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vs郭建梅:你追我赶演绎爱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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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认识郭建梅，那么你或许听过那句公益广告词――“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片中踟躇独行的中年女人就是中国首位公益律师郭建梅；她的丈夫刘震云，是创作过卖座电影《手机》、热播电视剧《一地鸡毛》的著名作家，以其独特的刘氏幽默闻名于世。

刘震云与郭建梅，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律师。在各自的领域，他们无疑是响当当的人物，而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这样一对精英夫妻又演绎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惊世骇俗,砸碎铁饭碗投身公益事业

1979年9月初，北大新生入学的日子。郭建梅办理好入学手续，找到宿舍刚把行李安顿好，就听得楼下有人喊她的名字。她从窗口探出头一看，只见一个陌生小伙子站在楼下，正冲她招手微笑，示意她下去。她疑惑地走下楼，才来第一天，怎么会有人认识自己呢？

小伙子正是刘震云。他也在北大念书，与郭建梅是老乡，这次受母亲嘱咐，特意来看望郭建梅。见她走过来，刘震云笑着作了自我介绍。郭建梅不由打量了刘震云几眼，只见他留着小平头，穿着朴素，脚上的布鞋连脚趾头都露了出来，她犹豫着，同对方打了个招呼。

“你在想我不会是骗子吧？既是老乡，那怎么没见过面？我是中文系的，比你高一届，你可要叫我师兄啊。”刘震云侃侃而谈。

两人寒暄了几句。刘震云从包里掏出一个凹凸不平的铝饭盆，说：“你还没吃饭吧，一起吧，食堂已经开饭了。”

郭建梅不好拒绝，便回宿舍拿了饭盒，跟在刘震云后面。刘震云给她买了三个菜，外加两个猪肉馅饼，自己却喝粥吃馒头。郭建梅过意不去，刘震云手一挥：“没事，我每天都这么吃的。”郭建梅心里不禁有些感动。没想到，这份感动很快就烟消云散。

刘震云对郭建梅可谓一见钟情。郭建梅却对这位所谓的中文系才子没什么好感，对刘震云也不例外。刘震云哪里知道她的心思？他一心想在这个家乡的小师妹面前卖弄一下，一边吃饭，一边对着郭建梅大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柴可夫斯基。郭建梅听得直皱眉。

此后，刘震云一有时间就去找郭建梅。郭建梅虽然不太乐意，可毕竟是老乡，抹不开面子，只好勉强应付。没想到，接触多了后，她对刘震云的印象逐渐改观。

刘震云生性节俭，穿的鞋子全部都是母亲做的，一直穿到烂得无法再穿；自己在食堂总是喝稀饭吃馒头，可要是在大街上碰到乞丐乞讨，他会毫不犹豫地掏钱；郭建梅过生日，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很明显是1毛钱一堆的那种。郭建梅捧着礼物，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感动。她知道，刘震云家里很穷，就是这样的梨，他都不知道要省多少天才能买得起！她的心弦，开始被朴实善良的刘震云所拨动。

郭建梅上大三那年，母亲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刘震云每天背着老人上楼下楼，忙个不停。眼看刘震云累得大汗淋漓，郭建梅心疼地拿出手绢替他拭汗。郭母看出端倪：“小梅呀，震云这个男娃好啊，你看他，把好吃的留给我们，自己却天天啃馒头。”郭建梅望着刘震云，眼泪静静滑落在地上。

1983年，郭建梅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1985年，她同已开始写作生涯的刘震云共结连理。1987年，他们的女儿妞妞降临人世。

那一年，刘震云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文坛注目。随后，他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及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丈夫成为大作家，女儿懂事乖巧，自己的工作也稳定舒心，这似乎是童话故事中幸福的结局。郭建梅告诉自己，这已经是上天对自己的厚爱，应该知足。然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潜伏在她的心底，令她蠢蠢欲动。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郭建梅接到任务采访公益女律师分论坛。采访中，她被“公益律师”这个概念迷住，听了希拉里的演讲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脑海里诞生。

郭建梅一回到家，就对刘震云说，她打算辞职，当一名公益律师。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去干公益事业，可谓惊世骇俗，大多数亲友都问她是不是疯了？好好的工作不要？郭建梅不管，她心里有一团火，恨不能立即变成一根火柴一支蜡烛，燃烧起来。

