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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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警棍的孤独少年

幼年的阿里尔很害羞，很内向，跟父亲一样不合群。从很小的时候，阿里尔・沙龙就痛苦地感受到横亘在父母和社区其他家庭之间的鸿沟，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他和朋友们只在村里的空地一起玩耍，却不会互相邀请去家里玩。阿里尔・沙龙后来承认这种疏离曾经令他很痛苦：“我总是在想‘他们的家’是什么样子。”少年时期最痛苦的一段岁月深深地留在沙龙记忆里：“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骑驴跌倒在一个沙堆上，摔伤了下巴。当时血流得很厉害，但是因为和医务室的领导长期不和，母亲维拉拒绝去莫沙夫的医务室，而是抱着我去三公里外一个朋友开的诊所。”阿里尔・沙龙后来说，尽管当时年幼，但是母亲抱着血流不止的他奔走在夜里的情景，一直深深留在记忆里挥之不去。这种糟糕的邻里关系对孩子的个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使得他后来对各种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保持距离。

到了阿里尔的变声期，塞缪尔・施奈尔曼送给儿子一根警棍，让他痛打卡法尔・玛拉尔和附近地区胆敢闯进他家果园里偷芒果的小流氓。阿里尔，这个孤独内向的少年，从此以后，每当他在村里散步时，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那根警棍。一件可以缓解孤独感的武器，不仅能带来某种令人陶醉的权力感，而且也因此大大改变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

跟所有犹太垦荒者的孩子一样，阿里尔・沙龙在20世纪30年代邑楚乌犹太人居住区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成长。1936年到1939年，阿拉伯人的对抗活动重新抬头，暴力行动不断增多，邑楚乌陷入了血与火的漩涡。10岁那年，阿里尔・沙龙参加了一个名叫哈萨德的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轻的同学把大木棒当做武器。这木棒似乎代表着力量，能够掩饰他们的软弱。

1941年，阿里尔・沙龙加入了卡法尔・玛拉尔村的居民防卫组织。是年，他虽然只有13岁，但手持著名的大木棒和父亲送给他的高加索匕首，定期在莫沙夫村周边站岗巡逻。在回忆录中，阿里尔・沙龙回忆了在那些漫长的站岗之夜心中涌起的波澜：“我紧紧地抓住那种让我产生自主意识的力量，只有靠自己，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一年之后，14岁的阿里尔・沙龙，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抚着《圣经》，宣誓效忠哈加纳。他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接受训练，不久就在格斗术方面遥遥领先。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未失掉镇静，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也是如此。他在战斗中一贯镇静，尽管有时因此而犯错。这种冷静和其他才能鼓舞了战友的斗志。大木棒和匕首换成了冲锋枪，使得阿里尔・沙龙彻底敞开了心扉，跟过去那个内向的自我分道扬镳。

从入伍到1948年5月，阿里尔・沙龙带领着他的小组，在夜间的小型武装冲突中对付阿拉伯人。5月14日，正是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日子。正在卡法尔休假的阿里尔仍保持着高度警惕。他非常清楚，最后一个不列颠士兵离开之日，就是战争爆发之时，那些焦急的阿拉伯人早就想冲进以色列。此时，哈加纳和邑楚乌的其他自发组成的部队合并成了“国防军”，即以色列国防军。而负责守卫沙龙地区的小组则重组成几支规模不等的队伍。就是在这个时候，阿里尔决定放弃自己家族的姓氏，而用更具有以色列特色的、他所生长的地区名“沙龙”为姓。

沙龙并没有带来和平，他只是重新燃起了希望

根据以色列国家邮局和内阁的统计，沙龙每年收到近一万八千封信！其中有些不寻常的信件，会在希伯来新年之际公开发表。有些信件向沙龙提供解决巴以冲突和复兴以色列经济的办法。也有些信件写得耐人寻味，以至于沙龙看的时候，竟然忍不住捧腹大笑。

