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宋代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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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后周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结束了五十余年封建割据的局面。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时局的安定与统治者的需要使得佛教呈现复兴趋势，随着佛教禅宗的盛行，禅宗也影响到绘画方面。涌现了慧崇、仲仁、居宁、楚安等这样的画僧而且还有苏轼、李公麟等一批热心参禅的士大夫画家，他们遥相呼应，无论在人物、山水、花鸟等方面对传统风格都有了全面突破，在创作思想和审美意识上对后世文人画以及日本绘画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潘天寿文集》中讲到“宋代是禅宗的极盛时期，此间的禅画通行罗汉图及禅宗礼仪的表现，摒弃了从前对诸尊图像的礼拜，取而代之的是以道释人物的绘画，这些作品大都出自于兼长山水等画科的画家手中。如：僧人法常所作的白衣观音像等，利用水墨画的特点，以清淡之笔来表现禅宗之意。其中的绘画题材，多以雨竹风花来表现，借助此类事物来帮助说禅者悟道修缘。而对于禅画的态度，并非如将其作为宗教的奴隶，其中在表现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诸如鸟兽木石，山云海月，直到人事百态的刻画，可谓超越了一般佛画的羁绊。这些均是悟禅者自己对禅学与绘画之间所寻找的最终契合点。正是这种摒弃教义表面的做法，才使得当时的绘画，随禅宗的盛行而繁荣一时，并于当时社会各处蔚然成风。其间，多盛行文士与禅僧共相适应的一种墨戏，如僧人罗窗静宝，其中的山水、树、石、人物笔迹随意，点染淡雅，意简得当，表现出高雅脱俗的画风。诸如此的僧画有子温的蒲桃，圆悟的竹石，慧丹的小丛竹，这些画均为墨戏之作。此风自宋而始，直到清代的、石涛、石溪等多是以禅理悟绘画，以绘画悟禅理者。”由此可见，宋代禅宗画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佛教禅宗在这一时期最独特的表现，也使宋代绘画吸取禅宗精华而达到了新的境界。

五代著名画僧贯休是禅宗画的最早体现者，他的作品风格也代表了禅宗画的普遍样式，并直接启发了以写意水墨为显著特征的文人画的发展。到了宋代以梁楷、法常为代表，梁楷本是南宋宁宗担任画院待诏，这是最高级的宫廷画师，皇帝曾特别赏赐金带，但梁楷却不接受，把金带挂于院中，飘然而去。梁楷虽非僧却擅禅画，其中年以后所画《六祖伐竹》笔墨粗率，笔笔见形，“心之溢荡，恍惚仿佛，出入无间”。梁楷似乎也参弹入画，视画非画了。所画的《泼墨仙人》匆匆几笔就勾勒出酣醉的人物形貌，整体几乎水墨泼写，浓淡多变的墨色随着轻快的笔触纵横穿插，不拘形似，却给人极强的印象和感染力。《布袋和尚》则刻画弥勒世俗化身，构图简明有力，用笔简介粗放，和尚衣袍寥寥数笔，神态活现，柔和随意而又浑厚有力，自然传神。似乎在挥毫泼墨之中梁楷与画中人已经混入一体，进入心灵沉醉的顿悟之中了。梁楷的画是一种笔墨体验、心境体验，更是一种禅意体验。他的减笔人物画对后世也有着重大影响，开辟了写意人物新天地。法常（牧溪）是豪爽、有气节的画家，性格耿直，曾因谚语触犯奸相贾似道而遭全国通缉，南宋灭亡后出家为僧，曾与日本高僧圆尔圆辩的弟子同门，以观音像最为著名，用笔轻缓、随意，轮廓柔和婉约，墨色酣畅，使画面明暗层次丰富，画面朦胧、滋润。作品涉及水墨龙、虎、猿、山水、人物等等，他的《老松八哥图》将深厚精髓的哲理蕴含与简练柔和的笔墨之中，寓无限之意于有限之象中。《老松八哥图》是牧溪对世界的自在自适之意？或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本源”的禅意？法常不仅是在佛教和绘画上卓有成就的大家还是沟通中日文化的桥梁，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德寺的《猿图》、《观音图》以及《竹鹤图》就是当初与法常一起学佛法的圣一法师带回日本收藏的。

在禅宗画兴盛的宋代，除了水墨画的发展，禅宗对宋代文人画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黄庭坚以画参禅的见识：“余未尝识画，然参禅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工桔，造微入妙，然此岂可谓单见寡闻者道哉。”再有对绘画品评：“如虫蚀木，偶尔成文，吾观古人绘事之妙处，类多如此。”以及《画继》有善梅画僧仲仁作山水卷，黄庭坚题跋论画的记载：“高明深远，然后见山见水，盖关全、荆浩能事。画光懒笔，磨钱作镜见耳。”由此可见，文人画思想与宋代禅宗的结合正以一种新的状态推动着绘画的前进，同时这一时期的禅宗画也在一批文人思潮的影响下进行创作。

宋代禅宗画虽然不能代表宋代最高的艺术成就，但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的绘画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元代寺观壁画、明代花鸟画，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代“四僧”与“扬州八怪”以及日本绘画都受到了宋代禅宗画的影响。现如今，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产生了反思。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应当更好的利用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来更好的研究宋代绘画中的禅宗画艺术，促进美术学研究的创新。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