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商行突破技术瓶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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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银行间的竞争已从前台逐步转向中后台，在流程的控制与再造、资源的运用效率等方面开展深层次的竞争。
目前，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现代银行业发展的支柱，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越来越与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然而信息技术对城市商业银行而言，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尴尬。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使其不得不持续、大量投入；另一方面，“IT黑洞”的出现――大量投资不仅不能确立相应的竞争优势，反而使其劣势和矛盾日见明显。
城市商业银行的矛盾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与城商行信息技术反应滞后的矛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中，银行必须对客户的需要作出快速而灵活的反应，但目前城商行的信息技术水平往往只限于被动、滞后地对系统缝缝补补，缺乏超前性。二是信息技术的规模效应与城商行规模过小之间的矛盾。信息技术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资金密集型产业，规模效应十分明显，而城商行的四大困境中，其中一条就是“IT系统建设成本超出单个城市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三是银行信息技术对专业化程度的较高要求与技术公司专业化服务水平较低的矛盾。靠技术外包显然无法有效突破城商行的技术瓶颈，更何况银行的核心资源――信息一旦假手他人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隐患。四是决策层越来越难以正确识别技术需求和判断哪些技术投资是必需的、适量的、有价值的。
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层次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银行间的竞争已从前台逐步转向中后台，在流程的控制与再造、资源的运用效率等方面开展深层次的竞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逐渐成为衡量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2006年8月，长沙商行正式启动设计和开发基于银行中后台的控制与决策分析系统。
管理会计原理对系统的要求
从银行一般的营销角度来看，对客户经理、机构、产品、渠道、客户这五个维度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是实施精细化管理的精髓，这必须通过管理会计的信息体现。同时，作为金融企业，银行与一般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还受到资本的约束。目前银行业已经跨越了规模约束、盈利约束的时代，开始实践资本约束的经营模式，新的经营模式需要管理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支撑。
以前，大家只关心财务会计报表上的净利润。但是，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会遭遇到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对预期损失的处理办法是提取拨备（减值准备），按贷款的五级形态分别乘一个不同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风险成本。例如，支行有敞口贷款8亿元，全部为正常贷款，按1%计的风险成本为800万元。
绿色利润=净利润－风险成本
对于非预期损失，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覆盖。各个支行经营的都是风险业务，每一笔风险业务都会消耗稀缺的资本。按非预期损失计量方式计量的资本消耗结果就是经济资本。
例如A、B、C三个支行，绿色利润分别为3500万元、2000万元、800万元，谁的业绩好？假设通过经济资本管理系统计算出A、B、C三个支行的经济资本占用分别为18000万元、10000万元、2000万元，股东会这样算：我的资本投资在别的地方会获取20%的收益率，A、B、C三个支行应该带来至少3600万元、2000万元、400万元的回报，以此衡量，则A支行3500-3600=-100，B支行2000-2000=0，C支行800-400=400，即EVA经济增加值C支行为400万元，B支行为零，A支行是负数。
EVA=绿色利润－经济资本成本
如果仅仅只对机构进行EVA绩效评价，只需财务会计系统和经济资本管理系统的支撑就可进行。对客户经理、机构、产品、渠道、客户这五个维度进行EVA绩效评价是管理会计的重点，建设管理会计体系，银行必须在多个维度上完成经济资本的分摊、业务FTP资金收入或成本的分摊以及运营成本的分摊。最终实现：
EVA=收入-风险成本-资金成本-经营成本-资本成本
基于上述原理，整个体系以已有的核心系统和需新建的经济资本管理系统、FTP系统、运营成本分摊系统为基础。
系统建设技术框架
经济资本管理系统
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对各个业务层次、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通盘管理。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经济资本的计量范围至少应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对于以上风险的计量既可以在单笔交易的层面上展开，也可以对组合做整体的度量。
