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的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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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船山的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与气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中国诗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唐君毅疏释船山的气论，探索气论哲学美学的基本内涵，把握气论与中国诗学其它概念的联结点，这对于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唐君毅 ；船山诗学 ； 气论 ； 疏释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28-04

唐君毅是一位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代新儒家，毕生充满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理想的建立，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必然首先肯定人的生命内在价值信念。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讨论了王船山的哲学，包括王船山的天道论、人性论、人道论和文化哲学论。他认为王氏著书四十年，经史子集无不赅及，学问通达甚广，精神垂注久远，“其精神所涵润者，实在中国文化之全体。秦汉以还，朱子以外，更无第二人足以相拟。”[1] 唐君毅对王船山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给以高度评价。在评价王船山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唐君毅对王船山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也给予同情的理解和独到的阐发。

一、“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强调道德意志的目的性融为自然，人必从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里汲取诗意。这就形成了以“内圣之学”为尺度的船山诗学。唐君毅重点疏释了船山“礼、诗、乐”的诗学观念。

唐君毅确认“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2] 从哲学史看，船山把道德理性作为身与物的主宰，而此主宰的背后是“气”，这种“气”是人心根本之性与自然形色之气，真实无妄。诗乐就是人的才情（气）的表现。为什么诗乐在礼仪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呢？唐氏的答案是，“盖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然而，人们如果只是理在心而欲显理，还不足以构成诗乐。更重要的是，人类须要既显理又达情，方有诗乐。“盖情原于心有所期，有所志而又与具象会。心之有所期、有所志，原于性，而性即心之理，故诗乐兼达情与显理。”[3] 诗乐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达情”，借具象之境，以表现内在的情志。作者把情志表现于形色之中，使之融合，需要才情。才情运作，形成诗乐。而才情皆由“气”产生。唐君毅认为，谈论诗乐，必须一开始就要扣住“气”，这样才能揭示诗乐的底蕴。

船山的诗论中，诗言志、诗达情的言说随处有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诗人主体心性与客体之物相融相通之论述：“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乐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几为通，而勃然与矣。”[4] 唐君毅认为船山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诗学原则，即诗乐是源于自然的诗人之情与心中久蓄之志相触相融的产物。

唐君毅发现船山诗论不仅仅停留在言志、达情的层面，而且走向纵深，触及诗美创造的要素：余情。“情而求达，必有余情。没有余情，何求达情。故船山贵余情。余情者，感于物而动，物去而吾之充沛之气有余，仍有所系，而有之情之自动自发，不可自己者也。故余情不生自外境，而生自内心。”[5] 余情，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其表现，用船山的话来说，这是道的外现，“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故于求道有余，不如其有余情也。”[6]而达情之诗之所以可贵，也正在其能表现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余情。达情之诗的价值在于凸显了道德理性。船山标明达情之诗之作用，在于使人情相感通而仁慈，使情达而顺畅，并贯通形上与形下。

船山提出一个重要的诗学观念：“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搏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栖。诗者，象其心者也。”[7]这段话包含了独到的诗学见解。那么，诗何以为幽明之际呢？唐君毅作了阐释：诗的在场部分（明），是诗必有文字声音。文字声音是现实世界的媒介。但诗的不在场部分（幽），是字里行间包含的意义和意象，靠读者以心体味。从创作的发生到作品的欣赏，人们将经历幽明交替的情形。诗歌的意象是诗人情景交融的具象表现（幽——明），是诗人内在情感与理想的表现（幽——明）。而读者面对诗歌作品，欣赏意象（明——幽），又是一种情景之交融（明——幽）。意象既表现于形色（明），则人又可于情景双忘（幽），“由意象与形色双忘，而诗之境乃即实即虚，即虚即实，形下即形上，形上即形下之境也。”[8]唐氏认为，从原始宗教和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就，形下则通于人，形上则可通鬼神，因此祭祀不能无诗乐，船山把宇宙看成“虚灵的时空合一体”，里面氤氲着诗的体验。

唐君毅注意到船山论乐时从达情方面考虑的，乐比起诗来，达情更直接，乐纯以声音抒情，“乐者，神之所依，人之所成。……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叹，而与神通理。”[9]礼乐同样是人由形下而接触形上。在这个意义上，唐君毅指出古人“立于礼”，必须要依靠“成于乐”，方能成立。船山昭示乐之大用，也是为了彰显先儒的礼义。乐和礼，都是属于全气皆理，全气皆心，上达天德的文化行为，乃可以彻乎幽明而通神。

