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大学生“双言”现象的社会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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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将之看成是两个语言交际体系，还应该凸显在两个语言体系之间的社会政治属性，并在这种权力关系中考察语言主体的行为选择。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双言”现象，“双言”群体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行为与态度是矛盾的，纠缠于统一与差异保护之间。在不同的空间，针对不同的话题，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语言。在空间的转移中，体现的是“双言群体”在不同环境下进行社会认同的选择。对于用哪种语言谈论什么话题，则体现了“国族―地方”观念在语言选择上的映射。

关键词：双言群体 矛盾 权力

一、研究方法

在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现方言与普通话同时使用的“双言”现象。这种“交替使用”所带有的边缘色彩也为研究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便利。因而本文以在京山东籍大学生为研究单位，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这部分群体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希望能够折射出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并展示在这种关系下，语言主体是以怎样的心态参与其中。

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76份，其中有效问卷357份，有效率为89.3%。问卷的主要内容是山东籍在京大学生掌握方言和普通话的能力，以及对两者的态度。不过需要保持审慎态度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应该主宰社会现象的推论，量化方法应该吸收别的研究方法的长处”（凯西・卡麦兹，2009：序言）。单纯的数据统计并不能得到最真实的结论，这种看似“中立”的分析，有可能获得虚假的数据。量化方法还需要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还对在京山东籍大学生进行了个案访谈，以保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更为细致地了解他们的态度。

二、行为与态度的矛盾

从总体上看，山东籍在京大学生在对方言的使用和态度上存在很明显的矛盾冲突。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京山东籍大学生，无论是在普通话还是在方言的掌握程度上，表现得都比较良好，尽管山东方言存在不同的次方言区，但仅有不到10%的被调查者对本地方言掌握不熟练。

不仅是对方言的掌握程度，而且对于方言的态度上，被调查者大多都倾向于乐观，他们都认为方言会与普通话保持长久并存的局面（参见下表B）。

但是主观上的支持并不等同于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频率。调查结果显示，仅仅有1.85%的被调查者会在正式的公共交流场合中使用方言，绝大部分人会选择普通话。这反映了在京山东籍大学生对待方言的矛盾态度：认同并且能够熟练掌握方言，但是不用。在访谈中被访者多认同方言所代表的地域特色与价值，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

“我觉得方言还行吧，听起来挺土的。呵呵。但起码有我们的特色吧。山东台不还经常推出济南话的电视节目嘛，就小么哥。我们家就是济南的。我妈爱看，我也就跟着看一下。不能说特别喜欢，但看看还挺不错的。觉得挺亲切。”（访谈对象LYY，访谈编号07）

但当被问到在北京是否还看这档电视节目时，她表示：

“到学校我就不看了，那么多电视剧和电影，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这个。我在家也就是随着我妈看看。再说了，我在学校看什么小么哥啊？那得多别扭。黄渤那口山东话我都不怎么想听，更别说他了。”（访谈对象LYY，访谈编号07）

从对LYY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当空间转移到北京时，她倾向于将语言体系调整到“普通话状态”。她认为在北京地区如果再“听”或者“讲”山东话会很“别扭”。如果按照社会学的言辞，这种“别扭”实则是对社会认同的一种焦虑。“社会认同指的是别人赋予某个人的属性，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表明一个人是谁的标志。同时，社会认同也将该人与其他相同属性的人联系起来”（吉登斯，2003：38）。而当LYY在北京再看方言电视的时候，她会觉得这种社会认同出现了紧张，自己与周围其他人减少了共同点，无法实现有效的整合。

不仅是对其他语言群体，即使是在“老乡会”这种语境下，她依然选择使用普通话：

“在老乡会上，还有跟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山东话，老乡也得是一个县的，如果仅仅是山东人的话，我也不会用。”（访谈对象LYY，访谈编号07）

同样如此选择的GF也讲出了他的观点：

“可能我怕别人把我当成另类吧。你想啊，在学校里，别人都说普通话，我怎么可能说山东话啊，那不是脑残吗？虽说山东话全国人民都听得懂，可也别扭呀。说普通话就行了，大家都这么讲，交流也方便，也不显得那么另类。”（访谈对象GF，访谈编号04）

这是在访谈中发现的在京山东籍大学生的普遍观点，考虑到交流的方便，同时也会考虑到不去显得那么另类。“现代社会迫使我们发现自我，社会在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如何做出选择的指导的情况下，就让我们面临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机会，诸如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生活以及做些什么”（吉登斯，2003：39）在这次方言与普通话的选择中，更多的人选择了后者。

社会认同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他们存在“双重身份”，对于在京山东籍大学生而言，这种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在京”和“山东籍”本身就是一组冲突的词汇。当被问及山东方言的发展趋势时，被访者依然存在矛盾心态：

“我觉得山东话不会消失，你看山东那么多人，小孩从小生活在那里肯定得说山东话吧。这一代代的，山东人这么多。”（访谈对象LJ，访谈编号02）

可是当问及，“如果你以后生活在北京，会不会教自己的孩子说山东话？”时，被访者则进入了矛盾的选择：

“哎呀，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那得看我嫁给谁了，要是嫁给个山东人，说不定还会教教。要是嫁给别的地方的，那怎么教啊？我觉得吧，教的可能性不大，语言学习得有环境，周围要是就我一个山东人，别人都说普通话，我也说不出来，怎么能教孩子呢？”（访谈对象LJ，访谈编号02）

