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贯彻两个条例 依法禁止传销活动 规范直销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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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一些大城市由于人口稠密、地价昂贵，开设商店的成本不断上升，直销于是应运而生。随后，欧洲国家的直销也流行起来。所谓直销，是一种由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通过直销员将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经销方式。按照直销人员之间的关系和计酬方式来划分，直销分为单层次直销和多层次直销两种。直销人员彼此之间无连带关系，依赖个人销售业绩计酬的是单层次直销；直销人员彼此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实行团队计酬的是多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除了销售商品外，同时，还招揽他人加入销售行列，有“滚雪球”的效应。
近年来，直销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传销活动。一些不法的单位和个人打着“快速致富”的旗号，诱骗群众参与传销，利用虚假宣传、组成封闭人际网络、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敛取钱财，传销进一步发展为以“拉人头”欺诈等为主要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了逃避打击，传销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采取更为隐蔽、更为恶劣的手段进行不法活动，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严重打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引发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还有一些人利用传销从事迷信、帮会、价格欺诈、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针对上述情况，199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对传销活动予以禁止，加大打击力度。从法律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传销，并对传销的定义、表现形式、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和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出台条例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正确引导和规范我国直销业发展的需要。直销是众多现代经销模式中的一种，这种经销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销模式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直销人员也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所以，极容易引发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而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直销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加之直销这种经销方式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公众对直销的认识也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区别合法直销和非法传销的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制定一部能够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既符合我国国情，而又内外一致的直销法规，对直销业正确引导、趋利避害、稳步开放、规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其次，是履行人世承诺的需要。根据人世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底取消对外资在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领域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并制定与WTO规则和中国人世承诺相符合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里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作为国际社会间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政府一向十分注重履行自己的对外承诺。制定这两个条例正是我国履行上述承诺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两个条例的立法指导思想
(一)条例的内容要符合WTO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入世承诺
在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在人世3年后取消对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在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同时，作为中国人世承诺的一部分，《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310段规定：中国将与WTO成员进行磋商并制定符合中国具体承诺减让表以及中国在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义务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两个文件中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根据上述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12月11日之后开放直销业，并制定有关直销活动的法规。在起草审查条例的过程中，将直销条例将要确立的法律制度与WTO规则和我国人世承诺作了逐条比对，在两者不相一致的方面，对直销条例进行了修改完善。应该说，现在正式公布的直销条例的有关规定与WTO规则和我国的人世承诺保持了一致。
(二)坚持从严监管
直销条例对直销业确立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直销业的发展。严格的监管制度可以尽量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而只有合法经营，直销业的发展才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继续对传销活动坚决打击
一是“拉人头”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牟取非法利益的；二是“团队计酬”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是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两个条例规定的监管制度的特点
(一)禁止了多层次直销
大多数开放直销业的国家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也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考虑到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监管手段也较为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多层次直销经营容易演变为“金字塔诈骗”和“老鼠会”，有可能使直销业的发展重蹈1998年以前传销的覆辙，因此，直销条例没有开放多层次直销，并且在禁止传销条例中也作了禁止性的规定，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直销条例第24条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总额(包括佣金、奖金、各种形式的奖励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等)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并对计算的比例作了严格限制。这样的规定，实质上从计酬制度方面禁止了多层次直销，只允许直销企业从事单层次直销。同时，在认真研究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条例还对我国的直销模式作了一些特殊规定：一是从事直销活动的主体只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第4条)；二是直销企业可以直销的产品仅限于本企业生产人的产品以及其母公司、控股公司生产的产品。允许直销的产品范围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共同确定；三是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便于消费者了解产品价格和换退货，规定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还必须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设立符合条件的服务网点；四是直销产品应当明码标价，并且其价格应当与服务网点展示的产品价格保持一致。
国外立法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又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只是分别规定不同的监管制度。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直销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同时规定，对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进行禁止。
(二)创设了新的监管制度
即市场准入的特别要求、直销产品范围控制和直销员培训制度。
(三)将国外原本为多层次直销监管设计的监管制度实施于对单层次直销的监管上
