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与大豆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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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荷兰拉博银行一份题为《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的研究报告，作为全球最大宗的农产品交易，中国从阿根廷、巴西和美国每年进口总价值达200亿美元左右的大豆（2008年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进口大豆的消费占比已高达80%以上，世界大豆出口量（多数为转基因大豆）的60%都在涌向中国市场。
而引发这种大豆生产和贸易链条巨变的，却是跨国资本对农业的深度介入。在资本的逻辑里，大豆不再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能够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够为资本谋取巨额利益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谋求的往往不仅仅掌控某个环节，而是上下通吃、不放过产供销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跨国公司全方位垄断的目的当然是谋取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粮食安全和生存安全问题：欧美跨国资本已经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依赖大豆进口的亿万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或许，这也是近期国务院国资委主要领导密集调研中国华孚集团、中国储备棉总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中国农发集团、中林集团、中盐公司、中储粮总公司、中纺集团等8家中央企业的应有之意。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以实际行动保障粮食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各类中国企业，尤其中央企业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与光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发展壮大中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跨国企业，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为我国著名的国情研究专家，王绍光教授在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屡屡发声，从学术理论和政策制定多个层面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他与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更是直接推动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改革。近期，本刊就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豆进口和农业安全问题，专访了王绍光教授。
从90%到5.55%的溃缩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关于大豆问题和农业安全的一系列表态，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关注大豆这样一个似乎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
王绍光：虽然我对大豆的研究是最近的事情，但是我对大豆涉及粮食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大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耳熟能详的作物。它本身对人类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大豆是一种含有高营养价值的原始作物，尤其对物质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食品的营养价值显得更加珍贵；同时大豆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蛋白质来源，大豆类产品（鲜豆、豆芽、豆腐、豆奶等等）是亚洲饮食的基础，而大豆油更是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构成了世界食用油生产的一半；豆类食物不但占据着世界食物生产超过60%的份额，而且在蛋类、家禽、猪肉、羊羔肉、牛肉和鱼类生产的饲料方面均是首选。大豆不仅富含蛋白质，而且价格相对低廉，这些都是大豆这种食物资源的优势，足见其是相当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记者：您最近表示中国已经由大豆出口国变成了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王绍光：历史上，中国的大豆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从那时起，中国就已经种植大豆了，直到二战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约90%。大豆在中国种植收获了不错的产量，中国的亚洲邻居（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和北印度）也开始种植大豆；在欧洲，大约是18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豆的生产；在美国，1765年大豆首次被当作“中国的野豌豆”（Chinese vetches）介绍到北美殖民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豆农业才在美国真正起飞，美国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主导了世界大豆生产。