当然，也有被访者表示会让孩子学说山东话：

“会教，一定教，我还打算了，要是以后不再回老家，我会每年都让孩子回去学学山东话，还得让他下地干活呢。户口在哪里不要紧，怎么都是山东人。”（访谈对象LY，访谈编号01）

行为上向普通话趋近，但是态度上却对方言表示十分支持，针对“方言是落后的表现，普通话是文明的表现”这个问题，仅仅有4.2%的人表示赞同，有9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赞同或者非常不赞同。有将近70.6%的被调查者认为对方言有必要甚至是非常有必要加以特殊保护。但当被问及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时，被调查者又觉得不知所措：

“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吧，要是大家都说普通话，方言也就慢慢消失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虽然我是山东人，我还会说山东话，说不定我们的后代就不会了。”（访谈对象GF，访谈编号0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京山东籍大学生对于山东方言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认为山东方言会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却又在方言的传承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应该保护方言，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不去使用。这种矛盾可能是在京山东籍大学生双重身份所导致的角色冲突在语言选择上的体现。

他们本身是矛盾的，远离了家乡，身处北京，方言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了“他者”，在身份上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地方性”尽力淡化，在感情上对方言还存在亲切感。双重的身份，逼迫着他们选择“顺其自然”。而这种“双重身份”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变成了“双言群体”，在北京用普通话，在家乡则用方言。

三、权力与“发声”的条件

我国语言现状本身比较复杂，现代汉语就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越方言等七种方言区，各大方言区下还有多个次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都蕴含了一种文化系统。但在空间的转移中，体现的则是“双言群体”在不同环境下进行社会认同的选择。对于用哪种语言谈论什么话题，则体现了现实政治格局在语言选择上的映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布迪厄对索绪尔形式主义语言学展开了批评。他认为形式主义语言学“未能够把握语言结构与使用的社会、政治属性”（傅敬民，2010），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说话人有一种实践能力，一种“实践感”。借助实践感，说话人能够生产适用于当下语境的语言。换言之，山东籍在京大学生选择在北京采用普通话，不仅仅是为了交流的便利，也不仅仅是为了上文所说的身份认同，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实践”的需要，让他们在新的社会关系下“发声”。

按照后现代的言辞，“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发声”（李英明，2007：136-141）。能说话的人，必须确认他们在当下境况中有权说话，而听众则必须清楚说话人是值得倾听的（傅敬民，2010）。也就是说，语言表达者必须接受既定存的语言权力关系，在普通话与方言的权力谱系中进行自动调整。以保证自己有发言权，并且自己的发言能够被倾听。

颇值得思考的一点是，有将近7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掌握得比较好乃至非常好。

“拥有言语能力就意味着占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本，言语行为不仅仅表现为言说者根据自己对语言资本占有的状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更为重要的，言说者还会在具体的实践中采取一定的策略和技巧，从而使言语行为更有利于自己”（范国华，2009）。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何会有95%以上的被调查者在公共交流场合中使用普通话了：用普通话才能保证在公共交流中不处于劣势，自己的表达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倾听。这是语言主体作为“经济理性人”在“语言市场”上进行利益考量的结果。对于这一点，访谈者自身说得含糊而又隐晦：

“在公开场合？就是人多的地方？上课的时候？那我讲普通话，肯定得讲普通话啊，怎么可能讲方言。用方言也讲出不来啊。别人也没法听，要是大家都讲方言，那课就没法上了。”（访谈者ZCJ，访谈编号03）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普通话垄断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控制权，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参见下表F）。

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那么就没有资格在公共政治领域发声，不能将自己的观点与利益表达清楚，起码是没有更多的受众倾听。在这种格局中，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纳入到普通话体系中去，接受其中的权力秩序。按照葛兰西的术语，普通话已经形成了语言的“文化霸权”。在这种霸权体制下，作为方言的山东话是没法跟普通话竞争的。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方言，都没法与普通话竞争。因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符号与标签，“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布迪厄，1999：166）。那么在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上，这种对立所呈现的是民族、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如果从概念上讲，方言与普通话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方言”的意义本身就说明了这种语言体系只能为地方化的存在，而只能由普通话充当公共政治交流的工具。掌握交流工具的国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获得了“符号权力”，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能够进行有效的政治统和。

“嵌入到话语实践之中的意识形态在被弄得自然化或获得常识地位时，效力最大”（诺曼・菲尔克拉夫，2003：81）。这样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调查中，有78.9%的被调查者认为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也占到了24.6%。

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说这种对方言的认同是意识形态的虚假，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通话已经成了未来发展的趋势，权力结构决定了这种格局。

四、总结

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地方―中央”、“私人―公共”的关系。不过正如学者对于方言电视节目的研究所表明的，“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象征，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语言形式，却丧失了在大众传媒和经典文本中的合法地位。在公共领域中这种文化的失语症更是空前严峻”（韩鸿，2002）。将方言逼退到了私密空间，在这种权力格局下的语言主体，也只能在话语崇拜和方言迷失的矛盾心态下选择走向普通话，而将方言慢慢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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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尉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