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职场软暴力,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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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谋到一份设计师的职位。上班第一天,设计部主任程越带我大致参观了一下公司,并把我介绍给其他同事。在以后的工作中,程越从不掩饰对我的关心,处处照顾我。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进公司以来的第一个设计任务,为一家食品公司新开发的产品设计整套宣传方案。像我这样的新手,能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肯定有人在背后帮我,直觉告诉我,那个人就是程越。
我所设计的方案让客户非常满意,公司领导对我刮目相看,我知道程越功不可没,他给了我很多指导。下班后,程越约我到一家茶社喝茶,我一口答应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谢谢他。见面后,程越就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杨雪,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条白金项链。
“对不起,程主任,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程越见我推托,于是试探着问我:“杨雪,我对你很有好感,能做我的女朋友吗?”我很惊讶,自己很感谢他工作上的帮助,但对他并没有爱意,这个时候只有把话说绝了,才能断了他的念想。我说:“我找对象的要求不高,但年龄不能太大,比我大三四岁还凑合,再大我就不能接受了。”我知道程越比我大8岁,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难而退。但我又怕伤了他,说完这番话,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忐忑不安地站在程越面前。
程越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聊。”我以为,对于我的拒绝,程越尽管很失望,但并不生气;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我的拒绝,我以后的日子便不再有阳光。
自从我拒绝程越后,程越便不再跟我说话,我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好像没看见我一样。2009年11月一个周五的下午,程越兴致勃勃地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今天我请大家去歌厅唱歌,晚上家里没事的跟我走……”我们办公室总共有7个人,程越一个个点名问他们去不去,唯独不问我。
同事似乎看出了点什么,小声地问我:“杨雪,你去不去?”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去,程越根本没有邀我;不去,同事们肯定会瞎猜。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厚着脸皮去。
程越很活跃,跟好几位同事唱了歌。有人提议要我跟程越合唱一首,我不好扫大家的兴,也想改善一下跟程越的关系,于是接过话筒准备演唱,谁知程越却突然说:“我嗓子不太舒服,不想唱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程越一直在主动邀请别人唱歌,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时嗓子就不舒服?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同事们闹腾,心里感到异常孤独。
12月中旬,我因为生病跟公司请了3天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3天的时间,让我在公司的处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后来我才知道,我没去上班的那几天,程越召集设计部的人开会:“我们部有些新来的职员,才取得一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我希望大家不要跟坏学坏。”为了让同事们疏远我,他还把设计部的人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谈话。程越虽然只是设计部主任,但由于他在公司里参了股份,加上他在广告设计界颇有名气,使得他在公司里说话的分量很重。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被同事们遗弃了。只要我去上班,有说有笑的办公室马上会变得冷冰冰,每个人的面孔都是冷冰冰的,我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暖,好像一个人被丢在荒岛上。我开始害怕上班,害怕走进办公室,害怕见到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但我又不能不去上班,毕竟,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何况我的薪水不算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和程越有关,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取得他的谅解。
2010年3月7日,我鼓足勇气走进程越的办公室,希望能和他好好谈一谈,可他却装着没有看见我,故意把别人叫进办公室,没完没了地和那个人谈工作。我孤零零地待在一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羞恨,委屈,愤怒,一齐向我袭来。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坚强一些,坚强一些!”可我坚强不起来,身子仿佛有千斤重,我摇摇晃晃地走出程越的办公室,泪水夺眶而出……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看出我的情形不对,问我怎么了,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放声痛哭。我把几个月来所受的委屈都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气愤,说要找程越理论,我知道这种事情理论不出什么结果,程越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而且很多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
实际上,我的工资待遇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手头上的事情也不多,大多数时间里,我基本上是个闲人。别的同事没事的时候可以开心地聊天,我却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话。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2010年5月27日,程越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因为我爱你,希望你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等你回话。”如果说刚来公司那会儿,我对程越尚有一份敬重之心,现在,连这份敬重之心也没有了,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他,所以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程主任,你很优秀,但我一直把你当上司看,我想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感谢你在工作上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努力工作,报答你对我的深恩。”
程越没有给我回信,晚上,他突然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详谈。谈话只进行了20分钟,程越对我很规矩,话说得也很直白:“你说的没错,也许你并不是最适合我的人,可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在追你,你拼死不答应,让我这脸往哪儿搁?”我现在才知道,他这样做不全是为了爱情,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
难道为了顾及他的脸面,我就得接受他的爱情?我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求爱。这次谈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程越更加恨我。临走的时候,程越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像刀子。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却不敢上班,但我必须去上班。办公室里还是那几张老面孔,我挤出笑脸,和每个人赔着小心,却得不到他们的回报。快到中午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开始讨论买房子的事。这是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话题,大家聚在一起争论不休,气氛异常热烈。受这种气氛的感染,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要说买房的事,我有发言权,前段时间我爸妈想换房子,我替他们到市场上转了一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有几个人便离开了。大概只有一分钟,所有的人都散了,刚才热热闹闹的讨论会,由于我的加入瞬间被瓦解。每个人都不说话,大家都闷着头干自己的事,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儿,竟然没有勇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短短六七米的路程,我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我跌跌撞撞地离开办公室,跌跌撞撞地下楼,跌跌撞撞地跑回家。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上班,甚至不敢上街,只要一走近写字楼,我就浑身哆嗦。为了治我的病,母亲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患了工作恐惧症,要慢慢进行心理疏导。不久,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了我的聘约。
2010年7月6日,母亲陪我来到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的帮助下,我将程越和公司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公司恢复聘约,承担我今后的治疗费用,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3万元。程越听说我要告他,买了很多东西到医院来看我,并表示今后一定尊重我,不再让我难堪。公司领导亲自到我家“拜访”我,还给我送来一张新聘约。我从法院撤诉。虽然重新获得了工作,我却不敢去上班,我不知道,事隔两个月后,当我重新走进办公室时,会有怎样的面孔在等着我。
编后:职场软暴力不仅存在于企业单位,也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由于表现形式比较隐蔽,在法律上不好定性,受害人也难以举证,所以很多人在遭受软暴力后束手无策,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愤而辞职。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二是精神伤害的程度不好衡量,赔偿额度也没有硬性规定。但近年来,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多和社会工作节奏的加快,办公室软暴力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仿效西方国家制定《精神伤害法》,对各种精神伤害做详细的分类和量化,使软暴力受害者在索赔时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