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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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水

我忌谈哲学。用中国文字写成的哲学，跟中国当代生活无关。比如脏水。2005年9月我回到武汉，因为给我准备的房子并没有准备好，我不得不被安排在一家大学宾馆。盥洗室的水池盛满水并用过之后，我怎么也找不到拔塞的地方。脏水盛放了一夜，第二天我才知道，只要把手伸进水中，按一按底部的塞子，塞子自动弹起，水就会放掉。问题在于，为什么不用另一种方式设计塞子，使得放水时不必每次都把手伸进脏水?这个问题我几乎每次都问自己，每次都不得而知，因为我所住的学校公寓的水池，也是这样一种设计。每次洗脸之后，都不得不把手伸进脏水之中，以便放水，让洗干净的手，至少是右手，再脏一次!这样一种放水过程，类似某种惩罚。暂且称之为中式惩罚吧。

不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不”成了中国的时髦，尤其是对西方说不。其实，中国文化一向不是说不的文化，而是不说的文化。例如，不说谢谢，不说对不起。也就是说，别人为你做了事，你听不到一声谢谢。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也听不到别人说一声道歉。例子俯拾皆是。上周给学生上课，学习的重点对象作家是我本人。我透露了一个如果我不讲就永远也无从知道的秘密：就是我为什么近年来从翻译当代中国诗人转到了只翻译古代中国诗人的这个变化。原因简单得不能更简单：那就是当你挑选了那些诗人的诗，将其翻译成英文，花邮票投到世界各地的杂志，发表后又将载有译文的原刊和稿费的一半寄到中国，却从来都听不到一声谢谢，尽管那些人有我的地址，也有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有一个所谓的名诗人，甚至见面后都不说谢谢，反而令人厌恶地吩咐我今后不要小笔小笔地寄稿费给他，“最好”合在一起寄。

这种不说谢谢，也反映在一些研究生的身上，女的更不例外。最近一连有四个女研究生给我发电子邮件寻求帮助，我都一一地尽快地回了邮件，给予了帮助。这些人收到邮件后没有一个回电说声谢谢。我能接受这种不说文化，但我永远也不能习惯。

前几天我在去教学大楼的路上，碰到一起吵架事件，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了一个行人。行人坚持说：如果你一下车就说声对不起，这事就完了，可你凭什么撞了人还那么理直气壮?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一个经典的“中国事件”。我知道这场事件的结局：只可能越闹越大。从骑车人的口气来听，他就是不认为他错。不料没过两天，我就接二连三地险些被骑自行车的人撞。第一个差点撞在我身上的人是携重骑行，其实我站着没动，眼睛看着别处，正找寻我等的那辆载着我书的货车。他躲避我时有点驾驭不住，被迫下车。等我回过头来，只见他重新上车，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我因等待之中，没有跟他计较。今晚买了留待明早用作早餐的面包后走回家，突然又一辆携重的自行车在我面前戛然停下，差点撞在我身上。那个人――一个女人――一声不作，推着车就走了!气得我不行。

关于这个不说，我还要说两句。昨天在一家超市，一个员工抱着一箱货物，跟我擦身而过，把我撞了一下，我立刻条件反射地说：对不起!好像是我撞了他。他也跟着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感到比较舒服，尽管那一下撞得不轻，肩膀痛了好久。今天，还是在那家超市，我刚走到门前，一人掀开塑料条子门帘，“啪”地一下就泼了一杯脏水在地上。如果我走得稍快一点，这水就归我得了。我马上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倒水呢?那人转过背去，不理我了。我的感觉就好像那杯脏水泼在了我心里。

著名

现在可怕的不是不著名，而是著名，特别是“著名”二字。不久前看国内一篇介绍新人新作的文章，突然发现，里面提到的所有名字都冠之以“著名”，仿佛所有的人一夜之间都不再姓“赵、钱、孙、李”，而是姓“著名”了，叫“著名赵某某、著名钱某某、著名孙某某、著名李某某”了。这对我产生了一种始料未及的消极影响，一见到冠以“著名”的人物的文章，立刻翻过去不看。

1999年年底，我翻译的克里斯蒂娜・斯台德的长篇小说《热爱孩子的男人》在京出版，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了一个首发式。中方来宾中有一位女士问我：这个作家“有名”吗?言下之意是从来没有听说，怎么堂堂一国使馆居然会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者举行什么首发式!