银行应该有多少资本，要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量来确定。银行为抵御非预期损失而“应该有”的资本称为“经济资本”。根据长沙商行目前数据的结构和质量情况，上线的经济资本管理系统按两种口径计算。
第一种，按风险加权资产乘以8％的比例。这种口径的计算结果在经济资本管理系统中被称为“监管资本”，因为它是按银监会核算资本充足率的办法计算的。这种办法计算全行总体资产组合的风险也许比较合适，但不能满足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例如，按这种办法，一笔1000万元的敞口，是用房产做抵押的正常类贷款，其核算出的经济资本是80万元；同样的贷款，如果是不良贷款，其核算出的经济资本也是80万元，这明显不合理。因此，长沙商行的系统提供了第二种核算经济资本的办法。
第二种，按内部评级法模型核算经济资本。基本方法是，五级分类的状态对应一个违约概率，违约概率通过五级分类的迁徙率来计算，抵质押品的构成对应违约损失率。系统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模型，用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敞口大小、资产剩余期限四个风险因素带入国际标准模型算法，计算业务的风险。这样核算出的风险在系统中被称为“经济资本”。同样的风险加权资产，资产质量越高，“经济资本”越小；抵押品越足值、品质越高，“经济资本”越小。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FTP）
EVA绩效考核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利润的分配和成本的分摊，从银行损益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完整的绩效考核所需的各个组成部分。资金转移定价解决了两个要素的分配：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通过实施资金转移定价，银行能够像衡量贷款的盈利能力那样来衡量存款的盈利能力；存款不再是亏损的产品，而是盈利的产品，从而可以确立银行负债业务的利润中心。有了资金转移定价，银行才可能客观地衡量产品的盈利性，为实现产品条线管理的事业部制奠定基础。
长沙商行的FTP系统使用了两条FTP价格曲线，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同业业务、协议存款、票据业务使用市场收益率曲线进行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的分摊；人民币存贷款业务使用内部收益率曲线进行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的分摊。
系统采用了McCulloch和Nelson两种模型来构建市场收益率曲线。McCulloch模型能在期限的短期部分对价格曲线作出较为精确的拟合，而Nelson模型则对价格曲线的长期部分有非常稳健的拟合效果。
内部收益率曲线以长沙商行剩余期限的负债成本为基础，经各项调整后（活期分摊、资金运用效率、准备金、运营成本、利润等）形成。
系统使用了期限定价法(termtomaturity/repricing)、指定利率法(assignrate)、现金流法(cashflow)、锁定利差法等9种不同的方法应用到长沙商行具有不同账户特征的业务，进行账户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的计算。
以对公活期存款为例，如果其沉淀率和对应期限上内部资金转移的价格（内部收益率曲线）为表所示：
则活期存款（对公）的利息收入可计算为：
42.50%×3.59%+6.70%×3.70%+50.80%×3.78=3.69%。
资产业务风险定价系统
股东关心的企业价值或者银行价值，在实践中长沙商行用经济增加值（EVA）表示，即银行的净资本回报。当资本回报超过资本成本时，银行的经济价值提高。经济增加值表示为资产的收益在扣除债务资金成本、经营费用、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成本后的净值。债务资金成本、经营费用和预期损失可理解为资产所对应的财务成本，经济资本成本则可理解为银行资产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应获得的期望收益，即资本的机会成本。当资本回报大于资本成本时，特定的资产或业务创造了新的银行价值。
通过资本成本刻画银行的风险承担，一方面反映了长沙商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资本的成本属性和股东对风险溢价的关心。因此，资本成本就意味着股东因承担资本损失风险而要求的额外收益，等于特定资产所分配的经济资本与期望收益率的乘积。实现银行的持续发展和经济价值的增加至少应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能够对各种风险的各类资产或业务单元进行一致的业绩判断，获得不同资产或业务单元对经济价值贡献的具体信息（由管理会计系统EVA业绩评价解决）；第二，在此基础上确定总体的以及不同资产或业务单元的风险承担水平，并分配经济资本，继而调整资产或业务发展结构（由经济资本管理系统解决）；第三，风险资产定价能充分反映对应的风险并实现股东的风险溢价，使资产收益可以抵补所有分配的成本（由风险定价系统解决）。
一笔业务，其风险调整后的收入为：收入减去税收、运营成本、(FTP)资金成本和预期损失，风险调整后的收入与此笔业务应承担的经济资本的比值就是此笔业务的RAROC，如果RAROC大于股东的期望值，则此笔业务为股东带来了经济价值的增加，也就是现代财务概念所说的EVA大于零。
风险定价的基本点就是资产业务的EVA>0。
其他配套项目
除了以上介绍的经济资本管理系统、FTP系统、风险定价等系统外，其他配套项目还有不少，包括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仓库系统升级、CIF系统等近20个项目。
