黄老”之学是一个以黄帝和老子为鼻祖的思想流派。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其本质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吸收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初统治者由于信奉“黄老”，大都乐于无所作为，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汉初的统治者是如何信奉“黄老”的。比如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铁杆信徒，在她的影响下，景帝和窦姓宗族都不得不读《老子》，在她的干涉下，信奉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被革职，而另一个桀骜的儒生辕固生差点就被她喂了野猪。

黄老思想虽然在汉初对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导致了诸侯国的权力膨胀。同样是“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商业投机。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改变这种局面时，国家的统治思想就不得不谋求变更了。我们知道，后来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遂不得不离开它眷恋的政治舞台了。

司马谈时期，正是“黄老”之学与儒术交锋最厉害的时期。所以这篇文章恰好体现出了当时思想界的景况，尤其是“黄老”之学不甘凋零却终将凋零的宿命。无论司马谈是如何夸赞，也终于挽不回思想史的走向。这篇短文与当时另外一部体现“黄老”的大部头的著作――《淮南子》都写得相当精彩，但无论怎样，它们绚烂的文字为“黄老”之学的退场涂抹的终归不过是一个蔷薇色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