1961年，美国生产的大豆已占世界总量的68.7%；而位居第二的中国，大豆产量份额跌至23.3%。不过，那时其他国家生产的大豆总量加在一起也才8%。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农业在拉丁美洲飞速发展起来。1974年，巴西的产量超过了中国，1998年阿根廷的产量也超过了中国，2002年巴西和阿根廷的总产量又超过了美国。到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只有区区5.55%，而美国的份额是31.88%，巴西的份额是28.67%，阿根廷的份额是18.73%，就连本来不怎么生产大豆的一些国家，份额也达到历史新高的15.16%，其中印度的产量达到1228.2万吨，比2004年几乎翻了一番，相当于中国产量的85%。也许再过几年，印度的大豆产量也会超过中国。
同时，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在逐年攀升。1964年消费量不到800万吨，到2010年已经跃升到近7000万吨。与消费量迅猛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豆的生产量，从1964年到2010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巅峰时期也不过1700多万吨，比1964年仅翻了一倍。2010年中国大豆的生产量是不到1500万吨，而消费量却高达7000万吨，这中间的差值只能依赖进口。1964年中国大豆基本不需要进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其后，大豆进口迅速增长，到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占消费的比重已经高达80%以上。2012年，中国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比上年增加1.53%，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大豆，主要来自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从全球大豆交易来看，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市场还微不足道；到二十世纪最后两年，中国市场的份额才超过10%。然而，从那时以后，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市场的比重飞越增长。现在，世界大豆出口量的60%都涌向中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根据2010年荷兰拉博银行一份《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的研究报告，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冷冻鱼、羊毛、棕榈油、棉花等各种农产品，但最大宗的农产品交易是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大豆，总价值加在一起达二百亿美元左右。
大豆对跨国资本的诱惑
记者：从您简短的介绍中，我们看到了一幅近似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近年来从报章新闻中得知，国内的豆农日子很难过，他们往往为大豆卖不出合理价钱发愁，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减少大豆种植面积。为什么国产的大豆打不过进口的大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
王绍光：总体上，是跨国资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整体介入，而导致大豆实现了从单纯食物向资本投资对象的转变。
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农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逻辑有较强的抵制。前面也提到过，直到20世纪初，中国一直是大豆生产的第一大基地，当时国家之间很少有大豆贸易。引起大豆生产区域和大豆贸易巨大变化的，正是跨国资本的介入。以日本的三井物产，丹麦的宝隆洋行（East Asiatic Company），俄国犹太裔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尔金父子公司（R.M.Kabalkin and Son，Inc.）等为代表，它们于1908年开启了向欧洲出口大豆的贸易，大豆从此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有了资本介入以后，大豆就不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变为商品。
大豆吸引资本介入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从来不会以物品本身的性质来为其定性，而是把它们视作贸易的标的。在资本的逻辑里，大豆不再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能够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够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商品。的确，大豆对资本的最大诱惑在于它适合于资本密集的大规模栽培。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在其他地方，到大豆产地看到的，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大田作业。目前世界上的大豆生产集中在四个国家，即美国（40%以上）、巴西（25%左右）、阿根廷（15%左右）与中国（6%左右）。四国的产量达到全球总产量的近九成。其他国家，如印度、加拿大、巴拉圭也生产大豆，但他们各自的产量不大。而大豆及其产品（豆油与作为饲料的豆粕）的消费遍布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对它的消费。由于大豆只在有限几个国家生产，只有经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亿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才能消费到大豆与大豆制品。
这样一来，大豆的产供销链条变得很长，从资本投入到种植、到贸易、到加工、再到消费，产供销链条变得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对资本家来说，从链条的每一级抽取利润都是可能的。