信息披露、保证金等制度，是国外对防止多层次直销演变为金字塔诈骗而设计的监管制度，对单层次直销没有作这方面的规定，我们虽然禁止了多层次直销，但仍然保留了这些监管制度。如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直销企业或者直销员不履行退货义务，条例确立了对直销企业实行强制提取保证金的制度，其规定：直销企业应当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存入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在直销企业设立时为人民币2000万元；直销企业运营后，保证金的数额应当保持在直销企业上一个月直销产品销售收入15％的水平，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最低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草案还规定了使用保证金的具体情形，并授权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保证金的日常监管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保证金存缴、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
(四)监管制度设计更为严格
在无条件退货制度、信息披露、保证金和直销员报酬控制等四项制度的设计方面更为严格。如对退货期限的规定，采用了国外立法例中较长的时限30天；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直销员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条例借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经验，规定了无条件退货制度，即：直销员和消费者在购买直销产品后30日内，产品未开封的，有权凭直销企业开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或者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后者应当在7日内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
针对直销活动的隐蔽性，以及直销过程中直销企业与直销员、直销员与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为了便于直销员和消费者及时掌握有关情况，防止上当受骗，同时，有利于监管，直销条例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企业需要进行报备和披露的项目也是较多的：直销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建立并实行完备的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直销企业信息报备和披露的内容、方式及相关要求，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五)规定了严格的设立条件
是维持较高的门槛，只允许少数有实力的企业从事直销：还是适当地降低准入门槛，把多数希望进入直销业的企业纳入监管体系之中进行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思路，哪一个更有利于直销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条例起草中也进行了论证。日本、马来西亚、我国台湾对直销企业的设立条例没有规定，是公司即可。条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企业要成为直销企业必须提出申请，并经许可。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四个条件：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前连续5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当有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依照条件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证金；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必须在拟从事直销活动的省级行政区域内设立负责该行政区域内直销业务的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出申请，并经许可。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是，必须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建立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的服务网点，以方便和满足消费者、直销员了解产品价格和退换货及企业依法提供其他服务的需要。
(六)规定了严格的直销员培训制度
直销就是通过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进行推销，因此，包括直销员的招募、培训和直销行为规范等内容的直销员制度，是直销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条例对直销员制度作了严格规定。一是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以招募直销员，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招募直销员。二是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招募直销员应当与其签订推销合同。未与直销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签订推销合同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直销活动。三是直销企业应当对拟招募的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试。经考试合格的人员，由直销企业颁发直销员证后，方可从事直销活动。四是直销员在直销过程中不得有欺骗、误导等宣传和推销行为，并应当严格遵守出示直销员证、尊重消费者意愿等直销行为规范。
(七)明确规定了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条例第7条规定的“拉人头”行为、“团队计酬”行为和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电信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含有条例规定的传销信息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在传销中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开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商务、教育、民政、财政、劳动保障、电信、税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查处传销行为。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查处传销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传销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三、认真把握法规、政策尺度
两个条例出台后，虽然有个别企业通过其国家在WTO代表团，向我国代表团提出异议。但应当说，企业界与学界绝大多数给予两个条例积极、正面的回应，认为两个条例的施行，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智慧，对直销提供了保护，向传销发出了明确信号。有关媒体给予了充分关注：《人民政协报》认为，两个条例结束“草莽”时代。《中国物流与采购》认为，政府打造了可控的游戏规则。《中国经济时报》评论，是企业增强内功的时候了。《中国工商时报》认为，条例是合法与非法之标准。《工人日报》认为，苛刻的条件与高门槛卡住了非法行为的喉咙。《南方都市报》说，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管理智慧。虽然业界仍有人认为略嫌保守，但也认为这是中国立法的重大进步。大多数企业完全理解支持，认为利国利民，赞成政府适度放开，循序渐进，并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表示将一如既往遵守国家法律，并依法调整现行经营方式。两个条例对于去掉“灰色区域”，对整个营销界意义深远，可以方便消费者，提升公司质量。有关学界也有理性的评论，认为：两个条例使市场告别混乱，进入法制，可以清理不纯企业，为保证直销业健康发展提供可能。并认为政府对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开放之初持审慎的态度是应当的，是理性的选择，可最大限度地保护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业界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如认为，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目的是为使进入直销业的经营者都是具备较强实力的大企业，从而确保直销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企业主动规避法律，不再寻求合法地进入直销业，转而从事未经许可的非法经营，游离于监管制度之外。还有，要运行条例规定的如此严格的监管制度，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现阶段能否承担这样大的监管成本。如果监管力量投入不足，在实践中制度的有效性就可能难以得到保证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担心没有道理，但是通过充分调动业界落实条例的自觉性，通过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这一问题是会最终得到解决的。
切实贯彻好两个条例是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要求，是工商部门履行职能的要求，是规范和完善我国直销市场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加强执政能力的要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当然，我们也会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是绝大多数企业要进行转型，一部分会转入地下，给条例的实施和对企业监管提出挑战。二是政府(主要是工商部门)两难选择：在开放市场与建立游戏规则的关键点上，市场自由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三是团队计酬作为一些企业的“精髓”，没有了“生命力”，这些企业能否短期内改变，是否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四是如何防止企业“打球”，执法机关如何掌握政策尺度?五是如何帮助企业练好内功?这些都是作为执法机关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