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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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内的650个农户为有效样本，分析了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劳动力投入行为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常住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分别有显著正、负面影响；②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③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而对其它四类表现形式影响不显著；④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提高产量而会造成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⑤农户经营组织行为中，有机肥施用行为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这些未施用的有机肥又会加剧生活垃圾污染，而且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也就变弱。另外，参加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可见，农户经营行为更多地是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污染及生活垃圾污染，对空气噪音污染及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
关键词 农户；经营行为；农村生态环境；两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 F323.22：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26-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5
着两型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人们在不断关心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也意识到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于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侯俊东等［1］采用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归为农业面源污染、农村水质污染、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工业转嫁污染五类。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农村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除了城市污染转移是外来因素，乡镇工业污染是以企业为基本单位产生之外，以上所提到的大部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都或多或少的与农户的经济行为有关［2］。为此，从农户的经营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热点问题［3］。农户作为农村生产中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位，其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的生态系统保护与整个农村的可持续发展［4］。Hu［5］指出农户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传统农村经济中，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农户在选择生产项目和生产规模时，主要考虑的是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且，重经验轻技术，生产中多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肥料多以有机肥料为主，因而生产经营中造成的污染较少，生态系统保护较好。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以来，农产品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户生产经营目标逐渐变化为利润最大化目标，农户生产经营方式也转变为现代集约生产类型，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加上我国特有的农户生产禀赋构成了我国现阶段特有的农户生产经营形态。可见，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同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已经到了息息相关的地步。因此，从农户入手，研究并优化我国农户生产经营行为模式对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两型社会及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主要利用一般计量模型建构了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即农业面源污染、农村水质污染、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工业转嫁污染）的数理模型，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分析，给出合理政策建议。
1 文献评述
农村生态环境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更多的是以农业污染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此领域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工程技术措施、理论角度、经济管理措施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角度探讨如何防止农业污染，而对导致农业污染的原因分析不足，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户是防治农业污染的主体［6］ 。
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研究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如陈利顶、马岩［3］从理论上探讨了农户的经营行为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李海鹏［4］研究了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面源污染效应。宋建辉［6］深入分析了河北省农户经营行为与农业污染的关系及防治农业污染的对策。赫晓霞、栾胜基［7］通过观察和访谈的方式了解了农民在不同的行为方式下的所面临的农村环境问题。邱长溶、郝爱民［8］分析指出建设节约型农业的关键是优化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洪音［9］以土地沙漠化发生的三个典型区域类型为例，采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农户的生态经济行为进行了调查，揭示了农户生态经济行为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这些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大多是以农业污染作为生态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虽然，农业污染是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但是着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非农业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与日俱增。为此，本研究以两型社会建设为背景，依托侯俊东等［1］实证研究得到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五种表现形式，深入揭示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拓展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体系。
2 研究方法
2.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农户经营行为是指为了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或精神需要，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做出的农业投入与管理的反应或决策，主要包括农户生产投资行为、消费行为、择业行为和储蓄行为等［10-11］。在此定义基础上，学者们通常认为应从农户的角度把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而，通过访谈发现，农户的经营行为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土地有强烈的依赖关系，一般将土地作为生活的重要保障。再加上，农户处在社会较低阶层，其行为的选择往往被迫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性，农户总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等外部条件的约束下来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实现该目标所采取得手段。于是，受利益驱使，一般会通过经营行为，追求短期的增产，忽略对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将选取表1所示变量来衡量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
将农业面源污染、农村水质污染、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工业转嫁污染五个方面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分别用Y1、Y2、Y3、Y4、Y5表示）及农村生态环境总体状况（Y）作为衡量农村生态环境的指标，参考已有的研究方法，采用一般线性模型来分析农户经营行为对生态环境环境及其具体表现的效应。模型的一般形式：
y=α+β1x1+β2x2+…+βpxp+ε(1)
其中：y表示农村生态环境变量，Xi（i=1,2，…,p）表示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变量，ε表示机扰动项。
2.2 数据来源
基于方便回收的考虑，采用实地调查法。为了使调查
地点具有代表性，课题组在地点选择上采取了分层抽样方法，共选择了8个城市，如表2。
进而，根据问卷调查便利性，以及抽取城市的地形、通达性、土地类型和经济水平4个类型选取的现实情况，选取了新洲等8县市的22个村作为调查村，对村里的农户再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7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50份，基本信息如表3。
3 研究结果
首先通过对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标准化并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但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33至1.558之间，明显小于2.5，故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进而将分析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
不同农户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规避这一差异，故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时，将农户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利用SPSS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从整体上看，模型2、4、6、8、10、12通过显著性检验（p
（1）劳动力投入行为。
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等农户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农村生态环境总体、农村水质污染、空气污染、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不显著；大部分变量对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与侯俊东等［1］实证结论一致。不过，研究还发现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0.242，Sig.=0000；β=-0160，Sig.=0000），这说明农户越是依赖农业，收入就越低，农业面源就越高；家庭常住人口对生活垃圾污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89，Sig.=0018），家庭人均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0.106，Sig.=00009），这说明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产生的生活垃圾就越多，而人均收入越高，生活水平也就越高，所造成的生活污染也就越低。
（2）农户文化程度。
农户的文化程度对生态环境总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105，Sig.=0015），并且对农业面源污染、农村水