记者：在这个复杂的大豆供应链条上，是谁在起控制作用呢？是谁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做大豆贸易呢？又是谁控制了把大豆加工成豆油与豆粕的过程？豆农、贸易商、加工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绍光：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明确资本在大豆产供销链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居于何种位置。在数百万的豆农与数十亿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长长的大豆产供销链条，而在这个链条里的每个环节上都有跨国公司的渗透，包括对农业投入（如种子、农药、化肥、农机）、贸易、加工、零售等环节的投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跨国公司谋求的往往不仅仅掌控某个环节，而是上下通吃，不放过产供销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目的是谋取利润最大化。
记者：跨国公司何以能够成为控制大豆产供销链条的主体呢？
王绍光：跨国公司成为大豆产供销的主体，说到底就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雄厚的资本，并且能够轻易地从各国银行获得进一步融资，这样的能力是个人经济体、普通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资本是助推世界大豆产供销一体化的关键因素。由于具备这些优势，在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以及零售）上，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就足以形成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控制。而这些跨国公司追求的只有一样东西：为资本的所有者谋取最高额的利润。
这些跨国公司与全球金融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拥有雄厚资金的投资者（包括大公司、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信托、银行）可以于数秒内在世界范围内动用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寻求最快和最高的回报。近年来，国际流动性十分充裕，但金融市场却相当滞怠。为了追求稳固的长期投资收益，金融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全球食物生产和农产品贸易。这使得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很容易筹得海量资金。利用这些资金，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开启新业务，可以收购国内较小规模的公司，可以到世界各国收购大量公司，也可以并购大型竞争者。这一切都有助于这些跨国公司扩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强化它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各个环节的控制。
一帮老大、基因武器和他们的小伙伴们
记者：跨国资本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密切，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大豆产供销领域的跨国公司情况，以及跨国资本对大豆产供销的控制和垄断是如何实现的呢？
王绍光：在这些跨国公司中，主要有五家大型公司控制了全球的大豆产供销链条。它们分别是：孟山都、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在种子和生产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投入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孟山都公司；而在种植、贸易和加工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四家公司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简称ABCD四大粮商。换句话说，这五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大豆供应链的所有环节。
而为这五大跨国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的国际债权人有很多，包括荷兰的荷兰银行、荷兰商业银行、拉博银行；法国的巴黎银行、里昂银行、法兴银行、法国农业银行；美国的美洲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德国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集团、英国汇丰银行、意大利联合银行等很多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有了这些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这五大跨国集团才能更有力地渗入大豆链条中所有环节的业务，并不断在其中呼风唤雨、快速扩张。
首先，我谈谈跨国资本对种子的控制。直到1990年以前，没有人能控制大豆种子。那时，种子几乎完全掌握在豆农与国营育种公司手中。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个情形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几家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先正达（Syngenta）、拜耳（Bayer）、陶氏化学（Dow）、杜邦（Du Pont）先后开始介入种子行业，大力推动种子供应的商品化，也就是以剥夺农民种子控制权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1996年，孟山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转基因大豆品种：“抗农达（Roundup Ready）转基因大豆”，其特点是不怕孟山都自己生产的农达型（Roundup）除草剂，农民什么时候对作物喷射除草剂都可以，不必等大豆生长到足以承受化学物质的时候才喷射。