刘震云却毫不理会旁人的意见，态度鲜明地对妻子说：“相信自己，道路虽然曲折，可前途无限光明。”郭建梅一听这话，心里顿觉踏实。

1996年3月，郭建梅辞去公职，与北大两个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组建成立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间机构。而她自己，则成为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

苦中作乐，一路坎坷相互搀扶

郭建梅压根没想到，当她满怀欣喜、充满激情地投入公益律师的工作时，现实却给了她沉重一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律援助”在中国还是个新词。郭建梅外出走访，到过不少边远地区的贫困人家，觉得自己理应替他们说话。然而，当她走上这条路，却发现自己常常和当事人一起遭白眼、受歧视。

郭建梅至今记得中心成立初期的一个案子――一个江苏妇女在儿子意外死亡后到北京上访，说法没讨到，自己却因车祸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也被摘除。虽然交管局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但其所属企业却只赔了3万元。她愤然，法院也不支持。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中心。

第一次见面，郭建梅就呆住了，眼前这个女人浑身散发臭味，发炎的眼窝因无钱医治向外流脓。郭建梅带她去，法官一边捏着鼻子将她们赶出办公室，一边还问：“你是律师吗？你怎么给这种人？是找不来案子吧？就她，能给你多少钱？”郭建梅觉得受到侮辱：“我有案源，但就愿意这个案子！”法官无语，白了她一眼。

开庭前，郭建梅洋洋洒洒写了八千多字的词，写到连自己都被感动了，谁知，她压根没有宣读的机会，就连她对案情的陈述，也被法官一句“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噎了回去。那场官司，郭建梅完败而归。她的喉咙里像塞了个东西，一出法院大门，就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

郭建梅必须面对的，还有来自社会的世俗眼光。有些人认为：有能力、有水平的律师都是承办经济案件、赚大钱的，只有没能力的律师才会去干收入微薄的法律援助。郭建梅经常会面对旁人、甚至是朋友的蔑视眼光，心中的酸楚苦涩无以言表。

更糟糕的是，在多次挫折的打击下，中心的很多团队成员打起退堂鼓，郭建梅自己也游离不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撑多久。

那段日子，郭建梅觉得自己的心态完全失衡。大学同学有的当了部长，有的成了财团老总，有的是身家上亿的大律师，每次聚会，大家都问她是不是缺案源。郭建梅哭笑不得，时常问自己：“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吗这样担当社会责任呀？”

2000年，在中心成立5周年庆典上，郭建梅上台发言，说着说着竟然泣不成声。

一天晚上回到家，郭建梅身心俱疲，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刘震云关心地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沉默半天，低声说：“手下的4名律师走了2个，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来电、来信及电子邮件让我应接不暇，别人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说我是无能律师……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刘震云听完，没有说话，起身去了杂物房，鼓捣半天，搬回两个大箱子。郭建梅看着丈夫，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震云一边打开纸箱，一边说：“你忘了吗？我当初写了这么多东西都没被认可，急得不行的时候，是你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鼓励我不要放弃！今天，我把这句话转赠给你。”郭建梅一看，纸箱里面装的，正是当年丈夫被退回来的手稿。当时，丈夫一气之下要全部烧掉，是她抢了下来，一本本装订好，收藏起来的。

刘震云一本一本地将手稿拿出来，向妻子讲述每一个手稿的故事，希望能以此鼓励妻子坚强面对困难。

转眼两个月过去，郭建梅的状态丝毫没有好转，刘震云心里也着急了，便带妻子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查。医生诊断郭建梅患上重度焦虑症和中度抑郁症，这是由于长期透支，造成身心衰竭而引起的。

此时，刘震云的名声横跨文学和影视两界，他的事业正是火红的时候。为了照顾妻子，他停止写作，一打听到哪家医院治疗效果好，马上就带妻子去求医。

郭建梅服了两个月的药后，病情明显好转。刘震云深知心病还得心药医，遂请教一些心理医生，然后去图书馆查阅大量医学资料，自己给妻子做心理疏导。此外，他还给妻子请来古筝老师，让妻子在音乐的陶冶下，放松身心。

2003年10月，郭建梅突然声音嘶哑，患声带小结，几近失声。刘震云不敢大意，陪她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治疗。郭建梅在全身麻醉状态下做手术，刘震云整整在医院里当了8天“男护士”。

