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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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授牌的第一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成立以来，4年间，总署又相继批复了8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如果加上2012年年底新批复的安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现在全国共有10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已成蓬勃之势。据统计，2011年，除去安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其余9大基地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还产生了第一个营业收入达到150亿元的张江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营业收入在50亿-100亿元之间的有3家，分别是：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杭州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湖南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可以看出，这些产业基地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正在对我国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型数字出版业态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但是，正如产业集群发展的普遍规律昭示的那样，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将会首先从企业集聚发展成为产业集聚，再发展成为产业集群。目前的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只是初步完成了企业集聚（有的尚未完成企业集聚），距离形成特色的产业集群还有一定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管理主体的管理权限、管理内容不明晰，基地发展的功能定位模糊

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本身来源于生态学，因此为了实现产业的良性互动，需要像生态领域那样，实现相关要素的有机融合与和谐作用。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目标是：建立政府引领、市场运作、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高度集中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内部，相关要素能有机融合与和谐作用。在政府引领这一块，在基地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作用不同。在基地发展的起步阶段，因为对数字出版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观念的认识以及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生产力要素等都没有到位，政府和其他管理主体应在尊重产业集群自身形成、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突出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在基地开始正常运转的发展阶段，各种配套设备逐渐齐全，龙头企业开始正常运转发挥作用时，政府和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主要是在突出监管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数字出版基地提供服务上，充分解放基地的新闻出版生产力，增强新闻出版产业活力。

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过程中，管理主体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目前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因为大部分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管理主体对于管理内容、管理权限定位并不明确，对基地发展的功能定位也比较模糊，这势必会制约基地的快速发展。

2 政策扶持不到位，缺乏各政府部门的统一协调

一个产业的集聚发展，需要政府在投资融资、科技开发、项目创新、土地使用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统一协调。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虽然有政府的大力推动，但是在土地、房产、税收等配套设施方面并没有完全落实。政府的扶持政策落实需要除新闻出版总署以外，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文化部、工信部、工商局以及当地政府等统一协调配合，但是目前政府各部门的配合还存在不到位、不及时、不协调的情况。

政府管理部门要以产业基地政策代替产业政策，以更为完整、科学、可行的产业基地政策代替简单的产业布局安排。协调各部委、各部门制定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各种优惠政策；制定有利于基地企业技术引进和升级改造的技术优惠政策，为技术与新闻出版业的融合创造良好的环境；制定有利于基地企业投融资的优惠政策，联合金融机构推出更多金融服务和产品，引入社会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吸引各方资本投入新闻出版业；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

协调各部委、各部门对各种优惠政策的及时、统一落实，使集群内的企业尽快享受到优惠政策带来的福利，刺激企业的积极性推动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3 企业扎堆，关联度和合作水平低

产业集群的本质是集中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所以具有分工合作关系和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没有这种紧密的关联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看，大部分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因还处在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集聚大多数是根据不同的企业禀赋、传统和地缘优势形成的，由于受企业产业类型，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管理目标和管理方式不同的影响，企业的产业集聚基本还处于自发阶段。在基地内部，各种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如国外成熟的产业集群所具有的上下游紧密合作的产业链关系，内部企业关联度和合作水平较低。很多情况下，在多数企业内部就可以完成从最初内容制作到最终产品的全加工过程，企业化集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松散的，甚至有些企业之间根本就不发生关联，普遍存在着各自为政、追求小而全、忽视市场细分、行业细分的倾向，影响了集聚地区域联合与协作优势的发挥。

从管理层面看，忽视产业集群发展规律是原因之一。产业集群被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一些政府部门将集群的规划建设作为发展当地经济、提高政绩的重要任务来抓，往往缺乏对基地发展的整体规划。主要体现在集群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追求进入园区的企业数量，能引进什么项目就引进什么项目，规划引导中急功近利，基地产业发展特色不明、定位模糊，忽视企业集聚过程中的产业关联度，最终致使基地的企业仅仅是“扎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难以实现集群内的集体学习和集群创新，集群的优势效应难以发挥。