从1996年开始，在跨国种子公司的推动下，各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都在快速扩大，包括玉米、棉花、油菜籽，但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扩大的速度最快，尤其是在阿根廷、美国和巴西。在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占大豆种植总面积的比重于2 000年便超过90%；几年后，这个比重在美国也跨过了90%大关。与阿根廷毗邻的巴西曾一度花大气力抵御转基因大豆的入侵，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到201 0年，转基因大豆已占美国大豆种植总面积的93%，占阿根廷大豆种植总面积的99%，占巴西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6%，世界平均水平也已经接近80%。转基因大豆的种子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上面提到的那家公司——孟山都。从2004年算起，世界上超过90%的转基因大豆种子都来自这一家公司。这使得作为种子和农用化学品供应商的孟山都在与豆农打交道时可以颐指气使，不可一世。
记者：您介绍了孟山都对全球大豆种子的高额垄断，跨国资本对种植的控制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王绍光：大豆的种植模式有两种，一是少数大型种植园，二是大量个体豆农。在阿根廷和巴西，第一种模式占主导。比如马托格罗索州长、巴西国家参议员玛奇（Blairo Maggi）拥有的玛奇集团（Andre Maggi Group），在巴西拥有20万公顷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豆种植户。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种植园平均拥有约为1000公顷土地（或15000亩土地），是中国农民想都不敢想的规模。而新出现的种植园规模往往更大，可以达到10000到15000公顷之间。这些大型种植园一般集中在大地主与跨国投资商手中。
即使在阿根廷与巴西也存在第二种模式，即千千万万个规模不大的大豆种植农场。就农场数目而言，他们占绝大多数；然而，就土地拥有量而言，他们却只占有很小一部分。换句话说，大豆种植是以极少数所有者控制着极大量土地的方式进行种植的，单兵作战的小农户实在是微不足道，只能受人宰割。
跨国公司控制小型大豆种植户的一个手法是合约式种植。在巴西，35%的大豆生产采取合约式种植的形式，缔约的一方往往是跨国粮商。利用欧美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ABCD四大粮商不时扮演银行的角色，向豆农提供贷款，豆农拿到的贷款通常直接来自于这些跨国公司。除了贷款，这些跨国公司还为农民提供种子、肥料和其他农用化学品，其回报是收获季节的大豆。例如，在2004年，邦吉一家公司便独自为巴西农民提供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各类农业投入。其他跨国粮商也是各类农业投入的提供者。虽然这些跨国粮商通常不直接在大豆种植方面进行投资，但合约式种植实际上得以间接控制大豆供应链上的种植环节。
记者：您介绍TABCD四大粮商和其他跨国资本的合约式种植，那么跨国资本如何实现对贸易的控制呢？
王绍光：表面看来，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三个国家掌控了大豆的出口端，中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占据了大豆进口端，但事实上，大豆从出口端到进口端的贸易活动并不是由这些国家掌控的，而是由跨国粮商掌控的。跨国粮商往往在出口国掌控了出口，在进口国掌控了进口，大量的交易只是发生在跨国粮食企业内部，即各分公司之间。大豆供应链的贸易这一环节牢牢掌握在ABCD四大公司手中（其他大宗农产品也大同小异）。衡量大公司霸主地位的一个指标是CR3，即最大三家公司占据某类市场的份额。早在2001年，美国大豆出口的CR3已达到65%。这也就是说，三家公司控制了当年美国大豆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1990年，巴西大豆出口的CR3只有34%，1998年升至43%，而到2001年已超过60%。巴西有二十万大豆种植户，但他们的产品只能出售给五家大宗产品贸易公司。与针对豆种的控制不同，全球粮食贸易由几大粮商控制的局面由来已久。在ABCD四大公司中，至少有三家，即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从19世纪中后期便开始这类贸易活动了。
跨国公司在大豆贸易中占据霸主地位，这使得世界市场上的大豆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公司内部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因为这些公司既可以影响大豆产地卖出多少大豆，也可以影响大豆销地收多少大豆，市场两端的“出”与“进”全是自己在运作。与这些“大鳄”打交道的农民们就比较惨了，他们不小心就会因这些公司的价格操纵而受到伤害。
同样，跨国公司建有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拥有海量市场供给、需求趋势的即时信息，而且他们的内部交易市场不对外开放。这对独立贸易商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商。如果他们在跨国公司到来之前已经存在，后者可以很快把前者挤垮、吞并。如果他们不自量力与跨国公司在同一市场运作，充其量只能捞到些残羹剩饭。
虚胖的中国大豆压榨产量
记者：这真是骇人听闻，跨国资本往往在大豆出口国掌控了出口，在大豆进口国掌控了进口，大量的交易只是发生在跨国企业内部。那么，跨国资本是如何控制大豆在全球的加工呢？
王绍光：ABCD四大粮商在全球范围内对大豆加工市场也不放过。这里我们也可以用CR3或CR4来衡量大公司的霸主地位，它们分别表示最大三家或四家公司占据此类市场的份额。据统计，大豆压榨业的CR4在美国达到80%（2002年、2007年数字），在巴西达到43%（2004年数字），2004年在欧盟也达到80%（2004年数字）。阿根廷的情况更极端，CR3就高达85%（2010年数字）。
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渗入新市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挤占当地的大豆加工市场：一方面他们通过大量购买当地加工厂的股份，一步步蚕食，最终夺取其控制权；另一方面，他们在当地建设新的加工厂，并迅速增加其产能。掌握了加工环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锁定来自这些大公司的进货。近些年，ABCD已经开始减少他们在北美的大豆压榨产能，而增加在新兴市场的产能，尤其是在中国的产能。二十年前，全球大豆压榨业中，美国一枝独秀。1992-1993年间，在世界大豆压榨产量中，美国是3481万公吨，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达39%；巴西占17%；阿根廷占9%。三国加在一起，占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欧盟国家的16%，已达全球的80%以上。而中国那时的产量只有449万公吨，是全球的5%，略高于日本的4%。
