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流动何时不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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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进优秀人才方面，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一直走在首都北京的前面，而今北京推出的“绿卡”制度，可谓北京人才引进政策的一大进步。就“绿卡”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本刊记者采访了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以及知名人才学家――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所长王通讯。

北京“绿卡”的“三力”“二益”

王通讯所长认为，“绿卡”的实行，对北京而言，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增强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王所长把“绿卡”给北京带来的好处形象地概括为“三力”和“二益”：增强了人才吸引力、城市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实力；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效益，使人才环境得到优化。北京“绿卡”的核心是人才“柔性”流动，即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智力流动、来去自由。户口不流动，但实现智力流动，为北京服务。因此，从根本上说，北京获得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王所长也指出，北京市的“绿卡”制度，只是把人才流进的大门开得更大了，而门槛并没有降低。尽管申请“绿卡”的条件与以往相比有所放松，可也不是无条件的，比如，本科以上学历、固定的住所、中级职称、突出贡献等。虽然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还可申请落户北京，但并非易事，届时必将有很多严格的审批手续，并且很可能同样按照北京市人才引进制度来办理落户手续。到目前为止，北京市人事局尚未有足够的保障和措施来实施这一条款，至于什么时候出台相关措施不得而知。

人口流动的两面：人才宽松和廉价劳动力严格

谈到“绿卡”问题，樊纲所长指出，人才流动和廉价劳动力流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很多城市都不欢迎廉价劳动力进入。显然，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吸引人才方面的政策是最宽松的，但是在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允许打工仔自由进入方面却是最严格，最不讲道理的。

同样，发达国家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发达国家所谓的全球化也只是允许人才自由流动，但一般劳动力是被阻挡的。

北京、上海等地的“绿卡”政策实际上解决的不是人才问题，一个优秀人才在拥有一份稳定职业后，没有“绿卡”照样能在北京、上海过得很好。这些人收入高，孩子上学多花点钱并没有关系，而且最终公司也会帮他们把户口解决。对大城市而言，人才的流动问题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大城市是否允许打工仔有序地自由流动，并可以长期地安定下来。

改革的方向：自然人无障碍流动

谈及我国户籍改革的发展方向，王所长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将毫无疑问地按照WTO规则发展进行，最终实现自然人无障碍流动。他解释说：“自然人无障碍流动，就是人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取消户口簿，一卡通天下，像美国的社会保障号一样，驾驶执照、身份证等等，都使用一个号码。但我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

像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但他们的自由流动仍然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在当地拥有固定住所，二是有正当职业。国外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城市人口的调节，但我国城市的管理水平比较有限，如果后续措施跟不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会越来越大，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因而造成水资源紧缺、物资供应不足、交通压力增大等问题。“所以我们说，管理水平逐渐提升，自然约束不能忽视，这才是最主要的。‘绿卡’作为一个过渡，绝对不是理想状态。这个过渡需要多长时间，还不能预测，只能说是在朝‘自然人无障碍流动’的方向发展。”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来说，要做的是：不控制人才，但要控制人口。

人才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任何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人才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更需要自由流动。樊所长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是经济学的常识，是社会公众、政府官员和决策者都应该具备的常识，任何生产要素的流

对此，王通讯所长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才的流动问题就是人和物资配置的问题，整个社会发展要求降低人的流动成本，“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需要与物质资源进行配合，如果配合不成功，就不能及时推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怎样才算是配置得好?就是自由配置。”这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把原有的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去除，人才流动的成本得以降低；二是经过自由、合理配置的人才到北京等大城市之后，使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得以迅速增长。

换言之，北京通过“绿卡”吸引了更多的外地优秀人才，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增加了，而它不必投入成本培养人才，却得到了全国最多的、最优秀的人才为它服务。这不由使人想起了美国的绿卡制度，美国没有投入资本培养，却凭借绿卡制度得到了国外的优秀人才，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大城市的就业压力还不够大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边远地区、中小城市培养的人才不断流到大城市。一方面，大城市失业率增加，人越来越多，但这些城市却无法提供更多的机会，自然就业困难。另一方面，边远地区、中小城市人才流失严重，为了阻止人才流失，他们往往采取措施限制人才的流动。

樊纲所长认为，这种市场化的人才流动是谁都阻挡不住的。日后，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地区格局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边远城市和中小城市应该做的是，使自己的劳动力也流动起来。就是说，既然大城市吸收我的人才，那么也应该吸收我的劳动力。大城市需要控制规模，这种控制是必然的，但这种控制要一视同仁地进行。

尽管目前就业压力已经很大，但樊所长仍然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就业压力还不够大。等到这些城市就业市场饱和时，市场经济规律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决策最终发生改变，那时，将有部分人流动到中小城市，实现就业市场的自由配置。

缩小地区差异的根本途径是人的流动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流动到大城市来，必然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相反，那些边远城市既吸引不到人才，也吸引不到投资，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他们没有就业机会的话，那个地方的人口就会逐渐外流，可能导致那个地方逐步消亡。你怎么能指望青海能拥有像上海一样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那不可能!”樊纲所长认为，让人口流动起来，才是最后实现地区间平等的根本途径，人员不流动，地区差异永远缩小不了。

他指出，所谓地区差异缩小，地区之间平等是指地区人均收入的均等，人均资源的平等。例如青海等地的资源，分享的人减少，当地的人均收入就上去了。沿海、沿江地区经济规模虽大，但是人很多，每个人分享的东西很少，人均收入下降，最终两者实现人均GDP的均等。

因此，未来我国边远地区的人口不再增长、人员外流的状况是可以预见的。目前我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但是，樊所长表示看好沿海、沿江城市，认为以后我国的城市化建设规模大、真正提供就业机会多的是沿海、沿江高速发展的中小城市，而不是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

从立法上确立人口自由流动的基本权利

要达到人口的自由流动，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消除所有阻碍人口流动的、歧视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行为。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能够缩小，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下一代；国际之间的南北差距不可缩小，即穷国富国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是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允许劳动力流动。

“如果大城市只把中小城市的人才吸引过去，却把他们的劳动力往外推，这就不可能实现地区间的均等。我们有理由要求大城市为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并把这点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把阻碍劳动力流动，而不仅仅把阻碍人才流动的行为视作违法。否则中国的地区经济调整、地区差距缩小、人才作用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化等等都是一句空话。”

美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宪法修正案里明确规定：反对任何一个地区阻碍其他州、其他城市的人口进入，所有阻碍人口流动的行为都属于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这是重罪。樊纲所长认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他认为，这种观念应该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下来，也许我国现在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应该逐步在法律上确立人口流动的权利。“其他的物质待遇问题都可以暂时忽略，但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从宪法的层面上、制度上保证人口的流动不受制度的阻碍。”

很多社会问题都要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过去20年，我国的人口已经逐步流动起来，而且这种流动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相信今后的20年，我国在人口自由流动方面将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