长沙商行的经济资本管理系统解决了各业务品种、各机构的经济资本核算问题，为实施EVA考核奠定了基础。FTP系统可以对各个业务品种的盈利性进行分析，为客户经理考核和经营决策提供依据。风险资产定价系统能充分反映对应的风险并实现股东的风险溢价，使资产收益可以抵补所有分配的成本，目前在风险管理系统中上线试运行的对公贷款风险定价系统为支行贷款定价决策发挥了积极的参考作用。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进一步完善的措施包括完成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利率风险的管理；将现在的机构EVA评价逐步推向产品和客户经理等管理维度；建立个人业务、微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批量审批系统，进行贷款申请、审查，集中估价、电子合同打印等无纸化操作的流程再造；完成CIF系统中客户价值的评估，支持零售业务的目标销售；运用企业应用集成技术，粘合各种与业务相关的异构系统、应用以及数据源，从而满足各系统之间无缝共享和交换数据的需要；建立统一的综合授信平台，对单一法人客户确定包括贷款、贸易融资、贴现、承兑、信用证、保函、担保等表内外信用发放形式的本外币统一的综合授信额度，实现授信额度集中管理等。
启示及建议
城商行破解技术瓶颈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外包”，用两条腿走路。
葡萄牙银行业中综合实力最强、也是应用信息技术最为成功的葡萄牙商业银行（BCP）宣称：“BCP是IT的使用者，不是开发者”，摩根银行也坦言：一家银行不可能领先于所有方面，同世界级外包公司联合将使摩根银行立于有创造性、灵活管理技术的前沿。金融大鳄尚且需要广泛地推行技术开发的外包，更何况规模偏小、实力有限，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面前往往无所适从的城市商业银行。外包不仅成为城商行破解技术瓶颈的优先选项，也是必然选择。
但同时，正是看准了城商行技术开发的瓶颈和软肋，以及技术开发过程中极为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一些技术服务公司对城商行的技术交易“漫天要价”，价高质次，使城商行的技术开发外包往往不成功，不仅花费巨大，达不到要求，而且受制于人，技术投资的“黑洞”越来越大。
城商行破解技术瓶颈，既要通过外包突破资源局限、集中精力培养和管理核心能力，又要坚持以我为主，通过掌控外包技术的研发过程、核心内容和知识产权，把握技术开发的主动权。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长沙商行有几方面的体会：
有效整合技术需求。各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与管理信息小组之间要加强沟通和协调，明确和梳理各业务需求，避免重复开发和数据冲突，最终实现业务能够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内。
统筹规划技术开发。业务发展有迫切需求的项目优先开发，基础项目优先开发，各项目之间要实现资源共享。在对研发进度的规划和掌控过程中，长沙商行分别采用了甘特图和网络技术分析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两种方法各有侧重，都是行之有效的技术开发进度控制方法。
慎重挑选外包公司。外包公司的研发实力和诚信状况关系甚大，对外包公司的考察主要有以下几个指标：资质情况、研发队伍实力、专业化程度、已有创新成果及自有知识产权状况、成功案例、先期合作情况等。对外包公司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合同条款明确银行掌握知识产权，银行员工参与共同研发，在银行办公场地进行研发等。
加快应用转化成果。任何技术运用到商业中的第一条规律是：运用在高效率工作中的自动化技术将会提高效率；第二条规律是：自动化技术运用到低效率工作中将会降低效率。长沙商行从多个方面保证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有效性，以实用、有效作为技术开发的原则；组织各专业业务骨干对技术需求进行讨论、参与决策；加强对新系统应用的培训力度；硬性要求各个新系统数据输入的时限；建立各部门、支行的科技联系人制度等。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信息系统框架基本搭建、功能不断完善之后，长沙商行顺势全面推行了经济资本管理，逐步实施了向大零售银行转型，对全行的经营和发展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城商行有必要建立信息技术的合作联盟或交流共享机制。
由于城商行业务特色和市场定位有更多的相近性，而经营范围又存在地域上的区隔性，城商行之间对于技术转移、交换的态度较具开放性，而通过有偿交易的市场手段更能够大幅提高城商行之间技术交流的成功概率。
建立专业化、常态化的城商行信息技术的交流和共享机制，通过全国100多家城商行的技术交流、交易甚至深化技术分工来达到共同推进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进步。关键的一点是需要存在中介机构的引导和协调，笔者认为，由银行监管机构组织成立类似清算中心、银联之类的中介机构是比较可行的。
另一方面，山东省14家城商行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联盟也不失为改变城商行“单兵作战”开发模式，破解技术瓶颈的一条好路子。山东省银监局局长周忠明曾预测：平台运作成功后，有望将各城商行的后台维护成本降低到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在这一方面，长沙市商业银行曾做过成功的尝试。2005年5月由长沙商行发行的芙蓉卡继株洲、湘潭、岳阳三家城市商业银行与邵阳城市信用联社联合同步发行之后，又登陆衡阳，芙蓉卡在五年内覆盖了湖南省内六个经济强市，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高市场占有率的区域性银行卡。目前，芙蓉卡已成为了湖南城商行（信用社）共同拥有的一个品牌。
（作者单位：长沙市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