短短二十年以后，全球大豆压榨业的布局已决然不同。美国的产量已从2006-2007年的峰值4919.8万公吨，下降到2012-2013年二月底的4395.3万公吨，六年间跌幅达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产量从3597万公吨猛升至6565万公吨，六年间升幅达82.5%。如果从占全球大豆压榨产量的份额看，现在中国已以28.3%稳居第一；美国以18.9%退居第二；阿根廷以16.1%超过巴西的15.9%，分别排第三、第四；欧盟27国的加总份额是5.1%，排第五。
记者：这样来看，中国占全球大豆压榨产量第一，不是形势大好吗？
王绍光：表面上看来，中国的大豆压榨业似乎繁荣兴盛，形势大好。自1992-2013年以来，中国的产量已经在二十年间翻了几乎十五番。这样的例子恐怕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今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大豆压榨并不一定由中国企业控制。
1999年外资开始大举进入国内大豆压榨行业以前，中国土地上的大豆加工企业基本上都是内资企业。直到2000年，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仍占全国产能的90.3%，占全国实际大豆压榨量的91%。而在2004年前后，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波动，众多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后，却痛心地看到大豆价格骤降。此时，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球73%的粮食交易，不得不怀疑大豆行情的大起大落是否有什么蹊跷。不管大豆行情这种过山车般的变化原因何在，其后果是导致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几乎全军覆没。那时，国内油脂企业普遍遭遇严重困境：生产会亏损，不生产也会亏损。不仅小企业如此，一些大、中型企业也未能幸免。数据显示，那段期间国内压榨企业70%停产，大量企业倒闭。中国的“大豆危机”正好为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窥探已久，而且资金雄厚的外资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形势急转直下，ADM、嘉吉、邦基、路易·达夫、丰益国际、托福、来宝等国际大豆主要供给商通过参股、控股、收购等低成本扩张方式攻城略地，大举进入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由此加快了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的整合步伐，外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与实际压榨量的比重迅速攀升，内资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到2007年，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产能为4920万吨，占全国的63.9%，比2000年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实际大豆压榨量1768万吨，占全国的52.0%，比2000年下降39.0个百分点。同期，外资企业压榨量从9.0%快速提高到48.0%。
2008年，国家实施扶持国产大豆政策之后，大豆压榨业的局面才没有进一步恶化。2010年，国企压榨量占整个行业的30.34%，外资约占37.24%，民营企业占32.42%，形成“外资主导、大型国企次之、民营企业补充”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国企与民营企业也往往有外资的参股，外资控制的压榨量比重实际上更高一些。
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豆油领域，国产豆油的市场份额更低。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统计，2005-2006年度，国产大豆压榨数量740万吨，占国内榨油消费总量20.85%。此后一路下滑，2008-2009年度，国产大豆压榨数量跌至220万吨，只占国内榨油消费量的5.23%。国家实施扶持国产大豆政策之后，2009-2010年度，国产大豆压榨加工数量回升至600万吨，仍低于五年前的水平，占榨油消费市场份额为13.64%。据有关单位测算，最近两年国产大豆压榨数量占国内榨油消费量的比重只有10%左右。
如上所提到的，跨国粮商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控制加工环节，除了攫取产业链这个环节上的利润外，更重要的是锁定大豆来源，即从他们控制的外国产地进口大豆。近年来，进口大豆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与外资建厂密不可分。控制全球90%的大豆贸易的四大粮商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实际压榨能力后，也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他们从南美购入廉价大豆、从美国购入享受巨额农业补贴的大豆，再高价转卖给在中国的压榨企业，赚取垄断的贸易利润。同时，他们独资与控股的加工企业，还可以赚取加工利润。
跨国粮商之间的纵横捭阖
记者：跨国资本控制了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好几张皮。您此前提到过跨国粮商之间的联盟或合谋，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王绍光：不用问，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几乎控制着大豆产供销链条从基因到货架的所有环节。由于每个公司控制的环节存在差异，这些跨国公司还通常会组成形形的联盟，从合资、合伙、长期合同协议到其他形式的战略联合。总而言之，这些类联盟体现的是他们之间的共谋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这类战略联盟并非由某家企业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由多家企业形成非常紧密的合同关系网络，以便增加他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各个环节的控制。