最后，唐君毅辨析了诗、礼、乐三者相异而相通之关系：“礼以显理于行，诗乐皆以达情。惟诗言志以达情而有文字。志向依心之理而立，文字有意义。乐则春以声音达情和志向，声入心通，而可不用文字。礼则以身体行为为践理。此三者之异也。然有诗有文字，而有音律，则通乎乐。乐有容则通乎礼。礼必有主宰此身物之志向，则通乎诗。”[10]因此，兴于诗而志定，立于礼而行成，成于乐而能通神。

二、船山气论诗学的重要意义

唐君毅对船山诗论的疏释，一是对船山本人学术的欣赏，二是要彰显船山诗论的学术意义。在唐氏看来，船山诗论是古代情气诗学的集大成者。船山诗论重“情志”，但归结点是“气”：“兴于诗者，情见于情志，以导人之形色之气；立于礼者，形色之气显理，而以性治情。成于乐者，即情即性，即理即气，全气皆理，全理皆气。”[11]就中国古代诗论而言，正是船山重“气”的缘故，我们才能细致入微地知晓诗礼乐的复杂含义和微妙关系。

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民族，其哲学、艺术具有“气本体论”的特征。“气”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既担负了“物质”范畴的功能，也承载了“精神”范畴的理念。中国先哲以“气”的特性、品格功能去构造自己的大千世界，以气的流动（聚散）特征，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以气的抽象性，来说明精神世界的变易与运动。“气”的概念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在外延上都是非常丰富的，它与“道”、“仁”等概念，共同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内化为一种美学思想的基调。

中国思想史上的“气”，是天地万物生存演化的创生元素，体现了古人“万物归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宇宙观。《淮南子·原道训》曰：“气者，生之元也。”王符《潜夫论·本训》云：“天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阴，四时以行，鬼神人民，亿兆众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王船山说：“太虚即气，絪缊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虽其实气也，而未可名之为气。……气化者，气之化也，阴于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太和》）。气不仅化生万物，而且万物也因此体现出气的运动变化的属性。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别强调：“周易者，天地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焉。”船山喜欢用“絪缊”一词表达太和之气的流动洋溢之状态。“絪缊”与“太和”皆指本源的浑沦之气，“絪缊”是强调其弥漫升降，“太和”是强调其浑沦和谐。船山认为太虚或太和自身的运动引起阴阳二气的分化，二气分化之后互相感合，于是凝成万事万物。唐君毅解释道：“船山观客观宇宙，动则实，静则虚，聚则实，散则虚。聚者谓之明，散者入于幽。然散者散所聚，聚复聚所散。幽者幽其明，明复明所幽。客观宇宙以有动有实而为宇宙，亦以有聚有明而为宇宙。故于其散、其虚、不可作入虚无想，而惟可作形之化为气想。气也者，可散、可幽、可静而可虚，又不失其能聚、能明、能动而实者也。虚实、动静、聚散、幽明，皆相待而不二，故二二一，其一即在其二其两中见者也。”[12]唐氏高度评价了船山的气论思想的特质在于天人、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缔结了一种通幽明、上下、内外、物我，道器相涵，天人一本的机体观。

而且，“气”的概念还表明了一种抽象与具象之间的中立状态，它是形上与形下的交接点。唐君毅以为，气以及气化的诗乐境界呈现出“幽明”交错情形，“明不倚器，即形下而形上；幽不棲鬼，即形上形下，幽明直接，形上形下之一贯也。”[13]气是化生万物之源，这使其具有道的抽象性；另一方面，“气”又是“道”的具体化，人们往往通过对“气”的体察来领悟道的存在，故“气”又是载道之“器”。

一方面，唐君毅肯定船山的气论的哲学意义。唐氏认为，船山在宋明儒家尊理、尊心之外，重视“生”、“气”之流行所成之情才，具有特别的意义，“程朱陆王意在树立一尊理尊心之教，然尊理尊心，而或忘此理此心之必表现生命之气以成情才，则实际上又不免归于对情才之忽视。故船山继尊理尊心而言尊生，更尊此理之表现于生命之气之情才。生命之气之流行，固宜求其充盈盛大，沛然莫御，然后天理或性乃得其充量之表现。”[14]也就是说，船山“气论”的高明之处，在于集气、理、性、生、神于一体。

另一方面，唐君毅通过船山“气论”意义的阐释，彰显其诗学意义。唐氏认为，古之大家，或以情胜，或以气胜。情主于幽细，气主于雄阔。船山两者兼之。艺术表现源于艺术家心中的物感，而物感之所以发生，又在于人与万物都是“气”的运行所致。船山的气论诗学突出了抒情艺术本身的节律和生命。船山基于一种“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观念，强调诗乐本身的生命（文气）和诗乐撷取的世界（元气）。船山强调诗乐是气脉灌注的生命体，推崇“气势”，唐氏以为船山做到了以气论诗，以势论诗。所谓“文者，气之用”、“一气推衍”、“生气绵延”，更时时见诸其诗评。正由于船山在气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唐氏才予以推崇。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船山由中国传统浑灏精深的文化体系透视诗之本质，船山之学实乃是中国思想与抒情艺术间的一座桥梁，”[15]唐君毅赞赏的，就是船山的情气论、情才论，“因吾人之生，即一气之流行之历程，情原即性理之表现于气之别名，才即气能表现性理之别名。”[16] 如此，情、性、理、气诸范畴相融相合，一脉相承，贯穿于中国历史、哲学、美学、诗学之中。

