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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18日那天是星期六,儿子的预产期。一早醒来,我就对夫君说:是不是该准备准备去医院了?夫君在床上伸个舒适的懒腰,很自然地回答:对呀,儿子要出生了嘛。
然后两人就拎个小包打车去医院了,全然不顾从老家赶来照看我的妈妈的阻拦:这叫什么事儿?哪能就生呢?
的确,这一天我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肚子有些痛,可是不很规律,也不剧烈,这样的痛早在一个月前就有了。
然而,这一天是预产期,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我在医院作了检查,门诊人很多,头发花白的老大夫认真地听了听,就应我们的要求开出了住院单。
住上院,心就稳下来了。19日这天就过得很愉快。先往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妈妈晚上不回去了,医生不允许。接着就和夫君找了家干净的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夫君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多吃点儿,等会儿疼起来就顾不上吃了。
病房里有四张床,对面床的孕妇似乎要生了,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走,皱着眉头,看来疼得挺厉害,走着走着就把脑袋抵在墙上。我还在和人有说有笑,斜对床陪护的大婶就逗我:还笑呢,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天亮,来了位护士给我挂吊瓶,打的是“催产素”,我的痛苦就从那一刻真正地开始了。
“催产素”一滴一滴进入我的体内,我感觉五脏六腑都痛得绞了起来,那种温和的阵痛不见了。妈妈急急从家里赶过来,看我痛苦的样子,心疼地抱怨:哪个生孩子还点滴的?我生了四个也没打过针。不到时候孩子哪能下来呢?
疼痛不堪的我开始觉得妈妈的话有道理,也许,我真的还应该等些日子再来医院。可是这会儿,我已身不由己了。
星期日的医院只有一两位值班大夫,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是山区医院来进修的,很负责,同时也很没经验。19日上午的时候,她给我做B超,说孩子很大,不一定能正常生,要我作好剖腹产的准备,告诉我不要吃太多东西,鸡蛋不要吃,肉也不要吃,最好只喝点儿稀粥。
所以,在别的孕妇都大吃特吃以补充体力的时候,19日整整一天,我只喝了两小碗稀粥,妈妈急得一个劲儿地说:“哪有这样生孩子的?哪有这样生孩子的?”
“催产素”一瓶接一瓶地打着,可是直到晚上九点我躺上产床,子宫口还是只开了一指。年轻的女进修医生也着急起来:怎么回事呢?接着,疼痛得有些昏迷的我就听见她对护士说:再加大些药量试试。
山崩地裂的感觉来了,我觉得自己是在两座大山的夹缝里,被挤压着、撕扯着,本来我想,无论如何我生孩子的时候都是不要喊叫的,可是那一刻,我已经是什么都顾不上了。我感到有声音从我的嘴里喷涌了出去,不知道说的什么,只是觉得,死也要好过这个滋味吧,刀割也应该是比较舒服的吧。
产床的床头是铁的,因为疼痛,我的两手从头顶伸过去,紧紧攥住两根铁棍,脑袋无意识地一下下朝铁的床头撞过去,觉不到疼,只听得一旁的母亲一声声急切地劝着:“孩子,别这样撞啊,不行的。”然后就有手来把住我的头。
负责接生的护士陆续赶来了,四个,她们齐齐地围聚在我的产床旁,想尽招数帮助我的孩子离开母体。
可是,孩子却稳稳地趴在我腹内的左上边,一点要出去的意思都没有。夜深了,护士们在用尽各种招数都不管用以后,困乏地坐到了旁边的床上,一位老护士一遍遍地对我喊着:用劲儿,用劲儿。
可是,我一天只喝了两小碗稀粥,哪里还有劲儿呢?老护士到外边屋里找我的母亲要了一袋巧克力,一块儿一块儿地往我的嘴里塞,边塞边说:吃一块儿,用点劲儿。我不知道巧克力是不是进了肚子就会立刻转化为能量,可迷迷糊糊的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照她的话去做了,我想让孩子快点儿出来,我怕这样下去孩子会受不了。
我努力把眼睛睁大,看屋里昏黄的灯影和困倦焦急的医生护士们,甚至还咧开嘴对她们笑,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她们因为过分的劳累和倦怠而不管我了,那一刻,我突然在心理上变得对她们很依赖。我想,我和我的孩子都需要她们,我的孩子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在肚子里时间太长,否则要缺氧的。我已经忘了仍在顽强进行着的疼痛。
突然,我感觉什么东西从鼻孔里喷了出去,把氧气管都给冲掉了,年轻的进修医生失态地喊出了声:出血了,很多,怎么办?
手忙脚乱了一阵子,鼻血止住了,接着插上了氧气管。
……
凌晨3点40分,在医生护士和我共同的努力下,儿子出世了,儿子离开母体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感觉神经已近乎麻木。听到儿子响亮的哭声,我的脑子里飘过三个字:胜利了。似乎还有些幽默的味道。
而母亲,却心疼地说了一句:“孩子哪能硬拽下来呢?瓜熟才能蒂落呀!”
瓜熟才能蒂落,这句话很对。当然,瓜是否熟了还是医生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