孟山都与嘉吉于1998年各出资50%组建的合资企业——瑞耐森有限责任公司（Renessen LLC）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孟山都与嘉吉这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策略非常不同，却走到了一起，目的是将孟山都在种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优势与嘉吉在粮食加工、销售、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瑞耐森有限责任公司的任务是为粮食加工与饲料市场开发与销售转基因产品，包括转基因大豆（还包括转基因玉米、小麦及其他油料作物）。相似的例子还有ADM与制药及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诺华（Novartis）的合作。一般人只知道诺华是世界上第二大制药厂，其实它在农用化工产品方面也是一只“大鳄”，涉足全球50多个国家的市场。2000年，诺华将其旗下的涉农部门与另一家公司合并，组建了先正达公司（Syngenta），先正达生产类农业产品，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种子（杂交种子与转基因种子）公司。通过这项联盟，拥有庞大加工网络的ADM可以与更多的农户直接打交道，在种子、农用化工产品方面占有优势的诺华则可以为使用其产品的用户确保下游市场。
这些合作都显示了沿产供销链条纵向联手的趋势，由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投入企业（农药、化肥、种子、生物技术巨头）与世界上最大的粮商（从事贸易、加工以及市场营销）联姻。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处理与加工设施，以保证使用他们产品的生产者拥有下游市场；反过来，通过加强与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国粮商也可以强化他们对豆农与原材料的控制。在这些联盟内部，不存在开放市场的问题。因此，从转基因种子到货架上的最终消费品，在整个产供销过程中，竞争与价格就没有发挥什么角色了。
跨国粮商之间的横向联盟也十分常见，如路易·达孚与ADM在1993年的合资项目，邦吉与嘉吉在1995年的交换合作，路易·达孚与嘉吉在2001年的合资项目等等。
这些纵向与横向联盟的强大力量使得市场的竞争空间紧缩。研究者一般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当四个最大的公司的市场份额的总和超过行业的40%时，市场的竞争性就开始递减，导致顾客支付的更多，厂家的利润更高。而现实情况是，这几大跨国公司与他们战略同盟的市场总份额已经远远超过40%，这使人不由怀疑其他参与者是否还有可能与他们在这些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记者：跨国粮商之间的相互合谋、合资或合作，让我们深感惊讶。看来，“自由竞争”只活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全球高度垄断的农产品市场里，受益方肯定都是这些跨国粮食巨头吧？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垄断利益呢？
王绍光：是的。在几大跨国资本几乎垄断了大豆产供销链条所有环节的情况下，受益方毫无疑问是像孟山都和ABCD这样的大公司。
千百年来，农民都是在收获后储存一部分作为来年使用的种子。但1996年他们使用上孟山都的种子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农民第一次从孟山都购买它的转基因大豆种子时，需要签订一个“技术使用协议”，这份协议充斥着让人头痛的法律与技术名词，很多农民看不懂或没有看这份协议就签了字。而协议的要害在于农民购买的种子只能使用一次，禁止农民在收获时留下转基因种子进行再播种，除非他们向孟山都缴纳不同名目的专利费。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种植模式被打破了。为了让农民就范，孟山都不止一次采取“杀鸡吓猴”的方式，把它认为违反“专利”的农民告上法庭。
巴西本来禁止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豆种。那时孟山都一边游说巴西政府放弃对转基因豆种的限制，另一方面对巴西豆农种植从阿根廷走私进来的转基因豆种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两个原因后来迫使巴西政府放弃了对转基因大豆的禁令。一个原因是，种植走私转基因大豆的豆农越来越多。到2000年，巴西南部已有20%-40%的大豆是转基因大豆。另一个原因是，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对巴西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目前，巴西生产的大豆85%都是转基因大豆。一旦转基因豆种合法化了，孟山都就站出来收费了。它与两大跨国粮商嘉吉与ADM达成协议：在收购大豆时，粮商会检验它们是否属于“抗农达”品种。如果是，他们将向豆农收取每吨7美元的专利费，收入与孟山都五五分成。不满的巴西豆农为此一直在与孟山都打官司，但专利费还得交。由于巴西是世界第二的大豆生产国，增长迅速，孟山都期待从中获得巨大利润。
然而一旦用上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一个地方的农民再想回到原来的种植习惯就不容易了，因为他们也许没有留下原来的种子，或已为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花大价钱购置了相关设备。真可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除了上述种子协议，孟山都与其他大型跨国种子公司大举收购、并购其他种子公司，或与其他种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孟山都在过去几年花在收购、并购的资金就达300亿美元。到2008年，全球主要农作物（包括大豆）种子市场的三分之二被十家公司控制，其中孟山都居于翘楚地位，独占22.4%。在大豆种子领域，孟山都及约两百家关联公司现已控制了美国市场高达93%的份额，美国豆农们几乎全都使用着孟山都的“抗农达”型豆种。
通过其垄断地位，孟山都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豆种价格。从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间，豆种价格增长了63%；而在接下来的12年间，豆种价格飙升了211%，几倍于同期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涨至53.2美元一蒲式耳，比1995年贵了四倍。在孟山都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豆农却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重的负担。1997年，豆农在种子上只需花费其收入的4%-8%，而到2009年，种植转基因大豆的豆农需要花费其收入的16.4%来购买种子。其实豆种只是孟山都的收入来源之一，“抗农达”豆种的特点是有利于放心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型除草剂，而不伤害豆苗。本来，孟山都之所以研发“抗农达”豆种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或扩大其“农达”型除草剂的销售。因此，推广“抗农达”种子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卖种子赚钱，另一方面卖除草剂赚钱。