对于这种希望作家名声“如雷贯耳”，但对作品本身并不专注，自身知识也十分欠缺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

2008年初，到我一本英文新书首发式来的朋友中，有一位澳洲纪录片导演。我把他介绍给一位华人朋友后，这位朋友脱口而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有名吗?我跟导演讲后，他大笑不止，连声说：famous director，oh，famous direc―tor!似乎不famous，此人就无存在的必要。

相比较而言，澳洲人的低调，几乎到了隐姓埋名的程度。一个中国人向人出示名片，恨不得把正反两面空间印满各种头衔，而我在一家澳洲公司教中文时，从该公司总经理那儿接过来的名片上，看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简单的名片，上面除了姓名和联系电话之外，什么都没有。

嫉妒

记得当年没出国前，把国外想象得好像白人连嫉妒这种人皆有之的情感都没有了。朋友常恨恨地说：中国人坏，嫉妒起来就在脚底下使绊子，哪像西方人，他们要嫉妒也是公开的，绝对不会搞小动作。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中国人怎么在对西方的认识上会如此弱智，如此小儿科?

从我认识的一些人的经历上看，白人对来自他族人的嫉妒与中国人相比，如果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是旗鼓相当。

随便举个例子。某某入围某大学申请教职的短单(shortlisc)，参加面试，结果大败而归，原因不言自明，不是因为能力太差，发表作品太少。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有能力，发表作品远远超过面试人员，而给对方造成很大威胁。这就不仅仅是嫉妒，而是戒备了。英文iealousy(嫉妒)这个词源自法语，jalousie，除嫉妒的意思之外，还指软百叶、遮光帘的意思。嫉妒，同时又戒备，就是发现外面有人想往里看，赶快把遮光帘扯上。因此，英文的嫉妒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就是防备、防范。你比我强，我自然嫉妒，于是立刻拉起百叶窗，扯上遮光帘，嫉妒得让你没有立锥之地。

再说远一点，当年澳洲不欢迎华人，不是因为华人太坏，而是因为他们太好，生存能力太强，什么都靠自己。因此当年那种嫉妒，造就了1900年的“白澳政策”，恨不得把澳洲变得雪一样白。到如今，那个政策早就“黄”了，但嫉妒这种人皆有之的情绪，依然随处可见，既黄也白，是不分种族的。

清富

上次碰到老钱，就想跟他谈这个想法，但想法记在笔记本上，事情却已隔数年，再也没有机会谈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忘记其核心思想。从前，我们钦佩一种知识分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却在忧国忧民，或思考天下大事。相对于清贫，还是有一种生活值得过，那就是“清富”，

这是我生造的一个词。根据今天(2010年6月5日星期六)在谷歌网上搜索的结果，简体中文仅有两条，我也就不去看它了，继续沿着我的思路谈下去。我所谓的“富”，是一种有节制的富。衣食无忧，不需要在此基础上吃得更灿烂，穿得更炫耀。有房自住，不需要让自己希望的地平线被一群无边无际的黑瓦遮暗。有车自开，也不需要把车换成众目睽睽的大牌。一切，都用三点水的“清”字清洁一下，腾出点时间，写点好的东西，看点好的东西，听点好的音乐，去点好玩的地方，结识几个值得结识的好友，远比好像拿今生抵前生之债一样，把点点滴滴的时间，换成滴滴点点的钱要来得痛快!清富，简单地说，就是清福。

、叫骂、叫卖

有时候，一个词用得不到位，整本书就会在那个地方露怯。今天刚刚开始看王刚的长篇《英格力士》。这本书的英文译者，今年三月我在香港参加文学节时碰到过。他把标题译成了English。这么译，意思是过去了，但言外之意却没有。比如，英雄的“英”怎么办?格物的“格”怎么翻?大力士的“力士”又怎么译?