在丈夫的精心照顾下，2003年底，郭建梅的抑郁症彻底治愈。刘震云特地带着妻子去海南三亚度假一周，以资庆贺。

听着涛声，吹着海风，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刘震云深有感触地对郭建梅说：“你内心的洪流有多大，事业的砥柱就有多大。”刘震云深知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建议妻子要学会苦中作乐，这样才能将钟爱的事业做得更长久。

郭建梅对丈夫说：“震云，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这条路是不是我自己选的，这工作是不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回答都是‘是’。很多人说我傻，说我作秀。我认了！我就是有病、作秀，就是要推动公益律师的发展！放心吧，以后的郭建梅，不会再哭泣了。”

你追我赶，

精英夫妻抒写爱的传奇

从三亚回到北京后，郭建梅着手调整援助方向，重点援助特别贫困的妇女；承办有代表性、有研究价值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家政女工权益保护、职场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妇女权益案件。

这一转变，让郭建梅轻松了许多，她胜诉的案子越来越多，整个中心的工作进入良性循环阶段。此时，国内的大环境也变了许多：普通百姓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各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眼前。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公益律师这一特殊行当。

从2005年起，郭建梅连续获得一系列殊荣：“中国公益事业杰出贡献奖”、“中国法律界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2007年3月14日晚，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郭建梅走上主席台，从希拉里手中接过“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的奖章，那一年，全世界仅有8人获此荣誉。

爱妻成了“获奖专业户”，刘震云自感压力不小。为了赶上妻子的进度，他埋头写作，于2007年11月6日推出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深受读者喜爱。11月29日，同名电影公映，也获得极大的成功。

郭建梅从美国回来后，刘震云迫不及待地捧出自己的作品，让爱妻鉴赏，并得意地说：“不光你在国外领奖啊，我在国内一样有收获呢。呵呵，咱们俩你追我赶，谁也不落下。”郭建梅微微一笑，眼前的丈夫，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

2008年深秋，中美史克制药公司找到郭建梅，希望她能给芬必得“酚咖片”新头痛装拍一个公益广告。郭建梅犹豫不决，担心因此让公益事业“变色”。刘震云却举双手赞成：“这是好事啊，你可借此机会，把公益律师这一职业推向前台，让老百姓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你的片酬还可以用来改善中心的办公环境，何乐而不为？”郭建梅释然，欣然接下广告，并将100万元的片酬全部捐献给援助中心，用来推动公益律师事业的发展。

2009年4月，郭建梅所拍的广告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她走在冬天的乡间小路上，身后是温驯的羊群，隐隐的远山。“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这句旁白正是郭建梅对人生路的概括，在12年的公益事业中，她何尝不是步步艰辛？

广告播出后，人们对公益律师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付出与坚忍，充满敬佩之情。郭建梅声名鹊起，成了媒体争相采访的焦点人物。

妻子的事业热火朝天，刘震云也没闲着。2009年3月25日，他推出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读者好评如潮。刘震云乐呵呵地笑了：与妻子的距离又缩小了一步啊！

正当郭建梅信心百倍地在公益事业上前行的时候，现实又给了她当头一棒。

2010年3月27日，是郭建梅50岁的生日，刘震云买来鲜花和美酒，为妻子庆祝。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一天，郭建梅得到消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一纸令下，自己苦心经营15年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即被撤销。“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郭建梅怎么也想不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究竟有何原因，“我们这是在做好事呀！现在，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到民政部门进行‘民办非企业’登记，或者进行工商注册。无论哪一个，都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机构性质比较特殊。”

刘震云得知详情，也很气愤，冷静下来后，他对妻子说：“撤销就撤销吧。你们完全可以自己独立进行工作。时至今日，我相信，凭借你的能力以及在民间的声望，你一定做得到。我全力支持你，你就放手做吧。

丈夫的鼓励给了郭建梅莫大的信心。她开始着手重建中心的工作。通过努力，2010年6月，她和援助中心的伙伴一起，注册成立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同时成立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新中心传承和延续了原北大妇女法律中心的宗旨和目标：从民间、非政府的角度探索一条路径和模式，在中国开展妇女法律援助、公益法的工作。

2011年1月初，郭建梅入围2010年度正义人物候选人。社会和公众，用自己的方式，对她14年来所付出的努力作出了评价。

妻子的成功令刘震云既欣慰，又感慨：妻子投身公益事业14年，其间的艰辛苦楚、磨难委屈，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所幸，付出总会有收获。时至今日，他只有一个愿望：走过苦难岁月的妻子，今后的路，能够顺畅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