自1996年推出转基因豆种以来，孟山都的净销售额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1996年，它的净销售额不到30亿美元，此后快速上升，到2012年已达135亿美元，是1996年的4.5倍。
记者：相比孟山都，ABCD四大粮商的情况又如何？
王绍光：与ABCD四大粮商相比，孟山都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如嘉吉的净销售额是孟山都的近十倍，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与孟山都一样，这些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大鳄们近十年来也是所向披靡，大有斩获。如果以中国开始大举从国际市场进口大豆的1999年作为起点，在十年后的2012年，ADM的净销售额增长了4.8倍，邦吉的净销售额增长了7.55倍，表现相对最差的嘉吉净销售额也增长了2.93倍。作为私人公司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Group）从不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只有它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近年来偶尔公布销售业绩。因此有关这家公司的数据既不完整也不系统。但它仍然告诉我们，在短短四年间（2008-2011），其大宗商品公司的净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
这些跨国粮商不仅销售上去了，利润也水涨船高。从2001年以后，ABC三家的利润都大幅攀升，与此前的1996-2001年间形成鲜明对比。路易·达孚的业绩也同样亮丽。
如果让市场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运作……
记者：您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波拉尼的名言，如果让市场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运作，将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欧美跨国公司对全球大豆产业的垄断带给了我们所生存的自然与社会怎样的影响呢？
王绍光：在资本受益的同时，付出代价的是人与自然。代表大资本的ABCD四大粮商与孟山都如何在方方面面危及普通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先看国际大资本参与大豆产供销链条对出口国的小农的影响。推广抗除草剂的转基因豆种促使大豆的种植方式发生了根本l生的变化。新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超大土地规模、资本密集、严重依赖农用化学品（农药与化肥）、严重依赖农用机械。这种游戏只有大地主与资本雄厚的投资者才能玩得起。他们从贫困农民手中大肆收购田地，一步步取代小型、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在巴西与阿根廷出现了同样的局面：绝大多数的农场都是小农场，但绝大多数土地都由大农场占据。小农场每八公顷土地需雇用一位工人，而大农场每200公顷才雇用一位工人。于是，大农场取代小农场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大量的家庭农场主变成了无地农民，而现有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急剧减少。对失地农民而言，进城意味着栖身贫民窟，留在乡下意味着饥饿。本来，巴西与阿根廷都是世界粮仓，穷归穷，但穷一般还不至于陷入饥饿的境地。但现在，由于大量土地从生产粮食转向生产供出口的大豆，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这些地方也出现了饥饿现象。
即使是幸存的小农场也不得不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信贷、种子、机械、化肥、农药、销售渠道。他们无法与资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国粮商比实力，在双方博弈中不得不甘拜下风。
记者：中国大豆农户的情况又怎样呢？
王绍光：对中国这样的大豆进口国的小农来说，跨国资本的威胁更是十分直接而明显。大豆起源于中国，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而且迄今为止，中国生产的大豆仍是没有任何健康隐忧的非转基因大豆。面临国内日益高涨的大豆需求，这些本来都应是中国豆农的福音。中国的国家力量虽然十分强大，但生产大豆的农户（约4000万依赖大豆为生的农民）与孟山都、ABCD那样的庞然大物相比，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即使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在财力、物力、信息占有方面也无法与ABCD中的任何一家抗衡。
这还涉及到中国豆农另一个巨大的劣势，即在资本与信息占有方面与国际大粮商处于完全不对称的地位。在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拼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而是动员资本的能力、占有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四大粮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轻易地在短期内动员巨大的资金流。在信息占有与处理方面，他们的优势更是中国豆农（甚至中国的大企业）难以比拟的。四大粮商都是全球布局，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都设有专门收集市场信息的机构，与公司总部的信息处理中心实时沟通，由专业人士进行梳理、分析，它们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每年365天全天候运作，为国际期货市场上的买进、卖出决策提供支撑。正是由于具有资本与信息方面的优势，这些跨国粮商与华尔街的投机商得以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三次在国际期货市场作局向中国大豆压榨企业“逼仓”。经过那一次洗劫，中国压榨企业元气大伤，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停产倒闭，不得不眼看着跨国粮商借机以低价兼并中国企业。