“气”概念所具有的哲学思想含义使得船山思想具有特殊的品格，这种品格作为一个“点”渗透在其诗论中。因此，唐君毅断定“船山之能通过理与心以言气，即船山之所以真能重气，而能善引申发挥气之观念之各方面，以说明历史文化之形成者也。”[17]中国文论和美学与气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中国诗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唐君毅疏释船山的气论，探索气论哲学美学的基本内涵，把握气论与中国诗学其它概念的联结点，对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三、唐氏与船山的学术旨趣

学术思想的生成与展开，总是同中国社会的文化渊源与转换进程保持着密切关联。从学术渊源来看，唐君毅与王船山皆青睐《易经》的阴阳气化哲学。诗学所表现的境界特征，根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禀天地之气而生，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构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天地境界和生命之舞的合一，天地意识与生命情调的深化，是中国诗学的至高境界。唐君毅之所以对船山哲学和美学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旨趣和主体气质有着相通共契之处：

其一，清峻刚健之气貌。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气”不仅根源于自然元气的化生力，生命情感的勃发力，而且也根源于人的道德、精神的浩然伟力。人的生命力量与元气化生力相感通，构成苞举宇宙、笼括万有的无限崇高性。因此，“气”常常指清峻刚健的气貌和旺盛的气势。诗乐的气势的根，在于强烈的生命力、情感与意志，在于非凡的经历和感受。有了这样的根，才能放而不尽，气势才是真气势。船山认为在太和之中，气与神合，气化之后而聚为有形，不同形体的个体之间有攻有取，取是吸引，攻是排斥。重要的是“健顺和而太和”。唐君毅钦佩船山在明清易代之际，独持操守，百折不饶，发愤著书，以开“六经”生面，字里行间，精光永在。唐氏本人也在现代文化振荡、花果飘零之际，坚持灵根再植。两种的生命情调类似。

其二，生生不已之气脉。王船山与唐君毅两人都服膺《周易》之元、亨、利、贞的思想观念。船山曰：“天以阴阳、五行为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贞为人生之资。元、亨、利、贞之理，人得以为仁义礼智；元、亨、利、贞之用，则以使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声，鼻喻臭，四肢顺其所安，而后天之于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贞之德，非然，则不足以资始流形，保合而各正也。故曰：成性天事也。”[18] 显然，船山强调了一种“天命不息，而人性有恒”的历史观与人性观，重视“天人相续”之际的不主故常，以及个体在总体人性规定不变的情况下的精神力量。船山的哲学与诗学是从天人相续的维度而论人性的生成和文气的展延的。因此，唐君毅盛赞船山“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他也常常用“元、亨、利、贞”来阐释中国人文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对《周易》的变易、简易、不易之原则深以为然。

作为现代新儒学大师，唐君毅不但对于中国哲学的道、气、性、理、仁、心等概念范畴有所了解，而且能以“返本开新”的视野予以理解与分析，他对于“道”、“气”观念的连接、观念在具体历史场域的浮现，以及观念与具体的人文活动的关联，都有认知与体认。这些都有助于他诠释船山的气论诗学。唐君毅与王船山都是思、史、诗三者合一的大哲学家，他们重视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对诗学与艺术的影响。他们把诗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诗学能把文化的各个方面综合地、整体地呈现出来，是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总之，唐君毅欣赏船山文本所表达的宏大器局和诗学气象。揆之于中国哲学史，唐君毅认为，船山重“气”，会通了理、心、气的脉络，中国哲学中的理、心、气三个重要概念，“唯有船山能通之，并由而知历史文化之大用，以苏国魂，以启来哲”。揆之于世界哲学史，“船山之学问精神唯西方黑格尔差可拟。”[19]俨然，在唐君毅的心目中，船山“重气而表现于情之诗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其学术思想具有“卷之则退藏于密，放之则弥六合”之精神气度与诗学魅力。

【参考文献】

[1][2][3][5][6][8][10][11][12][13][16][17][19]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420、420、421、421、423、425、425、425、348、423、、439、411页。

[4][7][9] 王船山：《诗广传》卷五，《船山遗书》曾氏金陵刻本。

[14][16]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319页。

[15] 萧驰：《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18]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遗书》曾氏金陵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