这本书开头不错。用的是那种新疆人特有的汉语风格。第一章完结处，随着维语老师阿吉泰的告别，作者说了一句稀松平常，但又惊心动魄的话：“俄语走了，维语走了，英语就要来了。”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说尽了几十年的变迁。很有历史感。故事讲着讲着都还挺能看下去，直到主人公刘爱晚上在床上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这本书虽然是2004年第一版，但故事背景显然是在“”时期。对我们这些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别说是什么意思自己不知道，就连是什么样的声音，也从来没有亲耳听过，更不要说自己的父母了。这个词的使用，一下子就亮出了一个败笔。这就像高满堂编剧的《北风那个吹》里，当年下放的知青纷纷回城时，居然一个个拥抱告别一样，是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

当然，我自己没有听见声，并不等于别人没听到过。没有听到的原因，大约也跟那个时代的人时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有关。一家数口挤住在一个小小的空间，上有老，下有小，谁敢发出与爱、与有关的任何声音呢?可以这么说，好几代中国人，可能都是在沉默的状态下播种、生根、发芽、开花并结果的。

记忆中，撇开小电影那种，真正听到在中国本土的声，大约是在1995年年底，来澳四年半后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在武汉一家旅馆。那时候比较穷，住的地方也不太好，不仅晚上有人打电话骚扰，而且半夜过后还能听到隔壁隐隐约约的声和床板动荡的咯吱咯吱声。后来发现，不仅差的旅馆如此，无论多少星级的好旅馆也如此。

我读博士时，有位澳洲白人朋友曾告诉我，他时，叫声之响，连远在外面的大街上都能听到，以致后来出门，邻居相视而笑，笑而不语，也让他忍俊不禁。我惊叹的不是这些，而是他对此事的坦白态度。

“”时期听不到，但却经常可以听到叫骂。在我从小长大的母亲的单位里，有一个阿姨经常会站到大院子里，扯开喉咙骂她爱人。这个阿姨骂起来，什么肮脏的字眼都会用，用得最多的就是形容女人器官的那个字眼。我们这些小孩子，从她狂风暴雨的谩骂下走过，居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除了、叫骂之外，早年还有一样，是叫卖。一提叫卖，耳朵里就响起当年家乡小镇夏天的“冰棒啊、冰棒啊”的叫卖声，像唱歌一样。1999年回家乡小住，发现人们不再叫卖了。一个卖杂货的人，从我家窗户下小巷中推着自行车穿过时，放起了一段“十五的月亮”的歌，以吸引注意力。到了2006年，我到武大教书，连收破烂的都是一边骑车，一边把随身带的喇叭打开，播放事先录下的录音：收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旧水壶、旧衣服、旧鞋子、旧报纸，等等等等，声音老远都能听到。

在澳洲，所有这些声音都被消灭了。所谓发达，就是消灭有生命的声音。比如，你听不到鸡啼，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更不可能听到叫卖声了。在炎热的夏天，唯一能够听到的，是偶尔到街区周围一转的卖冰激凌的汽车，很清亮地响着一连串音乐声。你听着听着，知道它来了，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出去看看，等你决定好要去时，那车已经越走越远，音乐声越来越弱。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从来没到那种以音乐叫卖的车那儿买过一次东西。

只有一次，大约十多年前，在一年一度的Eltham的Monsalvat诗歌节上，我的一位澳洲诗人兼书店老板在那儿摆摊子。趁大家中场休息喝咖啡时，他扯开喉咙，吆喝起来：Comehere and have a look!惹得大家都朝他望去，有几位女士还微微皱起了眉头。他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的咆哮。如今，他已不在世了，但那咆哮犹在耳边，澳洲硕果仅存的英文叫卖声。

欧阳昱，诗人、翻译家，现居澳大利亚。主要著作有诗集《欧阳昱英文新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