比如，一位以色列姑娘向沙龙示爱：“沙龙阁下，希望您愿意与一位倾慕您的女人见一面。我会向您表白，认识您，我是多么多么幸福。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在基布兹接受教育后，我一直在管理教育机构工作。如果您愿意，我很乐意向您讲述更多。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内格夫，一个6岁小孩，要求沙龙修改18岁以后才有选举权的法令。他在信中写道：“6岁，已经很大了，在这个年龄，我们已经独立了，而且我们也很有责任心。”沙龙给他的小顾问回信：“亲爱的内格夫，你的建议很不错。但是，我不敢肯定所有的人都认为6岁是开始投票的理想年纪。”

阿里尔・沙龙很享受这些瞬间。严密的安全部署让他无法直接与以色列人民联系。然而，他渴望这种亲近。加沙撤离之后，加沙附近的纳哈勒・基布兹的学生们写信希望能与总理见面。尽管时间安排得很紧，阿里尔・沙龙要求与5个13岁的小男孩见面。他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基布兹的历史。由于不能参加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的葬礼，沙龙经常接见他们的父母。从1990年开始，马里特・达能一直担任着总理秘书一职。他证实说，只要那些沉浸在悲伤中的家庭要求，沙龙从不拒绝接待他们。沙龙在聆听这些父母的哭诉中不止一次地掉下眼泪。希伯来新年除夕，民意调查的结果让沙龙发现，他的撤离计划受到大部分以色列人的欢迎。

但同时，对总理发出的死亡威胁越来越多。就在沙龙访问法国之时，一些极端主义者给他下了“布勒沙・德努拉”魔法，这是一个古老的诅咒，拉宾在遇难之前也曾受到过这个诅咒。8月15日星期天，希伯来历法的4月9日，是两座圣殿被毁的纪念日。半夜，在总参谋长的命令下，加沙地带全部被封锁。古什・卡提夫居民还有48小时可以自愿搬迁。接着，从17日开始，以色列军队将进入所有的村庄强制撤离。

翌日，阿里尔・沙龙准备一份面向全国的演讲稿，他参阅了顾问和朋友们所写的不同的演讲稿，他要用清晰的文笔来拟订和修饰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份讲稿：“离开加沙的时刻到了。走出这一步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选择。这不是秘密：和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相信我们可以一直住在内察扎利姆和法达・罗姆。但是，现实在以色列，在这一地区以及在全世界都有所改变。这迫使我改变立场。我们不能永远待在加沙。超过一百万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那里，他们住在难民营里，拥挤，穷困，悲伤，而这些难民营正是仇恨的温床，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我们离开加沙，是因为我们很强大，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曾试图与巴勒斯坦达成协议走向和平，但是在仇恨和狂热面前，这些努力都白费了。撤离计划就是我们对这个现实的回应。巴勒斯坦人有责任与恐怖组织斗争，解除他们的武装……撤离计划将让我们重新确定国家内部的当务之急，填补社会鸿沟，与贫穷做斗争。”沙龙这番话特别是为古什的居民准备的。他向居民表示敬意，并承诺绝对不会抛弃他们，但是跟总统摩西・卡察夫不同，他并不请求原谅，只是保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在别处开始新的生活。他提醒负责撤离的士兵和警察，在他们面前的“是兄弟，而不是敌人。全国人民都在你们的身后为你们骄傲”。沙龙在结束语中说“在新的道路上，全民族要团结一致”。

第二天，几千名士兵在加沙的村落展开。所有的电视台直播了三天的撤离行动的场景，这个场面将永远刻在以色列人民的记忆中，可能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以色列士兵们紧紧抱住刚从房子里搬出来的居民们，犹太居民们很容易将他们的搬迁跟大屠杀期间他们的祖先被放逐联系起来，数以千计的游行者和士兵在古什・卡提夫的首府内韦德卡里姆的犹太会堂做最后的祷告，没有自制力的年轻人向以色列士兵喷洒化学药剂，死守着法达・罗姆的犹太会堂。不管搬迁有多么痛苦，也不管做出过千百次的威胁，没有一个犹太居民向士兵挥起武器。没有人愿意对士兵抡起拳头，他们在行动中“既坚定又不忍”。

阿里尔・沙龙和以色列国家给自己提出的挑战顺利完成了。这番动荡的制造者是个78岁的老人，他把他的一生都用来为以色列的安全和犹太民族的荣耀而战斗。从加沙撤离之后，沙龙并没有带来和平，他只是重新燃起了希望。（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