4 龙头企业较少，没有形成有效带动

龙头企业在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方学者认为，龙头企业作为一种榜样和推动力量，其行为对集群中其他中小企业具有示范和促进作用。相关理论研究和产业发展实践也表明，龙头企业通过投资以及与其他企业间的协作，可以促进集群内部资源的共享：通过不断创新形成“新鲜产业空气”，可以带动其他企业创新；通过与集群其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实现知识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品牌扩散并主导树立地区声誉，可以为集群中其他企业提供营销支持。在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集群中，龙头企业是集群发展的蒸汽机，大企业是促进企业分工的直接推动力。专业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他中小企业能否正常的运营和良性的发展，关系到集群内各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企业集群化的基础。

我国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龙头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没有完全发挥出龙头企业应有的优势和作用。在发展规划上，龙头企业数量普遍偏少，在龙头企业的规模和量级上，与西方成熟的产业集群内的龙头企业不在一个量级上，带动效应也存在明显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数字出版产业整体的创新性不足，龙头企业在经验和能力的积累上远没有西方成熟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多，在技术、管理等各种创新上的领头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数字出版是个新兴的产业，所谓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和基地内的其他企业在规模等因素上的差异远没有国外发达产业集群中这两类企业的差异大，而这种大的差异是带动效应产生的前提。龙头企业的优势不够突出，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在细枝末节上投入大量的精力，既无法发挥带动效应，也制约了龙头企业的成长壮大。

政府应扶持龙头企业壮大，使其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提升培育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发挥其在产品辐射、技术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发展专业化配套企业，促进产业链延伸，提高企业间专业化协作水平，形成弹性专精生产体系；还应支持关键技术和基础工艺企业发展，加快解决产业链薄弱环节的问题。

5 数字出版界定模糊，产值统计口径不明

在《数字出版“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数字出版已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战略任务。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尚未形成有效的数字出版评估体系，对数字出版产值的统计缺乏明确的统计方法、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对于统计指标包含的含义、计算的范围和计算的方法也没有清晰的规定。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编的具有权威统计新闻出版行业数据的《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也没有专门针对数字出版业务的统计口径界定，表现在：一方面，在传统出版的业务指标统计体系中，没有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的统计，只是在原来的统计制度中笼统地加入了网络出版、数据库业务。数字出版包括的范围很广，仅仅这些根本无法真正反应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出版探索。另一方面，虽然因数字出版的发展，扩大了统计的范围，增加了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互联网出版单位和电子书出版单位的财务经营状况统计报表，但是这些报表主要统计的并不是数字出版的业务产值，而是财务状况，财务报表反映的是总体的财务经营状况，不能反映从事数字出版业务获得的收益，而这一块恰恰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领域。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处提供的2011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报送的数据，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实现营业收入150亿元人民币，江苏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营业收入93.98亿元，杭州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营业收入80.49亿元，湖南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营业收入56.91亿元，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营业收入23.11亿元，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营业收入8.28亿元，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营业收入是6.94亿元。那么，这其中有多少是从数字出版业务获得的收入？专门从事数字出版获得的主营业务利润是多少？从事数字出版获得的广告收入是多少？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部有赖于一个清晰的数字出版统计范围和口径的界定。

6 人才学历结构单一，数字出版产业复合型人才奇缺

人才是立业之基，是兴业之本。尤其是数字出版业，对人才智力因素有很高的要求和依赖。数字出版不是简单的由传统出版倒向数字技术的出版业态，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传播方案和综合服务提供，因此，它需要的人才不仅要精通传统出版，还要精通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对数字化浪潮下传统出版业的发展有全球性的视野，对传统出版与科技的融合有创新性的见解，对高新技术会颠覆传统出版业有很强的危机意识等。现在的状况是，精通出版的优秀人才往往不懂技术，深谙技术的人才又往往不懂出版，人才学历结构单一，复合型人才奇缺。根据《新闻出版行业科技发展调查》报告，在我国传统出版业中，从事科技、信息化和标准化工作的人员，学历结构普遍以技术类本科为主，在职称结构以中级、初级职称为主，而在出版管理岗位上的人员，拥有技术类博士、硕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比例偏低。这就是整个新闻出版行业的现状。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张江数字出版基地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大学和院校，以及一批优秀企业，但是精通出版的高新技术人才非常少，尤其是领军型的复合型人才就更少了。

因此，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加大对出版与科技融合的创意人才、设计人才、研发人才、制作人才等的培养力度，指导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务之急。

（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