质污染、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和工业转嫁污染均有显著影响（β=0151，Sig.=0000；β=0115，Sig.=0007；β=0168，Sig.=0000；β=0143，Sig.=0001；β=0157，Sig.=0000）。由此可知，文化程度越高，他们越能意识和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3）经营规模。
农户经营规模主要由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指标来体现，经分析发现，农户经营规模除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正面影响外（β=0111，Sig.=0006）；对生态环境总体、农村水质污染、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转嫁污染均没有显著影响。
（4）农业投资行为。
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主要体现在农产品自用比例指标上，自用比例越低，则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以上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对生态环境总体、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转嫁污染均无显著影响，而对农业面源污染、农村水质污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0135，Sig.=0001；β=-0098，Sig.=0016），即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了提高产量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及农村水质污染的情况就会越严重。
（5）经营组织行为。
农户的经营组织行为主要由有机肥施用情况、有机肥每亩平均施用量以及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情况三个指标来体现。从总体上来看，有机肥施用情况、有机肥每亩平均施用量以及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情况均对生态环境没有显著影响。从个别指标来看，有机肥施用情况对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β=0125，Sig.=0002；β=0088，Sig.=0029）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农村水质污染、空气噪音污染以及工业转嫁污染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不施用有机肥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且这些没有施用的有机肥也加剧了生活垃圾污染；有机肥每亩平均施用量对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水质污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0159，Sig.=0000；β=-0085，Sig.=0036），而对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转嫁污染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农村水质污染情况也就弱；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情况则对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水质污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76，Sig.=0058；β=0121，Sig.=0003），而对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转嫁污染则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
（6）农户环境关注度。
通过分析发现，农户环境关注度对生态环境总体、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水质污染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β=0138，Sig.=0001；β=0115，Sig.=0003；β=0073，Sig.=0063），对空气噪音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转嫁污染则没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基于调研数据以及构建的模型，通过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1）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农户生产目标、行为特征等内部因素以及市场机制、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均会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作用于外在环境，最终导致环境恶化。然而，实证结果表明，除农户文化程度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对农村生态环境有着显著的关系外，农户经营行为的其它变量与其对农村总体的生态环境状况感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显然，现实与理论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可能是由于在两型社会建设的初期，农户对其长期从事的农业经营行为会造成污染的认识并没有得到改变。为此，政府、非营利组织，乃至于市场都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农户的生态意识。
（2）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自主经营权在农户，在现有利用模式和政策下，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对周边环境维护提供了大量环境功能，却无法对农户产生经济利益，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农户在生产中主要考虑自身经济利益而忽略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效应。
（3）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的劳动力投入行为、文化程度、经营规模、投资行为以及经营组织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及农村水质污染影响较大，这进而说明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注意自身在追求经济利益过程中，也要密切关注自身行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产生的负外部性最终还是需要大众来买单。
（4）在保障农产品安全的前提下，保持恰当的农产品自给率，可以减轻过量施肥或者其他过度的生产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发展生态农业也是控制农村生态环境污染较为理想的经济方式。生态农业的应用与推广，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技术水平，有利于污染的有效控制。另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业生产者素质是有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且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同样有利于控制污染。调整农业技术培训和推广的方向，使农民获得更多的合理施肥信息，加强农民专业组织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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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armer Household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haviors on Rural
Ecoenvironment
HOU Jundong LV Jun YIN Wei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haviors of farmer households concern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allocation of the production resources and affect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650 respondents of farmer households from Wuhan Urban Circle and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valid sample, this paper, by means of econometric model,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haviors of the farmer households on rural ecoenvironment and their five representation fo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come source and per capita income per family in labor force input behavior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family permanent population and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per famil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domestic garbage pollution respectively; (2)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of the farmers, the better they realize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problems; (3)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operation, the more serious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meanwhile, they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other four forms; (4) the more 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the more serious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rural water pollution caused by increase in yield; (5) in the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 behaviors of farmer households,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will result i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these unapplied organic fertilizers aggravate domestic garbage pollution. The more the organic fertilizers applied, the worse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the rural water pollution. In addition, the participation in agrotechnical training will reduce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pollu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Therefore,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haviors of farmer households mainly affect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and domestic garbage pollution while in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airnoise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red pollution.
Key words farmer 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havior; rural ecoenvironment; twooriented society
收稿日期：2011-10-31
通讯作者：侯俊东，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09YJA79018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1YJC630061）；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开放基金项目（编号：2011B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