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月·毒月·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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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端午节，今人大抵都会想到屈原、龙舟和粽子。在一般观念中，端午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一种纪念性节日，赛龙舟和吃粽子是该节日的两个标志性习俗，反映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两大基本特征——饮食和娱乐。

然而，无论就其性质、内容还是主题来说，古代端午节与今人观念中的端午节都是大相径庭的。古代端午节的民俗事象远不只上述几项，而是具有繁复多样的内容；其纪念、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后代不断衍生出来或者附丽上去的。通过系统清理各类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在端午风俗不断传播和流变的历史过程中，一些原本与之并无关联的民俗事象被添加了进去，另一些事象则被筛选掉，或被重新诠释和改造；在不同时代、地域和民族，端午风俗具有不同的事象聚合和内涵意蕴，差异相当显著。不过，各地端午风俗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并且两千年一贯的(至少在汉民族区域是如此)，这就是避邪祟、止恶气、驱毒虫、防疫病的企图和祈求健康长生的意愿，这些方面到了现代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如此说来，端午节与其说是一种纪念性节日，不如说是一种以健康长生为目标的“卫生防疫节”。

虽然龙舟和粽子很早就是端午节的重要物事，但最初的端午节并不像今天洋溢着娱乐、喜庆的气氛，相反，却充满了忧惧。古人之所以在农历五月造出一个“卫生防疫节”，乃是基于视五月为“恶月”的观念，这种观念自上古以后一直普遍流传。

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而《风俗通》则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恶月”之名，最早见于魏晋文献。《太平御览》中引董勋《问礼俗》曰：“五月俗称恶月，俗多持斋放生。”其后，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亦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但以五月为恶月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可能就已出现。《礼记》“仲夏之月”云：“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虽未明指五月为“恶月”，但已视之为阴阳争锋、生死攸关的一个特殊月份，要求清静节欲，饮食声色、坐卧起居和行事理政均需谨慎；人们进一步认为五月是“阴气萌作”、恶气盛行的时节，于是有了各种助阳止恶、驱邪防疫的风俗，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讳举五月(特别五月五日)所生子女，食枭羹，在门户上悬挂饰物以止恶气，采药、合药以及用五彩丝系于手臂以避凶邪、防疾病，等等。

视五月为“恶月”的观念，在古代一直相沿不替，直到清代仍是如此。因是月虫毒并作，疫病易行，故又称“毒月”；因人们心怀畏惧，禁忌多端，故又称“忌月”。清人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称：“白香山诗：‘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北齐书》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殆以五月为恶月也。今吴俗讳恶月为‘善月’，僧道先期印送文疏于檀越，填注姓字，至五月朔日焚化庙庭，谓之‘修善月斋’。其实不修斋也。是月俗称毒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可见这个观念流传久远。

何以古人对五月长期怀有如此强烈而普遍的恐惧心理以至于处处戒慎、禁忌百端?这应从中国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中寻求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东部尤其是长江、黄河流域位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夏寒暑变化显著，决定了这些区域生态环境的诸多特征，对当地人民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律，都有着莫大的影响。仲夏五月，南方梅霖正盛，暑气蒸郁，黄河流域亦进入酷热季节，人们经历着一年之中最严峻的生命考验。这个季节又正值农事繁忙，人民户外田间活动多，深罹骄阳烤炙之苦和暑湿蒸渥之烦，身体赢弱之人不免中暑而亡。对生命的威胁不仅来自于骄阳酷暑，还来自于有害生物的侵袭。仲夏气候湿热，正是毒虫繁育、病菌孳生之际，蛇蝎当道，蚊蝇猖獗，瘴霾弥漫，疫病极易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祛暑降温条件落后、医药防疫水平低下的时代，这些都不能不令人深感畏惧!古人视五月为“恶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面对这个时节充满凶险的生存环境，古人根据周围生态与文化条件发明和采用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与方法，不外采取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在物质上不断寻求医药，摸索防治方法。吃大蒜，吃五黄——黄瓜、黄鳝、黄鱼、黄桃、雄黄，或喝雄黄酒；穿五毒衣，带香囊，取夜露或捉癞蛤蟆作 为药物治病；用黄烟爆竹熏居住环境等，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再就是在精神上寻求支持和保护。通过龙舟竞渡以禳灾驱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行动。

久而久之便相沿成俗，只不过早先人们并不专重五月五日，至少夏至日也同样受到重视。后来构成端午风俗的一些事象，最初并不属于五月五日，而是逐渐向五月五日汇集的。比如粽子最初并非五月五日的专有食品，在《荆楚岁时记》中，粽子被列为夏至而非端午食品。何以后来专重五日并使之成为一个重要节日，而包括夏至在内的其他日期则逐渐不受重视呢?

闻一多曾从五行、五方、五色观念以及“五”与“龙”的特殊关系，解说古人何以选择五日这天过节而形成端午节俗，但稍嫌穿凿曲折。倒是宋朝人项安世的一段议论似乎更可遵从。《项氏家说》卷八《节序说》云：“俗言端午为屈原，七夕为女牛，皆附会之说也。大率人情，每两月必一聚会，而阳月必用、阳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教，示尊阳也。是故正月则用一日，三月则用重三，五月则用重五，七月则用重七，九月则用重九，皆取阳月阳日，独十一月用冬至，盖阳生之日，亦重阳也。《书》之正月上日与月正元日，皆正月一日之名也；《诗》之‘溱洧秉荫’，《论语》之‘暮春浴沂’，皆重三祓禊之俗也。然则节序之立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