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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是凤凰的老牌节目,我2003年开始主管这个节目的时候它已经很成形了,我到了以后开始有意识地抓一些栏目的建设和改造。我和窦文涛做过些交流,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新闻性,《锵锵三人行》的谈话方式是“跑题跑不停”,尽管这样,每期还是要有一个话由,这个话由一定要有新闻性,就是最新发生的事,这也是我们日常谈话的特点,我们总是从最新发生的事开始说起,然后可以延伸到很多方面。比如最近,人们见面一般来说会聊到雪灾,要不就是陈冠希的照片风波,从里面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否则总是聊男女话题,总有一天会枯竭的,也不符合观众的说事习惯。
第二个强调的是,尽管他们是一个谈话节目,也强调话语的私人空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好的媒体,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公共关怀,有一个媒体的责任感。我认为,谈话的方式可以轻松,但谈话的内容一定要有基本的社会关怀。同样是谈论雪灾,也出现了朴素的关怀,从这一点出发的话,观众就会更认可你,这是媒体基本的立场。
再一个,《锵锵三人行》靠的是几个固定的嘉宾,用“老友记”的方式,这也存在着一个危机:就这么几个人,接触的社会层面也就这么一些,时间长了就不好。所以后来就把《锵锵三人行》移到北京,利用北京丰富的知识分子基础,策划力量和社会力量。不过这一块的成败参半,成的方面是去到北京以后,实现了一些转型,也有一些北京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到阵容中来,比如查建英、马未都等等,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策划。但是目前来看,“锵锵”这样的节目取决于嘉宾之间的默契和话语场,刚来的嘉宾很难适应,要么就是不说,要么就是说个不停,很难形成平衡的、流畅的交流,这方面还在摸索当中。还有,中国这么多年来,知识界的很多人还不太习惯面对镜头表述自己,一些非常好的学者比如阿城,不愿意出镜,还有一些学者在镜头前的表述状态不太好。北京尽管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但能适应“锵锵”的嘉宾非常难找。文涛、文道和子东这三个人是天作之合,有特殊的默契,他们都是杂家,表述方式非常自由,另外他们三个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梁文道是台湾人,后来到了香港,他代表了海外的,有点“小左”的知识分子视野;许子东的评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很有名,上海出生,又到了香港,代表了大陆又有点海外知识背景的看法;文涛则是游走于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人。
作为一个栏目的主管,我不想高估它在电视上的意义,但是它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来讲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就是公共话语进入私人疆域,过去在茶馆里都是“莫谈国事”,凤凰因为有特殊的空间,所以使得电视这个强势媒体里面开始“谈论国事”了’这是它的第一个突破。
第二突破是向下的延伸,我们在公共空间和媒体里谈论的语言都是“知性语言”,都是书面语,“锵锵”融入了更多私人的经验,更多的形而下的感受,包括性和其他方面的突破,这是在相对刻板的电视领域里的突破。
我做电视这么多年,越来越感受到电视最大的表达的东西来自于细节和经验,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我们讲述的故事。当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雨果的小说时写道,你要表达一个倾向,不能光用抽象的语言,而应该在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中让它自然流淌。文涛这种茶馆式的方式从私人话语入手,会经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进入,这种方式暗合了我们传播学的一个规律:最好的表述是在一个观点下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细节支撑,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支撑。如果说雪灾体现了人的感情,这是空话,但是讲里面的故事就更好看。“锵锵”里面,文涛经常会讲他的个人经历,这是“锵锵”在电视话语里的突破,把形而下和形而上打通了,这种细节上感性的语言带来了表达上的魅力。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很多年,那里的人才不知比凤凰多多少倍,他们为什么不好做这么一个谈话节目呢?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电视台,全世界官方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都很难办,不能说他们语言能力差,而是他们担负的干系太重。如果把窦文涛换到CCTV去做谈话类节目,他会非常难受的。
2009年,凤凰会在北京有一个大楼,节目形式可能未来会有变化,毕竟纵观全球,这样3个人封闭式的谈话节目很少,更像电台的样子,这是过去电视空间未开放时的状态。将来应该会增添更多的互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