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权利”听着像”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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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体制内的学者，却从不安于书斋斗室。他为民请命，但也给官员讲课。他是微博时代的”公知”， 但线下则热心地做着”随手公益”。他有宿敌，有同盟， 还有那些称其为”于老师”的”兄弟姐妹”。他有著作， 有身份，有匪气，有一条叫”威威”的黑狗，还有一间远在京城东郊的”别野”。
京城六月最热的这一天下午，于建嵘在生气。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短袖格子衬衫、大裤衩和大拖鞋，坐在摇椅上，时而身子前倾，时而身子后仰，挂了电话，转头对坐在沙发上的志愿者王强说：“一定要搞清楚，东西不是给政府的，是给老百姓的！”
“挨骂”的是电话里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前阵子云南宁蒗闹地震，这姑娘太热心，还没跟于建嵘商量，就跟红十字会联系上了，说可以捐赠衣物。结果，几千件衣服都装车待发了，那边一听说是旧衣服，不要了。“这件事搞得我很郁闷。”于建嵘说。
被一部分人质疑、讥讽乃至攻击，但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支持、拥护和爱戴。这个下午，于建嵘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实验，就是把我的理论变成可操作的东西”。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于建嵘做“随手送书下乡”。任由农民自行申请，由他在微博上发起募捐，然后再征集志愿者，送书下乡。他不搞仪式，不搞排队领书，不设驻点志愿者，书不捐学校，也不送村委会，就送农民本人，条件只有一个：你愿意做志愿者，管理图书并对村民开放。这可以“培养绅士意识和社区意识”。
目前全国七十多个捐书点，书的受赠人多数成为“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有地位？”于建嵘自问自答：“你们家小孩要来我们家看书，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再说，就算成效不好，不续捐就好，反正也没有损失。“
对于建嵘来说，进既轻松，退又从容，不追求规模和正规化，更无需精心策划，让所有参与者都无心理负担，是为“随手”。
“随手”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去年1月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之后，“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街头救助”、“随手关爱乡村教师”等项目继而兴起，最终汇集为“随手公益基金”。“很多人的思考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所有的思考就是参与最重要，在我这里参与永远是第一的。”于建嵘说。
1999年，他沿着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
于建嵘的为人处事，常常打破人们对于学者的惯常想象。“他们对我的心态很复杂─这个家伙是野路子”。
1980年代，于建嵘从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做过两年《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辞职做律师，八年之后，退出律师行业，带着人生赚到的第一个200万，回归在大学时立下的誓愿，转而研究中国农民。
1994年，于建嵘开始“游学”，只身一人，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三年之后，拜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1999年，他沿着考察湖南农村运动的路线，用脚丈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两年后，于建嵘出版《岳村政治》一书，备受学界关注。他试图通过描述和分析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有学者认为，该书开三农问题实证研究风气之先，并引出学界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华师风格”和“华师学派”。
2001年5月，他进入安源煤矿，访问近千名煤矿工人，是安源煤矿第一个下井的博士，有媒体这样报道他的感受，“我不下去，怎么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底层代言人”、“农民皇帝”。于建嵘讨厌这些被贴上的标签，但挥之不去。他看似随意但又小心翼翼地化解求助者对他过高的期待，“他们不可能拖累我，因为我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什么承诺”，例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有一个上访者求助，于建嵘说，“你抱着我哭我也帮不了你啊—我没有权力”。
于建嵘的同情心、正义感，跟他对中国农民复杂人性的了解混杂在一起，因而五味杂陈，但最后只能承认，“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大伤害的事情，要是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你也没法做”。
于建嵘说，“你想，一个流浪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说，这个人有流氓气匪气，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也没想得到什么，本性是这个样子。”
由于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于建嵘口中的“权利”听起来总像是“旋律”，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看重的关键词了。
去年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议甚大，但他对质疑和辩驳的声音不屑一顾，认为反对者们无视儿童的基本权利；有人指责他为“刁民”代言，比如说土地拆迁中漫天要价的人，他也嗤之以鼻，认为，“应该得多少，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拆他的房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是错的”。
与其说于建嵘是一个立场分明的社会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深谙国人性格的观察家。因此，像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并不排斥，相反，从2009年至今，他给中低层政府官员讲课之频繁，也授他的批评者们以把柄，后者认为，于一方面赐民以矛，另一方面又授官以盾，做派矛盾，令人费解。
于建嵘的理解则相反，“实际上，我跟官员讲课是分析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你们犯了什么错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又应该怎么做，”于建嵘接着说，“比如说尊重基本权利，尊重司法，这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官员的利益也没有根本对立，不能用简单的对立的想法去理解一种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