如果那些资金还算雄厚的国内压榨企业都玩不过国际粮商与国际投机商，更何况那些单打独斗的中国豆农呢？面对被人为压低价格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的进口大豆，中国的豆农们往往不得不放弃大豆，另寻活路。结果，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在过去二十年里先是上下波动，最后几年便一头向下了。如果这种颓势不能扭转，那几千万豆农和他们家人的命运就令人担忧了。
记者：相对于生产国的豆农，跨国粮商具有无比的优势。由于大豆收购权也集中在少数几家粮商手中，他们可以尽量压低收购价，而豆农则往往别无选择。这是否意味着进口国的消费者也能搭车成为赢家呢？
王绍光：这不一定。只要可能的话，这些公司会把从低价购入得到的好处留作利润；只有为了打开或巩固他们在某地市场的份额时，他们才会让那里的消费者暂时获益。不少研究表明，农产品出场价格与最终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估计，在全球范围的大宗商品交易中（作者的主要例子是农产品），两者的差额越来越大，当时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而跨国贸易公司的垄断行为是罪魁祸首，因为哪里跨国公司的市场影响越大，哪里两者的差额就越高。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自2 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者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扩大得很快，尤其是在那些市场集中程度很高的国家。换句话说，消费者迟早也是跨国资本垄断行为的受害者。
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上的波动既不能完全由供求关系解释，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无序的投机。根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数据，从1983年到2001年，虽然世界市场上的大豆价格有起有伏，但都在160-320美元的区间内运动。然而，从2002年开始，大豆价格波动加剧，但一路向上。2004年突破360美元（正是在此前后，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几乎全军覆没），2007年底突破400美元，2008年中突破500美元。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一度导致大豆价格跳水，但最低也只是跌到320美元；然后升势再现，于2012年7月突破600美元大关，此后一直保持在500美元以上。很难证明前面将近二十年的供求关系比较平衡，而过去十年中，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如果中国的消费需求大增是驱使大豆价格上扬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国内豆农的大豆却难以卖出呢？显然，供求关系很难解释个中缘由。那么，这种变化能否用无序投机解释了？恐怕也不行。这就告诉我们，国际期货市场上的投机也不是无序的，赢家不是随机分布。真正的赢家还是那些拥有庞大资本的跨国公司。它们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抬高全球市场价格，使自己的盈利最大化。如果这个分析成立，消费者最终也会是受害者。2008年前后，不仅大豆价格飙升，其他粮食的价格也一起飙升。食物价格的上涨引发世界各地出现食物骚乱，并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权更替。人们有理由担心，在目前的市场格局下，这种情况还可能重现。
此外，资本控制大豆的产供销还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食用油消费量已经超标，使得患肥胖症与其他漫性病的人比重不断攀升。更大的隐忧是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存在什么潜在风险尚不完全知情。如果政府据此就为转基因食品大开绿灯，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资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控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生产带，单一作物的种植可能破坏土壤自然微生物成分，造成土壤流失；在那些不加限制地耕种转基因大豆、并严重依赖农用化工品的地区，这种危险尤为突出。更可怕的是，大豆生产在巴西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导致亚马逊雨林被大面积砍伐与焚烧的重要原因之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最终会危及人类本身的安全。然而，除了森林砍伐会破坏生物多样性以外，大规模生产转基因大豆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记者：非常感谢您关于跨国资本对全球大豆垄断和控制的详尽介绍，您有什么具体建议或忠告？
王绍光：我们应该看到，资本是促使大豆产供销在全球范围整合为一体的关键。大豆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然而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大豆，从准备投入生产开始，一直到其各类产品被摆上商店的货架为止，几乎是全面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他们的唯一目标是争取其所有者和股东们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已经危及亿万人民的安全，对资本权力高度集中的危害性，我们也许也应该高度警惕。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绍光于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00至今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